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梅戏“逆势生长”现象值得关注
黄梅戏是我国“五大剧种”之一，而且，这一地位主要是进入新时期以后才获得的。在许多地方戏纷纷凋零的情况下，新时期黄梅戏却能“逆势生长”，由一个影响并不是太大的地方剧种，跃升为全国“五大剧种”之列，可谓创造了奇迹。
黄梅戏源于清代乾隆末年湖北东部黄梅县乡村的民间歌舞“黄梅采茶调”，[4]清代道光（1821—1850）、咸丰（1851—1861）年间已初具规模——用安徽怀宁一带的方言演唱从湖北传来并经过改造的黄梅调，影响渐大，不久获得“怀腔”之名。1926年，“怀腔”由安徽农村进入当时的安徽省省会安庆市，遭当地政府打压查禁。经颇多波折磨难之后，渐渐在安庆市内站稳脚跟，得以公开面向市民演出，但因表演比较粗糙，影响一直不太大。1933—1937年，几批黄梅戏艺人曾先后闯荡上海，想扩大影响，但不敌在上海大红大紫的京剧、越剧、沪剧和评剧，黯然而归。
黄梅戏第一次到上海，放了个哑炮……虽然一度观众较多，但总的说来，大家的生活还是非常困难的。像丁永泉这样的主要演员，有时日食三餐还要靠在上海做保姆的姑母和在街头卖荸荠、红枣的妻子补贴。[5]
不过，这次经历对黄梅戏告别粗糙、提升艺术水平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这一次到上海的黄梅戏艺人，尽管生活很困难，却不肯放松向兄弟剧种学习。他们宁可不吃早点，也要花钱买票去看人家的戏。他们除了向上海的京剧和一些南方剧种学习，还借鉴和吸收了从北方来的评剧的许多好东西……开了眼界，对这个剧种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6]
从上海返回安庆后的黄梅戏——特别是跨入新中国的黄梅戏[7]，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用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自由、民主、科学等新的指导思想对传统剧目《打猪草》《天仙配》等的内容进行推陈出新式的改编；删除有损劳动人民形象、美化统治阶级以及宣扬色情的内容，着力凸显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编演表现现代生活、宣传新思想的现代戏；向越剧、评剧学习，改变以男扮女的旧例，让女演员担纲主演；使用带水袖的服装，讲究身段台步，在保留以唱为主的特色的前提下，强化“做”与“舞”的手段；克服一味“呆唱”的弊端，注重人物的表情，融进武技成分；请接受过西方音乐教育的专业音乐工作者参与黄梅戏音乐改革，吸收京剧、青阳腔等剧种的音乐成分，丰富唱腔，提升唱腔的表现力；使用胡琴等弦乐器伴奏，改变不托管弦，仅有打击乐的简陋粗糙局面；采用导演制，对剧目进行整体设计，提升舞台呈现各环节的艺术质量……自此，黄梅戏的面貌大为改观。
20世纪50年代初，严凤英、王少舫等应邀到上海演出经过改编加工的传统剧目《打猪草》《蓝桥会》（《蓝桥汲水》）、《路遇》（《天仙配》中的一折），以及反映现实生活的现代戏《柳树井》《新事新办》等，其清新纯朴的独特风格，本真浓郁的乡土情味，流畅自然的民歌式演唱，征服了上海观众。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文艺理论家刘雪苇等对演出给予高度评价，认为黄梅戏清新纯朴、活泼生动，使人“仿佛闻到了泥土的气味，山花的芳香”。[8]由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天仙配》，1955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影片并在国内外广为放映之后，黄梅戏名闻遐迩，广为人知。现在，《天仙配》中的《满工对唱》（夫妻双双把家还）、《打猪草》中的《对花》（郎对花姐对花，一对对到田埂下）等著名唱段，在神州大地上广为传唱，家喻户晓。香港的黄梅调电影甚至一度成为一个重要的影片类型，吸引了大批观众，创造了票房奇迹。50年代后期上演的名剧《女驸马》再一次提振了黄梅戏的声誉，扩大了黄梅戏的影响，黄梅戏真可谓是后来居上。
黄梅戏由居于一隅的地方小戏，成长为安徽省代表性剧种之一，其地位是在20世纪50～60年代确立的，但在“戏曲不景气”的新时期，这一地位不但未被撼动，而且愈益巩固，甚至有较大提升。
1.新时期黄梅戏剧目建设成绩突出
进入新时期的黄梅戏，不仅复排了大量有影响力的传统剧目，如《天仙配》《女驸马》《罗帕记》《打猪草》《夫妻观灯》《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打豆腐》《於老四与张二女》等，还创作或改编上演了《失刑斩》《龙女情》《生死擂》（《斛擂》）、《红楼梦》《陈州怨》《知府黄干》《孔雀东南飞》《风尘女画家》《慈母泪》《柳暗花明》（《山乡情悠悠》）、《招婿审婿》《未了情》《徽商情缘》《徽州女人》《徽州往事》《雷雨》《长恨歌》《逆火》《木瓜上市》《苏东坡》《李四光》《传灯》《余三胜轶事》《妹娃要过河》《无事生非》《贵妇还乡》《公司》《小乔初嫁》等大批新剧目。其中有些剧目，如《红楼梦》《无事生非》《雷雨》《徽州女人》《逆火》《妹娃要过河》《小乔初嫁》等在观众中确有一定的号召力，有的可以跻身于新时期戏曲代表性剧目的行列，产生了全国性影响。
2.新时期黄梅戏的“版图”有所扩大
进入新时期以来，多数地方戏的辐射力降低，“版图”逐渐缩小，例如汉剧就是如此，然而，黄梅戏的“版图”却在扩大。
首先，新时期黄梅戏在其“大本营”安徽获得较大发展。据1984年的统计数字，安徽省内专业的黄梅戏表演团体有37个，[9]除黄梅戏的“老根据地”安庆一带有6个专业剧团之外，安徽黄梅戏还辐射到合肥、巢湖、马鞍山、定远、绩溪等多地，合肥和安庆成为新时期黄梅戏的两个活动中心，马兰、吴琼、吴亚玲、杨俊、袁玫等“黄梅戏五朵金花”以及张辉、蒋建国、刘华等五位男演员，1980年从安徽省艺术学校黄梅戏班毕业，并一同进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工作，随后他们中的多数人名声大噪，成为新时期黄梅戏的中坚力量。1984、198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分别举行全国黄梅戏中青年演员大赛，马兰、陈小芳、黄新德、吴琼、韩再芬、潘启才、刘红、丁同、江丽娜、刘广慧、马自俊、吴亚玲、周莉、陈兆舜等分获“十佳”称号。[10]2006年“新世纪黄梅戏五朵金花”何云、程小君、王琴、吴美莲和仝婷又嫣然绽放。吴美莲、程丞、魏蓓蓓、陈晓玲、王霞、孙雪莲、袁媛等7名黄梅戏新秀在媒体选秀活动中被选为新世纪“黄梅戏七仙女”（以上黄梅戏演员主要属于安徽，其中也有少数是湖北省的黄梅戏演员，例如程丞）。2013年，中央电视台再次举行“寻找七仙女”活动，袁媛、郑玉兰、夏圆圆、魏瑜遥、熊东旭、潘柠静、邬云以优异成绩当选。自1992年起，文化部和安徽省人民政府连续举行中国（安庆）黄梅戏艺术节，目前已举办了7届，上演了大批新创剧目和经典传统剧目，产生了较大影响，这在全国戏曲界都是罕见的。
其次，新时期安徽黄梅戏还辐射到全国多个省份，许多省份都在这一时期恢复或新建了黄梅戏剧团，例如，江西省都昌县、彭泽县、湖口县、星子县、九江县（市），江苏省句容县、盱眙县、泗洪县，山西省大同市，山东省齐河县，浙江省长兴县，福建省明溪县，北京市[11]等都曾恢复或新建了黄梅戏专业院团，其中有些剧团一直坚持到现在。
1986年，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把黄梅戏请回“娘家”，先后建立省级专业院团两个——湖北省黄梅戏剧院（设在黄州）、湖北省地方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设在武汉），县市级专业院团7个——黄梅县黄梅戏剧团、英山县黄梅戏剧团、蕲春县黄梅戏剧团、罗田县黄梅戏剧团、武穴市黄梅戏剧团、枝江县黄梅戏剧团、黄冈市龙感湖管理区黄梅戏剧团。其中，多数一直坚持到现在，湖北省黄梅戏剧院、湖北省地方戏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的实力较强，能与安徽实力强大的黄梅戏专业院团媲美，其辐射范围远不止湖北省内，黄梅、罗田、蕲春、英山等县的黄梅戏剧团的实力也不在安徽省县级黄梅戏剧团之下。湖北的黄梅戏艺术院团的创作演出活动相当频繁、活跃，在观众中的影响力、号召力有时甚至超过了湖北省的主要剧种汉剧和楚剧，“鄂派黄梅戏”已经获得观众的认可。
据此，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是“黄梅戏的第二个黄金时代”，[12]有的则称为“梅开二度”：
新中国成立之后，黄梅戏曾有过两度辉煌。第一次始于新中国初期，经过几十年奋斗，一跃成为安徽著名代表剧种之一，是为“梅开一度”。第二次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黄梅戏劫后再生，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跻身于“全国五大剧种”之列，故曰“梅开二度”。[13]
“梅开二度”横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20年间，《红楼梦》《生死擂》《徽州女人》等新剧目成批涌现，好戏连台；黄新德、马兰、韩再芬等新人辈出；舞台剧、广播剧、影视剧并举繁荣；黄梅戏剧种地位极大提高；国内外影响进一步扩大。黄梅戏艺术以其前所未有的辉煌，雄厚的实力，广泛的群众基础，昂首阔步迈进新的世纪。[1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除安徽省、地、市级黄梅戏剧团到湖北、湖南、江西、江苏、上海、北京、香港等省、市和地区演出受到赞扬外，县一级黄梅戏剧团在省外演出，也极受欢迎。例如怀宁县黄梅戏剧团于1982年秋天远走四川，在重庆、成都等地连演半年以上，盛况不衰……当地观众对黄梅戏的喜爱超过了本省的川剧。[15]
这些判断是否准确，值得讨论。例如，认为新时期黄梅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辉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国内外影响进一步扩大”等，或许有夸饰之嫌，但新时期黄梅戏与迅速走向低迷甚至消亡的许多地方戏形成比较鲜明的对照。相对而言，进入新时期的黄梅戏算是发展得比较好的地方戏剧种之一，其生命力、辐射力、影响力超过大多数地方戏，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由此可见，“逆势生长”的新时期黄梅戏是值得理论界关注的重要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