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淮河赌输了
就在党中央为解决全国人民吃饭的难题，千方百计寻求破局的对策时，自然灾害跟随着传染性疾病的脚步汹涌而来。它不像疾病来时那样悄无声息，它的到来往往惊天动地。这对刚刚走出战火的新中国来说，可谓是“风吹雪雨蚀人骨，人面青黄衣薄单”。
新中国面临着考验。
新政权面临着考验。
1950年盛夏，沂蒙山区的母亲河沂河泛滥，沭河、祊河、泗水河也乘机推波助澜，于是下游的临沭、郯城、苍山平原及苏北地区一片汪洋，人民流离失所。如果说沂河水患属于沂蒙山区的局部灾难，那么淮河泛滥就是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的天灾了。
其实淮河泛滥，远离淮河的沂河水系难辞其咎，因为沂蒙所有南向而去的河流组成了淮河庞大的外援水系，沂河、沭河等成了淮河泛滥的帮凶。
突发而至的大灾大难，既是老百姓的苦难，也是对执政者应对能力的考验。
淮河，发源于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西部桐柏山主峰太白顶的西北侧，流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其干流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部分，全长1000余公里，总落差200米。淮河位于中国东部，不仅是长江与黄河之间的一个重要水系，而且是我国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它和秦岭一起，组成中国亚热带和暖温带的地理分界线。在淮河宽广的流域内，农业文明发达，非常适宜人类繁衍，因此这里人口众多，一旦水患发生，动辄就会影响千万百姓的生命安全。同时，也会给中国的产粮区一个致命的打击。
这次淮河一改往日的温顺，在沂蒙山区水系的推波助澜下，全面发威，形势极其严峻。
千疮百孔的新中国，发生这样的大水灾，无疑是雪上加霜啊！
7月18日，华东防汛指挥部在发给中央防汛总指挥部的电文里写道：淮河中游水势仍在猛涨，估计可能超过1931年最高洪水水位。
灾情不等人啊！安徽的水势一日数涨，省领导曾希圣等人急电中央。灾情电报迅速送达毛泽东的案头，电文中的每一句话，都像火苗一样烘烤着领袖的心。
……由于水势凶猛，群众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489人。受灾人口共990余万，约占皖北人口之半。洪水东流下游，灾情尚在扩大，且秋汛期尚长，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由于这些原因，干群均极悲观，灾民遇着干部多抱头大哭，干部亦垂头流泪。
毛泽东最不愿看的是百姓的苦难，最不愿听的是民间疾苦声。他在桌前踱了几步，回身在电文上写了一段批示：“周：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作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批示体现了毛泽东的急迫心情和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
淮河由于落差小，水势相对平缓，可是一到暴雨季节，这条曾被黄河抢占过的大河，瞬间就会变得桀骜不驯起来。
1931年，江淮大地遭遇百年罕见的特大水灾，灾区涉及湖北、安徽等8个省区，受灾人口总计5000多万，死亡40多万，受灾农田近1.5亿亩，人口集中的城市灾况更为严重。对这次灾害，时人有“洪水横流，弥溢平原，化为巨浸，死亡流离之惨触目惊心”之谓。这年，正是由于洪水超量，江淮地区江河湖泊的堤防多处溃溢。长江干流自湖北石首至江苏南通段，堤坝溃决、漫溢就达354处之多。南京以上水面宽10多公里，九江附近达30多公里，而武汉至湖南境内，洞庭湖与长江交汇处的城陵矶更是一片汪洋，仅见少数山岳露出水面。武汉三镇没入水中一个月有余。
这次水灾，是对国民党的执政能力、旧中国社会的救助能力、国民政府的组织能力以及所持态度的严峻考验。
水灾发生后，国民政府上下联动，开始赈灾。5000万灾民眼巴巴地盼着政府的救济。赈灾的结果是雷声大雨点小。数千万灾民平均每家只获得赈灾大洋6角，政府的救助款仅占各户平均损失的0.13%，可谓是九牛一毛。国民政府每户6角大洋赈灾的结果是：淮河流域赤地千里，饿殍遍野。
时隔19年，淮河再次泛滥，正如电文所言：估计可能超过1931年最高洪水水位。但此时的共产党政权，刚刚接过一个颓垣废井的烂摊子。
内部，百废待兴，人民群众吃饭穿衣都成问题。
外部，就在毛泽东阅读电报的前十天，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成立”，抗美援朝拉开序幕。
显然，淮河是在用洪水考验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考验人民政府的组织能力，考验全社会的救助能力。它似乎是在赌一把，看看1950年是否是1931年的翻版，看看共产党跟国民党究竟谁的能力大。
可是千里淮河想不到，这次发飙正赶上了新中国成立，国家由“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一切将发生不可想象的逆转。
大淮河赌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