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时代的标签

3.时代的标签

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高声呐喊和默默奉献的个人或群体,他们引领了那个时代的风向,成为那个时代的标签。

提到沂蒙山区,人们似乎对战争年代的“红嫂”“识字班”记忆犹新,她们作为沂蒙精神的文化符号被广为传颂。其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沂蒙女性燃烧的激情,依旧映照着共和国的天空。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沂蒙涌现出了“黄继光连”连长王桂兰、“女石匠连”“钢铁十姊妹”这些响彻天空的个人和团体。她们以燃烧的姿态,书写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传奇;他们以愚公的勇气和奉献的决绝,铸就了流传后世的文化品牌。

1959年,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开工后,在极度缺乏劳动力的状态下,走出“三台”的女性成为建设的主力军。水库建成后,配套的灌渠需要大量的料石,石匠的缺口巨大,料石供给严重不足,拖慢了工程的进度。各个指挥部的人都心急如焚,去哪里找这么多石匠?

费县县委想到了广大妇女,号召女青年颠覆传统观念,为社会主义建设勇当石匠。

这显然是一个创举。在沂蒙人传统的观念里,匠人是男人的职业,尤其是石匠。女人当石匠,亘古未有啊!不少人坚信这招不会有人接的,可是他们忽视了沂蒙女青年的觉悟,红嫂们在枪林弹雨里都敢救助八路军,现在不就是一手握钢钎、一手挥铁锤的事吗,这有何难?

女青年们报名踊跃,费县县委经过选拔,组建起沂蒙山区第一个“女石匠连”。

敢为人先的沂蒙女性彻底承揽了男人的职业,她们用实际行动落实了毛泽东“男女同工同酬”的批示。于是,工地上就有了女人打石头的风景。

1970年,中央新闻纪录片厂专门拍了一部《费县女石匠》的纪录片,在全国轮番放映,一时间,“沂蒙女石匠”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

在沂蒙山区所有的女性团队中,“女石匠连”是一个存在时间最长的民工组织,无论是国家重点工程辛大铁路、沂蒙山区的重点工程沭河东调,还是后来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女石匠都活跃在生产第一线。她们头戴一顶草帽,脖子里围条毛巾,左手攥钎子、右手握锤打石头的形象,一度成为那个时代的宣传画,成为愚公移山、战天斗地的素描,成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真实写照。至今,提起“女石匠连”“钢铁十姊妹”这些闪亮的名字,年龄在60岁以上的沂蒙人依旧记忆犹新。

随着时空的变换,作为那个时代标签的劳动模范们,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渐渐走进了历史,淹没在岁月的风尘里,但是作为浓缩的精神符号,这些英雄的个体或团队已成为感人至深的“沂蒙精神”的一分子。无论时空如何变幻,她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战天斗地的壮志,依旧在历史的天空中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在这些知名的个体或团队中,受到全国妇联隆重表彰的“钢铁十姊妹”,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要了解这个感人至深的团队,就不能不提及这个团队的领头雁——袁春莲。

2018年,沂蒙梨花盛开的时节,袁春莲家热闹起来,孩子们凑到一起商量着给老人举办八十大寿。兄妹三人都知道母亲一生不容易,这个大寿要大办,办热闹,尽儿女的一份孝心,博老人一个欢喜。

袁春莲已经四世同堂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在村里算是中上等人家。按照时髦的说法,袁春莲老人的幸福指数,在村里能拔头筹。原因很简单,她有一群孝顺的子孙。儿子孝顺孙子也孝顺,女婿孝顺外甥也孝顺,可见孝是可以效仿、遗传的。在沂蒙乡村,衡量老人的幸福指数,就三条:自己没病没灾,孩子们成家立业,子女孝顺。

袁春莲有一儿两女。儿子五十多岁,从小听话,是全村出了名的乖孩子,庄稼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垒墙盖房更是行家里手,家里虽无大钱,小钱一直不断。两个孙子早早地成家立业,两个重孙虎头虎脑招人喜欢。农家乐,奶奶抱着孙子过;农家喜,祖母重孙在一起。单凭这一点,袁春莲在村里的腰杆就比别人硬气多了。

袁春莲年龄大了,耳朵有些背,孙子给她买了助听器,让她依旧能听到虫嘶鸟鸣。家里的大事小情,儿媳和孙媳争着干,所有家务都不让她插手。她一天到晚就是逗两个重孙玩,日子过得乐呵呵的。

不过,临近生日,袁春莲突然闷闷不乐起来,这在她的生活中是不多见的,只有老伴去世的那些日子里,她才有过这样的情况。今天是她八十寿辰,一家人都热热闹闹、欢欢喜喜的,她怎么会这样呢?

儿媳妇悄悄地对丈夫说:“有点不对劲啊!每年过生日,她都乐呵呵的,今年不知怎么了,一直不怎么高兴。”

丈夫想了想说:“估计是想咱爹了吧。”

袁春莲的老伴年初去世了,这对于袁春莲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老伴是个忠厚的沂蒙汉子,一直对袁春莲包容、关心,老两口的感情一直很深。相濡以沫的老伴突然撒手而去,袁春莲如一只孤雁,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独自哀鸣。儿孙给她举办生日宴,她想起去世的老伴而伤心,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可是,细心的儿媳不这么认为。

儿媳上前问道:“娘,您好像不太高兴,是我们办事不周,还是小辈们惹您生气了?”

袁春莲看到儿媳一脸真诚,说:“我啊,就是想去看看许家崖水库。”

孙子说:“奶奶,多开几辆车,咱都去!看完风景咱就在水库边上的酒店给您过生日。”

袁春莲的脸上立即绽放出笑容。

随着一声轻微的刹车声,面包车停靠在宽阔的水库大坝上,袁春莲被孙子和儿子慢慢扶下车,立时,山、水、花组合的景观出现在她眼前。

袁春莲一脸懵懂,看了看儿子,又看了看孙子,问:“这是哪里?”

孙子说:“奶奶,错不了,就这里啦。您看看,大闸上还有大书法家舒同写的‘许家崖水库’呢!”

袁春莲说:“咋一点不像呢?”

儿子说:“不像?您再好好打量打量。”

袁春莲突然看到了不远处的柱子崮。一晃快50年了,周围的荒山都被白色的梨花占满了。土质的大坝经过历次加固,全是一色的青石护坡、水泥筑面……只有那座高高的柱子崮,依旧站在阳光里,还是那副千年不变的模样。

袁春莲说:“是这里,就是这里,许家崖大水库!”

许家崖水库又称天蒙湖。四月的湖水碧波荡漾,微微的山风带着梨花的芳香。一片大水、两列山峦、一峪梨花,此地已成为自驾游景区了。位于温凉河上游大湾与东安田两村之间,长1200米、底宽211米、顶宽8.5米、高31.6米的大坝,连接官山与鳖子山,十分伟岸。这个正常蓄水位147米的大型水库,两岸为山峦,河道蜿蜒曲折,流域形状狭长,形成了两脉山系夹一湖碧水的特殊景观。沂蒙72崮之一的柱子崮就倒映在湖水里,它因1943年八路军在此击毙沂蒙巨匪刘黑七而闻名。

袁春莲清楚地记得,在开工典礼上,指挥长挥着拳头说:“我们要发扬八路军为民除害的精神,锁住温凉河,治理千年水患!”

80岁的袁春莲站在大坝上,眺望碧波荡漾的湖水,她的目光渐渐滑进历史,当年的景象在她的眼前慢慢清晰起来——

1958年,许家崖水库开始修建的时候,从徕庄村嫁到西北尹村的袁春莲已经是生产队队长了。1959年春节刚过,因工程吃紧,县里要调集一批妇女上工地,袁春莲第一个报了名。当时,她正带领几十名妇女大炼钢铁,家里还有一个多病的婆婆。鉴于她家的实际情况,村干部没有同意。可是,袁春莲是吐口唾沫就是钉的人,她决定的事情谁也挡不住。

1959年春,袁春莲和其他社员一起,推着胶轮车,带着铁锨、钁头和铺盖上路了。

从西北尹村到许家崖水库有一百多里山路,带着工具、推着行囊的袁春莲她们几乎走了一天,到达时工地上已经是人山人海。袁春莲她们找了山坡上一块平整干燥的土地,搭建起简易的窝棚。没有褥子,几把茅草、一层麦穰、一张竹席就成了褥子;没有足够的被子,两个人共用一床小薄被。夜里寒风刺骨,她们就挤在一起取暖。

袁春莲和十几个女青年组成一个排,吃住都在一起。团队里的姑娘,都是各个村里的活跃分子,干活卖力,演出带头。王光兰最小,她和袁春莲的娘家是一个村的,虽然年龄相差四五岁,但两个人从小就是闺密了。王光兰在村里是有名的“疯丫头”,干活舍得力气,刚上工地时还有些羞涩,几天工夫不服输的性格就暴露出来。

工地上的力气活是推小车,这一向是男劳力的专项,女青年只是跟着拉车子。袁春莲她们不干了,说:“毛主席都说了,男女要同工同酬,我们也要推小车!”

王光兰二话没说,推起小车就跑。她慢慢地就适应了推车的活,后来一般男劳力还比不过她呢!在水库工地上,她一个人推四篓子土,跟公茂香一样被称为“千斤大王”。薛庄镇有个女社员不服气,打着锣鼓来找王光兰打擂台。王光兰来者不拒,大冬天把小棉袄一脱,一猫腰,推起一辆胶轮车就跑,连车袢都不用。最后,王光兰赢了。可赢归赢,也丢丑了。王光兰穿的一件花衣服被车袢磨坏了,整个肩膀活脱脱露了出来,差点走光了。队长袁春莲眼疾手快,赶紧把小棉袄给她披上。

从此以后,王光兰推车不再上袢,照样能推起四篓子沙土。于是,大喇叭经常表扬她:“王光兰真能干,千斤小车不上袢。”

慢慢地,这个团队的名气就打出来了,指挥部就奖给袁春莲的团队一面旗,上书“钢铁十姊妹”,实际上,她们的人数一直多于10人。从此,“钢铁十姊妹”的名字就喊开了。

1959年7月,许家崖大坝到了合龙的关键时刻。那时候,大坝已经高达30米,坡长240多米,在没有机械设备的情况下,如何把坝底的土石运上来,就成了燃眉之急。人多力量大,智慧也多,有人就想出在坝顶上安装滑轮,准备了碗口粗的大绠,把坝底的胶轮车套在大绠上,再用滑轮拉到坝顶。这样一来推车倒不是难题,拉绠反倒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一是需要力气,没有力气拉不动胶轮车;二是需要耐力,大绠一上一下不能停歇;三是需要技巧,要均匀用力,还要形成合力,否则一旦失手,将会出现伤亡事故。关键时刻,心细、胆大、有力气的女性成为首选,“钢铁十姊妹”又上阵了。

那些推车的人可以不断增加,不停地轮换,可“十姊妹”没法轮换,她们就一直坚持在崖头上。

为鼓舞斗志,她们喊着号子,唱着劳动歌:“不怕累,不怕苦,战天斗地冒酷暑。早日修成大水库,万民共同享幸福。”

“十姊妹”就这样死死地扼守着一条大绠,整整大干了三十天,直到大坝胜利合龙。

工程结束后,“十姊妹”受到指挥部的表彰,其中有四人入党,五人入团,队长袁春莲就是四名党员中的一名。

许家崖水库工程结束以后,“十姊妹”转战稻港水库工程。在这里,领导安排她们承担打夯任务。第一次接手这个任务,她们没有经验,开始有些手忙脚乱。年龄最小的黄殿秀不小心被夯碰伤了头,鲜血直流,至于砸伤脚、碰伤腿,那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危险和困难并没有吓倒“十姊妹”。袁春莲说:“男劳力能干,咱就能干!”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她们不但熟练地掌握了扶夯技术,连拉绳的技巧都摸索出来了。同时她们还发明了飞夯过顶的绝技:等夯锤飞起来,她们一个个像灵巧的小鹿跳过去,转身扶住下落的夯锤,稳稳当当地砸在土上,等夯锤第二次飞起来时,她们再灵巧地跳回来。

这种创意,不但解决了夯锤落地时的用力均匀问题,还具有表演色彩,给枯燥的工地生活增添了乐趣,深得社员们的赞赏。“十姊妹”带领的女子打夯队也就成了工地上的一道风景。在“50天任务30天完成”的口号下,“十姊妹”与全工地打夯队展开了比赛。30天的比赛,28天完成了任务,她们在夺得红旗的同时,也荣获了“常胜夯队”的光荣称号。

1960年春天,“十姊妹”奉命支援跋山水库工程。在那个由5.5万名民工组成的大工地上,她们带领着女子打夯队,在十里大坝上上演了精彩绝伦的表演,让所有的民工眼花缭乱,继而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十姊妹”出名后,县里大小工地只要到了关键时刻,领导总是说:“让‘十姊妹’上!”

于是在沂蒙山区,从许家崖水库到稻港水库、石岚水库、夹脖岭水库,最后到跋山水库,哪里重要哪里就有“十姊妹”的身影。

如果说推车、拉绠、打夯是她们遇上的三个难题,那么第四个难题当属坝底清淤了。清淤一般是在河流的枯水期将坝底挖开清除淤泥,直到露出坚硬的石层。这个时节,往往是在冬季,许家崖水库清淤就赶在这时候。刚过了年,水面还结着冰,山风带着西北的寒气扑面而来。

指挥部的领导怜香惜玉,说:“清淤是个艰苦的活,女同志就不要干了,让男同志干吧。”

袁春莲不服气,大声问:“姊妹们,咱们怕冷吗?”

大家一起答:“不怕!”

袁春莲说:“那还等什么!”

说完,她自己呼啦一声先跳下去了。

淤越清越少,水越渗越多。她们的布鞋全湿了,北风一吹,冷飕飕的,一会儿鞋就结了冰,成了冰坨。袁春莲第一个脱了鞋,赤脚下水了。干活时,脚来来回回活动着,不觉得冷,可一停下来,就是钻心的凉。

刚从河底出来的地下水,跟寒风降过温的河水比,还算热乎点,“十姊妹”就把脚放进去暖一暖,算是享受了。

看着在冰水里大干的“十姊妹”,男劳力不再犹豫,呼呼啦啦地都下到水里去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激情就这样燃烧起来。

激情燃烧的“十姊妹”哪里知道,她们这些不要命的行为,给她们带来了致命的伤害——

跟王光兰有一拼的王作兰姑娘,双脚就是那时候冻坏的。

因为这双脚,王作兰的后半生吃了不少苦头,走路只能用脚后跟,很多不知道情况的人,都以为她是“三寸金莲”,哪里知道她从没裹过一天脚,双脚十个脚趾头全部在许家崖水库工地上冻掉了。从此,她失去了跑的资格,再远的路,都得一小步一小步慢慢地挪动。一个风风火火的大姑娘,就这样变成了全村行动最慢的人。最让王作兰痛苦的是,自从打完水库,她再也没光过脚。闷热的夏天河水哗啦啦地响,声声都是诱惑。村民都跑下河去,脱下鞋,洗洗脚,洗洗澡,洗去一天的疲劳,过一个清爽的夏夜。每次她都是流着泪走开的。她怕露出那双丑陋的脚,她怕那双丑陋的脚被别人耻笑。王作兰原来是一个开朗、要强的姑娘,可自从那双脚被冻掉所有的脚趾后,她变了,变得沉默寡言、郁郁寡欢,常年闷在家里很少出门。那种离群索居的孤独对一个活泼的姑娘来说,是一个无情的伤害。

我们采访她时,谈及往事,她说:“我们这辈人,哪个没遭受过七灾八难?要是没有一代人豁出命去干,哪里有这些水利工程啊!一想到现在吃的水,就是当年我们修的大坝拦截的水,心里也就痛快了许多。”

春风里,袁春莲站在大坝顶上,指着这个浩大的工程,得意地告诉孙子:“这座水库就是奶奶当年修的。”

孙子说:“奶奶,我都知道。”

袁春莲看看孙子,心里想:你这个小毛孩子,奶奶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你不知道的东西还多着呢!

其实,不光孙子不知道,就连儿女们都不晓得,她一生都没有怀孕,那是她终生都难以启齿的痛苦。记得丈夫带她去医院检查时,医生告诉她,是月经期间被冷水害了。得知这个消息,她一夜泪流,多亏遇上一个通情达理的丈夫。丈夫劝说她:“不能生怕什么,咱抱养一个不一样吗!”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传统文化影响至深的沂蒙,袁春莲忍受了多少屈辱的目光、多少无情的流言,她已经忘记了,因为她身边有个知冷知热的丈夫。有他为伴,就足以抹平她心灵的创伤。

丈夫当年也在许家崖水库“出夫”,他目睹了妻子当年的风采。他常说:“一个为国家建设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女人,是不应该承受指责的。”这就是沂蒙爷们。

就这样,他们夫妻俩一口气抱养了三个孩子:一男两女。两个人约定:三个孩子一律视为亲生,为了孩子们的成长,至死都不要告诉他们真相。同时,他们也把这个约定说给了全村人。村民欣然接受,并发誓 守口如瓶。

这就是善良守信的沂蒙人。

在沂蒙乡村采访的过程中,我们听到了许多跟袁春莲相似的故事,这些故事大都发生在1958年冬天到1961年清明节之前,尤其是1959年冬天。在那漫长奇寒的日子里,大量的女青年跟男人一样走向工地,面对一层薄冰,她们裤腿一挽就跳到冰冷的河水里。那些正在月经期的姑娘,火热的肉体突然遭遇冰冷的河水,一下子就受不了了。在这种反复的刺激中,那些姑娘从此经期错乱,有些人甚至从此没了月经。加之那个时候,乡村的医疗技术落后,使她们失去了最佳的医疗机会,变成了终生不育的女人,冰水无情地剥夺了她们做母亲的资格。在“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举国行动中,共和国的女性付出了比男人还要大的牺牲。沂蒙姑娘袁春莲、王光兰、王作兰只是千千万万个无私奉献的女性的代表,虽然她们没有像红嫂们那样名声在外,但她们依旧是我们敬重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