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的传奇
一个人倾其一生之力干成一件大事，就算得上个人物了。
一个拉着一辆地排车走出山村的沂蒙苦力，硬是干成了两件大事：一是白手起家，把一个村办企业核准为国家级集团，并当选全国500强企业；二是大闹机场，让航空公司改了霸王条款。
其实，坊间对王廷江的传说跟事实是有差距的，比如他在发票上签的“同意报锁”。事实上，王廷江读到了初中，在农村算是文化人了，辨别“锁”和“销”对一个初中生而言，并不是一件难事。只是人们为增加传奇色彩，有意把王廷江描述成小学水平甚至文盲，似乎只有这样，“同意报锁”的故事才和他匹配。
在沂蒙山区广大的农村上千万人中，王廷江绝对属于绝顶聪明、最先觉醒的那批人，是吃得下苦、耐得住劳的那批人。确切地讲，王廷江比那批同期崛起的人更有智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推行了联产计酬责任制，大量农民被彻底解放出来了。那时候王家兄弟多，土地不够种，闲着没事干的王廷江开始琢磨事了。改革开放初期，多年的思想禁锢还没有彻底清除，小买卖仍旧被视为“投机倒把”，已经很少有人干了，即使干也是偷偷摸摸的。这时候，善于琢磨的王廷江发现了一个商机。丰收的农村，家家户户都收获了大量的麦子，饿怕了的农民自然大量囤积。在农村，储存麦子最好的器具就是陶瓷大缸，那东西肚大腰圆，即保干又能装货，是农家最理想的储粮器具。丰收的农村需求量大得很，而鲁南地区又不生产陶瓷大缸，产缸的地方是鲁中的淄博地区。
怎么办？
说干就干是王廷江的性格，这种鲜明的个性成就了他的梦想。
他找来木匠，打了一辆地排车，带上一包煎饼、一罐咸菜、一捆大葱就上路了。从鲁南的沈泉庄村到鲁中的陶瓷生产基地博山县，沿途要经过沂南、沂水、沂源三个县，行程400多里。身强力壮的王廷江在博山装上一车陶瓷缸，自己拉着地排车，爬山过河，艰难地行走在蒙山沂水间。
拉地排车不仅需要力气，也需要耐力，民间称拉车人为“两腿驴”，这个活的劳累程度可见一斑。为早日摆脱贫穷，王廷江舍得这身力气。为尽快赶路，他常常是昼夜行走，累了就停在路边，在车下铺一件蓑衣，睡上一觉。一觉醒来，不管天明还是天黑，他拉着沉重的车子就开始赶路了。
沂蒙山区的路受地势的影响，几乎没有多少笔直、平坦的大道，即使公路也是顺山势而崎岖，随河道而蜿蜒。王廷江流下的汗水有多少？只有这些不平坦的山路记得。
唯一令王廷江感到安慰的是，那时候沂蒙山区没有任何污染，只要在沙滩上挖个坑，冒出来的水就纯净甘甜。他饿了就用煎饼卷一点咸菜、一棵大葱，就是一顿饭。他不需要住店，不需要下饭馆，成本低得很。这样的行程全凭双脚完成，沿途可谓一步一滴汗，挣的全是血汗钱。
第一车陶瓷大缸拉回来，还没等卸完车，就被村民抢购一空了。
赚到钱的王廷江买了一头毛驴做动力。前头是一头驴，中间是一个人，后面是一辆地排车，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沂蒙山区常见的运输图。有了毛驴做帮手，王廷江就把地排车加宽加长，所载的陶瓷大缸比原来多出五成，赚的钱也多起来。
王廷江没有小富即安。他拿出自己赚的血汗钱，购买了一台拖拉机，这在沈泉庄村无疑是个巨大的新闻。有了这个运输工具，一周一趟的运输瞬间变成了三天两趟，速度的提升开拓了利润的空间。
农民王廷江一时财源滚滚而来。
王廷江是典型的沂蒙汉子，既精于算计又舍得拼力气，这样的性格使他成为20世纪80年代村里的富人，不到一年工夫，穷汉子成为全村的首富。
看到贩运陶瓷大缸能赚大钱，村民纷纷效仿。利润被分割了，赚钱的空间被压缩了。
聪明的王廷江立即转行，改运陶瓷瓦。
为激励消费，给陶瓷瓦打开销路，王廷江扒掉住了几十年的草房，建起了瓦房。当一座青砖红瓦大房鹤立鸡群地站在村头上时，立即引起村民的围观。于是，有了钱的村民纷纷建造砖瓦房。王廷江的红瓦、瓷瓦就有了销路……
在寻找挖掘王廷江的事迹中，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故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廷江从博山拉着一拖拉机红瓦，飞快地跑着，也许是因为长途的困乏，也许是因为终日不停地劳累，在沂源县和博山县交界处，拖拉机一头扎进了村头的藕池里。巨大的声响、冲天的水柱引起了村民的注意。
王廷江的腿被压住了，无法动弹，水眼看着就淹没了他的脖颈，死神的狞笑声渐渐响起来，越来越清晰了。当水淹没到他的下巴时，他绝望了。但在危急关头，村民听见他呼救的喊声，十几个汉子跳下了藕池……
王廷江得救了。
沂蒙汉子王廷江并没有磕头致谢，他简单地问了一句话：“咱们全村有多少户人家？”
记住这个数字的王廷江，开车走了。
腊月二十三，小年。王廷江拉着一车新大米来了。他对村民说：“每家一袋，都尝尝，这就是临沂有名的唐崖大米，康熙年间的贡米，是给北京城的皇帝吃的。拿吧，分文不取，一家一袋！”
村民认出他来了，问：“你不就是掉进藕池里的那个沂蒙汉子吗？”
王廷江说：“是我，是我。今后每年腊月二十三，小年，我都来看望你们，给全村人拜个早年。”
就这样，王廷江把这个诺言践行了很多年。
其实，这个故事，王廷江从来没有提及过，新闻界也无人知晓。作为沂蒙汉子，他固执地认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何况是救命之恩。
随着农村建房数量的几何式增长，红瓦、瓷瓦成为乡村最大的需求。还是那句话：利益诱发竞争。随着大量的砖瓦运输户的出现，行业利润被摊薄，此时的王廷江又开始大转身。他几乎没有犹豫，就将多年积攒的血汗钱全部拿出来，在自己的家乡建起了窑厂，生产起瓷器来。
这些年，他一直是博山陶瓷厂的销售大客户，所以有充足的时间了解瓷窑的构造以及生产工艺流程，这就为他后来建厂储备了知识。
由此可见，王廷江绝对是一个极有心计的汉子。他能从偏远的小村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从底层跃上潮头，并迅速崛起，拥有了巨额财富，自有他的过人之处。
“要让一部人先富起来”，目的是让最先吃螃蟹的人趟出一条路，先富带后富，最终是大家都致富。其实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一个美好的愿望置入复杂的现实后，并不一定能完成初设的目标。纵观改革开放以后那些富起来的人，多数将改革赋予的红利占为己有，独享改革的财富。当然，也有许多人遵循了上述法则，成为共同富裕的领头人。
譬如王廷江。
一个人接受的教育、成长的环境，对其世界观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1951年出生的王廷江，跟着新中国一起长大，尤其是在沂蒙精神的熏陶下，他无意中给自己的生命赋予了舍己为人的色彩，骨子里有一种家国情怀。类似王廷江的还有后来同样闻名全国的沂蒙汉子刘嘉坤、赵志全、王传喜、梁召利、毛衍传……
率先致富的个体户王廷江决定把全部财富捐给集体，重走集体化道路，是源于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道路留给他的深厚的文化积淀。社会主义好，在他的灵魂深处绝不是一句空话，因为他是这个制度的受益者。社会主义新中国，让饥饿不再困扰他的童年，学堂不再把少年的他们拒之门外。这个制度让阳光普照在每一个人的项顶，人们不再为寒冷而忧郁。平等给他们的童年带来了更多的快乐，让他们从小就有平均思想和社会责任感。
感谢这个没有歧视的制度。
拥有600万元财富的王廷江，看到村民还没有脱贫，光棍在大街上晃悠……一个人富了算什么？再说，党中央不也提倡先富带后富吗？自己富了，就有义务、有能力、有资格带领全村人致富。
王廷江产生这个想法的时候，沈泉庄村已经欠外债13万元，村集体账户上的流动资金仅剩下426元，全村1600口人，人均收入不足300元，村里还有13个找不到媳妇的光棍汉。村庄算得上一个彻头彻尾的穷村、一个欠巨额外债的负债村了。而王廷江个人的财富，已经到了让所有村民羡慕不已甚至眼馋心妒的程度。无奈的村民，只能一声长叹。
这声长长的叹息萦绕在1989年9月29日的沈泉庄村。
这天，秋高气爽，艳阳高悬。这天似乎没有任何先兆，可是，一个改写沈泉庄村历史的日子，就这样突然来临了。沂蒙山区最富有的个体户王廷江，带着600万血汗钱回归村集体，开始了共同致富的行动。他的行动让毫无思想准备的村民一齐睁大了眼睛，此举轰动了沂蒙，继而轰动了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