3.你是我的亲人
“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口头禅，对于年轻的“麻医”而言，后面一句应该改成“哪里危险哪安身”。在长达几十年的国家行动中，年轻的医生们义无反顾地与麻风展开了生死搏击，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消灭麻风，救助病人，还人民一个健康的身体。
沂蒙人黄义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黄义，沂蒙山区费县人，虽然不是麻风防治专家尤家骏的嫡系门生，但是也接受过他的培训，算是他的准学生了。
黄义在太阳底下足足奔波了70里，但这70里完成的仅仅是三个村庄的普查。望山跑死马，八百里沂蒙山崮交错，半天爬不出一座山。这一次出门，黄义要跑20多个村庄，也就是说，他前面的路还很遥远。那个时候自行车还是稀罕物，黄义没有，他只能靠自己的双腿走路。一路走下来，他感觉异常疲倦，双脚像是被山里的荆棘缠住了一样，迈起来异常沉重。眼看着天就要黑了，他需要找一个相对安逸的地方，好好睡上一觉。
前面有一家招待所，他长舒了一口气，提着行李走了进去。当他在招待所的登记处工工整整地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单位的时候，服务员瞥了一眼就大叫起来：“麻风？”
黄义被这声严厉的质问惊住了。
服务员二话不说，从黄义的手中一把将登记表抢了过来，狠狠地撕掉，然后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们这里没有床位了！”
黄义纳闷地问道：“刚才你不是说，你们这里还有10个床位吗？”
服务员还是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这里没有给大麻风住的床位。”
黄义赶紧解释道：“我不是麻风病人，我是麻防站的医生。”然后，他把自己的工作证拿出来，不断地重复道，“姑娘你看，我是一名医生。”
服务员根本不看他的证件，只是继续喊道：“我不管你是什么医生，凡是和麻风病人接触的人，我们这里都不接待。传染！传染你不知道吗？”
黄义还想辩解，服务员转身喊来了五六个人。他们远远地站在服务台后面，大声责备着：“你不能住在这里！你难道不怕传染给别人吗？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不负责任？”
面对步步紧逼，黄义后退了。他刚退出大门，只听砰的一声，大门就被死死地关闭了，一个声音抛出来，一下子击穿了黄义的心：“都给我记住了，不能让大麻风进来！”
一个一心防治麻风的医生，被谈麻色变的群众视为麻风的传染源，黄义尽管了解这种社会现实，但是面对无情的拒绝，他的内心还是痛苦的、悲伤的、无助的。然而他愤怒不起来，一整天的奔波让他已经没有任何力气去愤怒了。他只能默默地收拾起自己的行李，走了。此时，天已经黑了，没有路灯，没有车辆，甚至没有人影。他不知道该去往何方，不知道有谁可以收留他。他想大声地呼喊，大声地哭泣，因为无数难以名状的伤痛就如同沉重的山石一样，结结实实地压在他的心头，无论他力气多大，都没有办法将它们移动哪怕一厘米的距离。
他想，也许只有同行可以接纳自己，虽然距离最近的卫生院有十几里的路程，但是那里至少能给自己提供一个可以睡觉的地方。他再次背着行囊，向着十几里之外的地方走去。夜色无边，孤独的黄义是那样无助，内心深处五味杂陈。夜已深，周围寂静得令人害怕，连鸣虫都已经沉默了。空荡荡的路上只有黄义自己，他的身体已经疲惫到了极点。这是黄义一生中无数次经历的场景，刻在记忆的深处，始终无法抹去。
终于，他走到了一个乡镇卫生院。他原以为他的同行会接纳他，但万万没有想到，在这里，他遇见了同样的充满歧视和恐惧的目光。那个时候，谁都不愿做“麻医”，千年恐慌造成的压力太大了。他再一次想离开，可是现在他又能去哪里呢？最终，疲惫至极的他选择了妥协：不走了，就在病房里住下，能遮风挡雨就足够了。
狭窄的病床足够一个疲惫至极的人安眠了。
黄义每次下乡总是准备一些玉米窝头，有时也会带上几个白面馒头，能赶上乡镇卫生院食堂开饭，吃上一顿热乎饭，那就是天大的福气了。黄义决定，早饭到卫生院食堂吃。轮到他打饭的时候，他递上了饭票。一夜的奔波早已经让他饥肠辘辘，看到香喷喷的饭菜到了自己的碗里，他心里热乎乎的。然而，正当他转身离开准备享用的时候，突然跑过来一个人，在厨师耳边说了些什么。厨师马上走过来，一巴掌打翻了他的饭盒，热乎乎的饭菜瞬间洒落一地。
厨师一脸愤怒，吼叫起来：“你，出去！这里不允许大麻风吃饭！”
“大麻风？”周围的人开始躁动起来，然后一下子躲得远远的。
黄义没有回答，也没有争辩。他知道在人们还不了解麻风的时候，自己的任何争辩都是苍白的、毫无意义的。
黄义在众人冷漠的目光里无声地蹲下来，用手把掉在地上的饭菜重新装回自己的饭盒，然后拖着已经毫无知觉的身体一步一步地走向门外。走着走着，他突然感觉自己的喉咙里噎着一团东西，死死地顶着上颚。他开始不断地吞咽口水，想要把那个东西咽下去。好像成功了，又好像失败了，好像一切又变得清澈了。原来是因为他走到了门口，太阳热情的照射缓解了他喉咙里的异物带来的难受。然后，他端着饭碗，找到一个地方蹲下来想要吃饭，却发现自己的筷子找不到了，也许刚才不知道被打到什么地方去了。算了吧，还得赶路呢，不回去寻找了。他在自己的裤腿上擦了一下手，然后用手抓起馒头，一把塞进嘴里。突然，刚才喉咙里的那个异物再一次出现了，他再也无法忍受，一口将饭菜吐了出来，然后毫无顾忌地放声哭起来。
沂蒙汉子黄义抱着饭盒，孤独地蹲在地上，就像一个无助的孩子……
黄义是委屈的。
我们无法想象一名“麻医”面对社会、同行的歧视，所感受到的无助和屈辱，那是令人痛苦的、令人无法抗拒的，也是令人难以忘却的。
黄义终于忍住了哭声，他一边流泪，一边吃完了饭菜。他实在是太饿了，不敢浪费这些饭菜。他必须吃饭，只有肚子里有饭，才能有力气赶往另一个村庄，因为这一去又是20里山路。
黄义简单收拾了一下，擦去泪水，开始了下一个行程。
在他的身前，热烈的阳光灼烧着，似乎要耗尽他身体内的最后一点水分；在他的身后，阳光留下的身影伴随着他，他走得越远，那个身影就显得越发高大。而黄义这一走，就没有停步，一直走到退休。
1931年出生的黄义对故乡的记忆早已经模糊了，也不记得父母的样子，因为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度过的。如果说起他的家，只有一个麻风病人集中居住的地方令他毕生铭记，因为假如人生百年，黄义就有四分之一的时间在这里停留。这个孤零零的麻风村就是黄义的故乡。
黄义从小在孤儿院长大，后来参加了解放军。在部队，他读了医校。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转业到了山东省防疫站防疫大队。此时，沂蒙山区黑热病等恶性传染病十分猖獗，尤其是麻风更为严重，但基层缺乏治疗传染病的专业医生。黄义遵从组织安排，来到了沂蒙山区的麻风重灾区费县，先后参与黑热病等多种流行疾病的防治。几年后，黄义接到再次下乡的命令。他二话没说，简单收拾了行囊，离开县城，踏上了新的征程。
出了费县老城往北走，山越来越高，路越来越崎岖，徒步50里路后，在一片山坳里，黄义卸下了行装，抬头远望，看见了不远处的目的地——一个默默蜷缩着的小村落。
称得上村庄，是因为这里最多的时候住着400多人，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土地，拥有庄稼，也拥有饲养的牲畜，这里甚至拥有大队部等相当健全的组织机构。但是，这里又远远称不上是一个村庄，因为这里多少年来没有嫁娶，没有婴儿的啼哭，没有固定的户籍，没有传统村落的布局。这里只有几排被四面围墙包围起来的瓦房，只是一个被石头墙高高围起来的巨大的院落。更重要的是，每一年，这里都只有进来的人，没有出去的人，死了的人就埋在后院的山坡上。
黄义看了看村庄的环境，确信自己从没有来过这里。在费县的几年时间里，他没有来过这附近的任何地方。虽然他曾经踏遍沂蒙山区无数的土地，但是这个偏远的地方，对他而言是陌生的。只有在接到命令的时候，他才知道在遥远的山沟里，还有这么一个村落。
黄义重新扛起行装，走到村口，站在一个破门面前。这个门一年到头都是敞开的，似乎除了在象征意义上是一个“门”，别无他用。实际上，它没有任何现实中“门”的防护意义。原因很简单，没有人愿意来到这里，也没有人敢进这个院子，知道这个地方的人都远远地躲着它走。它令人抗拒、令人恐怖、令人排斥，这个大门和住在这里的所有人一样，是寂寞的、孤独的。
院墙有些破败，看来这个村落有些年岁了。破门左侧挂着一个木制的牌匾，上面写着黑色的字：费县麻风村。
站在门前的黄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心里早就做好了准备，也许他是唯一的痛痛快快来到这里的医生，更是唯一的愿意留在这里的医生。
门前坐着一排人，大都红着一双阴森的眼睛。由于麻风杆菌彻底破坏了他们的面部表层神经，没有了神经系统的支配，他们的眼皮就失去了开合的功能，即使睡眠，他们也无法闭上眼睛。长期处于疲劳状态的眼睛就会充血，变成一双让人恐惧的红眼睛。这是麻风重度患者的标志。
黄义发现大部分人都已经手脚残疾了，个别比较严重的老人戴着一顶大帽子、一个大大的墨镜，或用与时令完全不符合的口罩或头巾，将自己伪装起来。但是，无论怎么遮挡，松散的皮肤和坠下的下颌已经颇为明显，黄义百分百地确定，那个口罩或头巾遮掩的是一张已经变形的脸。
看到黄义，他们热情地打起招呼。任何一个陌生人都能够让他们提起兴趣，因为这里已经很久没来过陌生面孔了。
“你找谁啊？”
“我找你们啊！”
“你找我们干什么？”
“我是新来的医生。”
听到“医生”两个字，老人们兴奋极了，纷纷站起来，瞬间围住了黄义，而后引导他往村子深处走去。
“大夫，你是从哪里来的？”
“大夫，你在这里待多久？”
“大夫，你能给我治治感冒吗？”
黄义在一片问话中很是疑惑，但只能跟着这些老人茫然地向前走着。大部分老人都是拄着拐杖的，也有的老人只能坐在手推车上了。黄义不明白，为什么这些男男女女对自己如此热情；黄义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对自己是走是留的问题如此追问不休。
见到院长，黄义才明白为什么刚才那些老人喋喋不休地追问，因为他的到来，使这里有了一名专业的医生。
此时的费县麻风村里，除了黄义，仅有四个工作人员：一个院长，一个文书，一个会计，一个后勤。黄义不知道这里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医生，还是曾经的医生逃离了。总之，现在这个住着几百个麻风病人的村庄，就只有自己一个医生。如果自己再走了，这些病人将是怎样失落和沮丧啊！
黄义从院长那里获悉：之前有好几波专业医生来到这里，但很快又离开了，院长以为不会再有医生来了，他是带着这种无奈见黄义的。但在黄义放下行装的一瞬间，院长有了一种判断：麻风村有医生了。
之后，依旧有很多专业的医生来到这里，然后离开这里。无论是来的还是去的，都没有从黄义肩上接过繁重的担子。因为，只有黄义坚持了下来，一个坚持跨越了23个年头。而与黄义一同坚持下来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孩子。黄义在距离麻风村500米的地方，安置了自己的小家。直到1985年，黄义当选费县政协副主席，他才有机会把家搬到县城。
坚守下来的黄义，将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麻风村，贡献给了这个村庄的403个麻风病人。他一直与他们相伴，帮助他们与病魔抗争。他是孤独的，又是喜悦的。他的所有生活几乎都是关于这个小小村庄的，都是关于整个蒙山前的麻风病人的。由于黄义的坚守，费县麻风村办得很像样子，后来，沂南、兰山、平邑等县的病人，都渐渐转到这里。
从孩子记事开始，黄义就极少回家。他总是骑着自行车，去往每一个还有麻风病人的村庄，看看他们的病是否复发；去往每一个可能传染麻风的村庄，查看是否还有人传染，一去就是一二十天。没有同事，没有伙伴。不管是烈日高照的白天，还是布满星辰的夜晚，寂寞的路上只有自行车车轮与黄色土地摩擦的声音，怀中只有几个窝头还稍微有些温度。他坐在冰冷的山石上，伴着山间野外的鸟叫虫鸣，吃上两个小小的带有自己体温的窝头，随便在一个有遮挡的地方睡上一觉，接着就匆忙地赶往下一个村庄。没有人与他说话，没有人与他聊天，也没有人给予他坚持下去的鼓励，他得到的只有人家冷漠的眼神和冷冷的话语：“你又来干什么？！俺村没有大麻风！”
冷嘲热讽没有让他停下寻找的脚步。他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不断坚持和不停行走中，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患者，治愈了一个又一个麻风病人，他疲惫的灵魂在患者感激的眼神里获得长久的慰藉。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排查、隔离都过去了，沂蒙山区的麻风患者都集中到麻风村了。但是，由于麻风的传染性极强、隐蔽性极高，初期的麻风患者不易被发现，于是传染还在继续，村庄里总会有新的病人出现。黄义除了管理、救治麻风村的患者，全县1760平方公里内的村庄，还需要他这个专业“麻医”对排查出的疑似患者进行甄别。当时，全县专业的“麻医”只剩下黄义一人了，而麻风依旧在传播，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看，费县的麻风防治须臾都离不开黄义。假如黄义撂挑子，整个费县的麻风防治就会出现断档、空白。黄义感到了责任的重大，于是他那辆自行车也就一日不停地飞奔在崎岖的山路上……
他用23年的孤独，创造了隐于山林和田野间的长嘶呐喊；他用无声的行动，演绎了在村民中流传甚广、感人至深的故事。
那时候通信条件极其落后，一去20天的光阴里，没有人知道他到了哪一个乡镇，没有人知道他进了哪一个村庄。但是人们可以去往每一个乡镇，向村庄里的每一个人问询：“这几天，你可曾知道黄大夫去了哪一户人家？”
村民们会热情地回答：“他，刚刚离去。”
再问：“你是否知道咱们的黄大夫去了哪一个村庄？”
村民们会很遗憾地摇摇头，回答：“说不准，因为他一直在路上。”
一直在路上，成了黄义不变的姿态、行走的模式。
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
愿把这牢底坐穿！
1948年夏，一个叫何敬平的共产党人，写出了一首振聋发聩的现代诗《把牢底坐穿》。那是一代共产党人的心声。几十年过去了，黄义用无声的行动再次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为了减轻麻风病人的苦难，我愿意吃更多的苦，受更多的累，笑对更多的难。
黄义做到了！他的心、他的责任都在麻风村里，家成了他的旅店。他常对妻子说：“我算不上一个称职的丈夫。”妻子和5个孩子跟着他在麻风村附近住了20多年，但是在这20多年中，他没有照看过任何一个孩子。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只有两天能够待在家里陪伴家人，尽一个父亲和丈夫的责任，其余时间他是属于麻风病人的。他是整个麻风村的村长，是所有麻风病人的守护神。没有他，麻风村是不安全的；没有他，麻风病人是无助的。为了麻风村这个大家，他实在顾不上自己的小家了。
习以为常，慢慢地，家人也就适应了这种日子。
然而，他的职业却给孩子带来了难以名状的痛苦。幼小的孩子从小就没有玩耍的伙伴。在学校里，他的孩子总是一个人走着，小伙伴们会在孩子身后交头接耳地议论，一句句让孩子心悸的话传来：“他家住在麻风村，他爸天天跟大麻风打交道。”
大麻风传染人，这是孩子都知道的事情。
——爸爸，咱们为什么跟他们住在一起？
——爸爸，你为什么不换个地方工作？
黄义只能这样解释：“麻风村里的那些人，跟你们一样都是爸爸的亲人。”
再多的解释没有了，因为他知道，所有“麻医”的社会境遇差不多都是这样，他们从事着给自己带来孤独、给家人带来无助的职业。
他不想给孩子们讲什么大道理，因为孩子们还小，等他们长大了，就知道他们的爸爸从事的工作对那些无助的患者有多重要了。他用一个人、一家人的无助解除403个病人的无助，不用解释，一切都交给时间吧。
此时，我想起在浙江省德清县上柏麻风村采访时一个老患者的话：“麻风病人没有家。”
其实，一个真正的麻风防治工作者也是没有家的，比如黄义。
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感动费县人物颁奖大会上，主持人这样描述黄义：
他不惧世俗观念，不怕传染风险，发扬大爱无疆的精神，亲手建设了全省三家之一的费县麻风病院区，亲自担任负责人，带领医务人员，义无反顾地投入到特殊人民群众群体的救治事业当中，先后为578名患者治愈了麻风病。在医疗条件十分简陋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为治疗后留有残疾的麻风病人进行校正，先后进行植眉术36例、足下垂4例、爪形手2例、眼睑外翻2例、倒睫2例、眼下垂8例、足底溃疡恶性截肢5例。
是啊！不惧世俗，大爱无疆。他给这里的麻风患者们带来了生的希望，给他们带来了活下去的勇气。费县人没有忘记他，那些与病魔抗争的麻风患者，更没有忘记他。黄义，永远是他们心中那个亲切、高大、伟岸又充满正能量的黄医生，永远是他们心中那个不知道对病人发火、一脸微笑的黄大夫。
一天，已经兼任费县政协副主席的黄义从县里开完会回家时，被门卫拦住了。门卫向他汇报说“黄主席，刚才有个人鬼鬼祟祟地想要找您。”
黄义笑了：“光天化日之下，什么鬼鬼祟祟啊？人呢？”
门卫不好意思地回答：“不知道啊！他也不说是谁，他也不说干什么，我就没让他进，说您开会去了。”黄义答应了一声，嘱咐道：“以后无论谁来咱们这儿，你得问清楚了，万一有急事呢，不就给人家耽误了吗？”说完，黄义往家里走去。
门卫转身跑到屋子里，提出来一个编织袋子，说道：“黄主席，那个人还给您拿来了一些东西。”
黄义接过袋子一看，里面装着新鲜的土豆，上面还留着很多新鲜的泥土，一看就是刚从地里刨出来的。黄义马上明白了，问道：“人走了多久了？”
门卫回答：“刚走没多久，出门往北边去了。”
黄义二话没说，跑着追了出去。没跑多远，他就看见前面有一个消瘦的身影，一身农民打扮，走得很慢，走走停停，仿佛很犹豫。看着这个身影，黄义脱口而出：“王清记！”
那个人回过头来，看见黄义，高兴地笑了：“黄医生，黄医生。”
黄义走上前去，责备道：“来了怎么不到家里去？”
王清记不好意思地说：“怕给您添麻烦，我们这样的人，怎么能随便到家里去呢！”
黄义说：“咱不是都说好了吗？门卫要问，你就说是我的亲戚。说吧，有啥事？”
王清记说：“没啥事，是村子里的人想您了，刨了点俺们自己种的土豆，大家托我来看看您。土豆干净，您吃的时候再刮刮皮……”
不等王清记说完，黄义就一把抱住了他，说道：“明天，我明天就回去看你们。”
烈日下，两个汉子紧紧地抱在一起。
王清记是黄义从山村发现并收治的麻风病人。经过黄义的精心治疗，他的病已经痊愈了。可是，他却有家难回了，就一直住在麻风村。
如今，上千万人口的临沂市只剩下费县一个麻风村了，里面还住着40个人。这40个人当中，一部分是周边市、县撤销麻风村以后转过来的，真正的老村民不过20人。黄义是在麻风村高达403人时走进村子的，也就是说，黄义陪伴383名麻风患者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为他们养老送终。
从403人到20人，从32岁到88岁，黄义付出的太多太多了。这些付出，国家记住了，人民记住了；这些付出，死去的麻风病人记住了，活着的更记住了。
黄义是伟大的，也是孤独的；他被无数人尊崇，也被很多人“驱逐”。他用几十年的光阴赢回尊重，他在不懈的坚守中得到了掌声。他是一名父亲，也是一名丈夫，但更多的，他是一名令人动容的麻风医生，是麻风病人的亲人。
从八百里沂蒙到齐鲁大地再到祖国的大江南北，正是有了无数像黄义这样的“麻医”的坚守，中国抗击麻风的国家行动才得以成功。
20世纪50年代，中国和印度同时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世界麻风大国，但由于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上有党中央的顶层设计，中有各级政府的推动落实，加上我们有一批黄义这样的奋战在防麻治麻最前沿的忠实的执行者，如今我国成为最快、最早基本消灭麻风的国家，而印度依旧是世界麻风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