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改”进程及理论

戏曲诞生于封建社会，其发生发展深受“变形传神”“忘形得意”的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之浸润，其舞台表现形式大体上是以古代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特别是明清以来士大夫阶层的生活形态为基础，同时兼顾其他阶层的生活而创造出来的，长于表现古人——特别是读书人和官宦之家的生活，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因而成为戏曲舞台的主角。近代以来，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形态均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变”成了一种常态，原先穿“深衣”（上衣过膝、宽袍大袖，且将身份等级穿在身上的服饰制度）迈方步的精美程式无法得心应手地表现“短打扮”（比较贴身且上衣较短便于劳作的服饰）的工农兵学商的现代生活。加之19世纪末，只说不唱、不画脸谱的“新剧”传入我国，急于利用通俗文艺开启民智的知识精英、资产阶级革命者和共产党人，都对中国戏曲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不太满意，认为它无法服务于新的时代，但都希望利用戏曲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或社会学说，动员群众，使之迅速投身社会改良或革命运动。于是，20世纪初戏曲改革拉开序幕，旨在通过革新传统戏曲，使其服务于时代的需要，这种以追随时代前进为目标的戏曲改革，一直持续到今天。由此可见，发端于20世纪初，以“采用西法”^[45]为主要途径，以解决戏曲“与时代精神相背驰”^[46]为主要任务的“戏改”，其最终目标就是促使传统戏曲的现代化。换言之，“戏改”是以追求戏曲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观演方式、管理体制的现代性为根本目标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戏改”的理论与实践亦属于戏曲现代化的范畴。

20世纪上半叶的“戏改”及理论对新时期黄梅戏的现代化探索的影响相对较小，故略而不论。这里只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戏改”及理论，因为它对黄梅戏的优良传统和艺术形态的形成均有重要影响，对新时期黄梅戏的现代化探索的影响更是直接而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