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 语
出身晚明福建建阳刻书世家的余应虬，在其《镌古今兵家筹略》一书中有云：“夷狄长技莫如马，中国长技莫如车。夷狄长技莫如弓，中国长技莫如火。车静以制贼之动，火远以制贼之近。况马费十倍于车，马施火不若于车。”[142]类似言论屡见于明末文献，认为明军凭借火器和战车应足以对付后金的骑兵与强弓。
然而，在关乎明衰清兴的萨尔浒之役中，努尔哈赤凭借“集中军力，各个击破诸路敌军”的卓越战略，率满兵以冷兵器大败过度迷信火器的明军，证明军事史上由火药所主导的时代尚未能进入中国战场。训练精良的弓箭手，搭配拥有快速移动力和万钧冲撞力的铁骑，仍是主导这场战争胜负的关键要素。此或因当时火器的制造品质、瞄准能力与发射速率均欠佳，且明军亦尚未发展成熟能充分运用火器的战术（如其错误地将火炮置于壕外，也未能做到排枪循环齐放），因而无法形成有效的压制或杀伤火网。
萨尔浒之役的战败刺激了新武器的需求，其中徐光启首先起意欲仿制西洋大炮，希望能借此肇建奇功，但战后被擢为协理京营戎政的黄克缵则拔得头筹。黄氏捐资并命其侄孙黄调焕自家乡泉州地区募得十四名工匠，在北京铸成二十八门吕宋铜炮，且命调焕率领三十名来自南京的炮手，将其中七门解往辽东。这些工匠虽应有人曾在菲律宾接触到西班牙人的铸炮过程，但却因未能掌握关键技术，以致所造之炮仅外形相似，其冶铸品质和炮身设计均颇有瑕疵，终未能在沈辽之役中发挥作用，令明廷首次自制欧式火炮的努力黯然落幕，吕宋炮之名也因此不若红夷炮或西洋炮显著。
讽刺的是，当黄克缵处理引进新式武器的国防大事时，却得自费为之，此不仅凸显出万历末年明朝财政的凋敝，也反映出万历皇帝对朝政的无能与荒怠。相对地，励精图治的努尔哈赤，并不因接连的胜利而故步自封。虽然，《满洲实录》在叙述万历四十六年的谢哩甸之役以及天启元年的奉集堡之役时，均指称明军的火器只各击毙两名满兵，但此应纯属宣传伎俩。事实上，努尔哈赤很有远见地看到了火器的可能威力，并于万历四十七年冬就开始演放虏获自明军的大量枪炮。[143]
天启元年（天命六年）三月的沈辽之役，我们从《满洲实录》所绘的《太祖破陈策营》及《太祖破董仲贵营》两图，清楚见到许多立于双轮战车之后的满兵正在野战中使用火铳，每车的牌楯上均有射垛或中开铳眼。努尔哈赤在进攻辽阳东门时，亦曾动用火器，徐光启描述此役曰：
贼来止七百人，车载大铳，我川兵千人逆之。贼发虚铳二次，我兵不损一人，因而直前搏战；迨至二三十步，真铳齐发，我兵存者七人而已。[144]
图表1.5：太祖破陈策营
知满兵对火器的灵活运用在这场战役中颇获成效。此故，时人有云：“东奴谋为火器已二十年，师徒数败，得我大小炮位五六万，火药数百万，收藏练习。攻辽阳时，再以之败我矣！”[145]天命七年正月，努尔哈赤更具体下令汉官所率之兵，半数配备火炮和长铳；八年正月，亦命驻防之兵每百人以五十人为铳炮手；出征之兵则每百人中应有二十人为铳炮手。[146]
相对地，明朝除了少数有识之士积极引进西洋大炮外，[147]并不曾对传统武器或战术的运用进行深刻反省，巡视京营给事中彭汝楠即曾于天启三年指出当时营中所用的火器仍以三眼铳居多，即使存有一千一百五十门佛郎机铳，亦不知如何操作，对车营的战法更是“久废不讲”！[148]
先前学界多未认知萨尔浒之役的战败直接促使明人积极引进西洋火炮，且亦不知头一批由明廷仿铸的西炮，出自尝远赴吕宋谋生的闽南工匠之手，而这批新式火炮更曾是稍后沈辽之役中明军准备的秘密武器。本章除爬梳大量纸本的明清史料以及西方文献之外，还尝试透过存世文物（如福建新出土之黄克立夫妇合葬墓志铭、英国皇家火炮博物馆所藏之“歼虏大将军”等），首度清晰呈现协理京营戎政黄克缵在仿铸西炮以及解送辽东的过程中所做之努力，并探究此批炮未能在战场上有所表现的原因。
萨尔浒之役或许是世界军事史上最后一场冷兵器大胜火器的重要战役。此役揭开其后二十多年来在关外激烈军事冲突的序幕，进而提供西洋火炮传华以及先进火器战术发展的重要动因，遂导致明军得以倚靠此等新式火炮于天启六年缔造“宁远大捷”。[149]在这短短数年期间，中国战场上的武器和战术已出现重大变革，而西方火炮的锋芒也自此日益展露头角，尤其是在面对中国传统城墙时，常可有效发挥塌城破垣的效用，遂成为清朝攻略中原的重要武器。[150]从此一角度，萨尔浒之役战败后所开始尝试引进的西洋火炮，应已在明清之际的中国触发一场军事事务革命！[151]
【注释】
[1]原刊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9本第3分，2008年9月。
[2]在欧人之前，中国的传统火器也曾透过陆路和海路传至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并造成相当程度的影响；参见Laichen Sun（孙来臣），“Military Technology Transfers from Ming China and the Emergence of Norther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c.1390-1527） .”
[3]“铳”字原或用于个人火器，但稍后则与“炮”字混用，故本书并用之。查明人丘濬即云：“近世以火药实铜铁器中，亦谓之炮，又谓之铳。”参见丘濬，《大学衍义补》卷122，页11。又，文中将以西洋炮泛称欧洲各国所制造的前膛装填式火炮。
[4]Jos Gommans，Mughal Warfare：Indian Frontiers and High Roads to Empire，1500-1700，pp.133-162.
[5]如在关键的长篠之战（1575）中，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的联军即动用了三千支鸟铳（日人称作铁炮），他们先以马防栅阻挡敌方的骑兵，再运用排枪循环齐放的战术痛击武田胜赖军；参见名和弓雄，《长篠·设乐原合战の真实：甲斐武田军团はなぜ坏灭したか》，页136—172。
[6]吉冈新一，《文禄·庆长の役におけゐ火器にっいての研究》；宇田川武久，《壬辰·丁酉の倭乱と李朝の兵器》。
[7]《明神宗实录》卷574，页11。
[8]李广廉、李世愉，《萨尔浒战役双方兵力考实》。
[9]傅国，《辽广实录》卷上，页2。
[10]此段参见程开祜，《筹辽硕画》卷21，页2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页12—13；孙文良、李治亭、邱莲梅，《明清战争史略》，页44—76；孙文良、李治亭，《清太宗全传》，页72—83。
[11]赵尔巽等，《清史稿》卷1，页17。
[12]如见李光涛，《记奴儿哈赤之倡乱及萨尔浒之战》；黄仁宇，《1619年的辽东战役》；孙文良，《萨尔浒之战》。
[13]如在著名的Osprey Campaign Series系列丛书中，迄今共涵盖古今一百八十三场重要战役，每役一书，其中属于十七世纪者有八场：Lützen（1632），Edgehill（1642），First Newbury（1643），Marston Moor（1664），Auldearn（1645），Nasely（1645），Dunbar（1650），Battle of the Boyne（1690），即未包含萨尔浒之役。事实上，在明清鼎革过程中，有几场战役的规模均远大于前述各役，却未见西方编辑的军事史百科全书提及。参见R.Ernest Dupuy and Trevor N.Dupuy，The Harper Encyclopedia of Military History，pp.571-597；Charles Phillips and Alan Axelrod，Encyclopedia of Wars，vol.2，pp.715-724.
[14]如见孙文良、李治亭、邱莲梅，《明清战争史略》，页213—215、262；韦镇福等，《中国军事史·第1卷·兵器》，页222—226；王兆春，《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卷》，页211—221；刘旭，《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页252—255。
[15]此段参见李光涛，《朝鲜“壬辰倭祸”研究》；Kenneth M.Swope，“Crouching Tigers，Secret Weapons：Military Technology Employed during the Sino-Japanese-Korean War，1592-1598.”
[16]参见成东、钟少异，《中国古代兵器图集》，页229—241；王兆春，《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卷》，页197—225；赵仁福，《韩国古火器图鉴》，页13—143；有马成甫，《火炮の起原とその传流》，页174—183、202—205、556—581；程子颐等，《武备要略》卷2，页15—16；张燧，《经世挈要》卷11，页33。
[17]李民寏，《紫岩集》卷6，页3。李氏在萨尔浒之役中被俘，此书所记多为其亲身所见。
[18]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明代辽东档案汇编》，页127—132。
[19]冯瑗，《开原图说》卷下，页21—41。
[20]《明神宗实录》卷571，页6、8。
[21]《满洲实录》初撰于天聪九年，本章所引本为乾隆四十四年据原本重新绘写。由于绘图者的主旨应仅在呈现满军屡战屡胜的氛围，故诸图中的细节是否符合战场上的真实景象，尚有待详考。
[22]《明实录》中称明军之总兵为张承胤，但在此乾隆重钞本《满洲实录》中，因避雍正皇帝胤禛的名讳，故将其名改书作承荫，清代文献中不乏类似情形；参见《明神宗实录》卷568，页7；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页226—267。
[23]《满洲实录》卷4，页12。
[24]李民寏，《紫岩集》卷5，页6。
[25]《满洲实录》卷5，页7。
[26]有称：“旧有大将军、发熕等器，体重千斤，身长难移。预装则日久生涩，临时装则势不及，且一发后再不敢入药。”参见郑大郁，《经国雄略》，武备考，卷6，页6。
[27]赵士桢，《（续）神器谱·防虏车铳议》；张廷玉等，《明史》卷214，页5657。
[28]戚继光，《纪效新书》，页29。
[29]如称：“凡鸟铳，遇贼不许早放，不许一遍尽放。每至贼近，铳装不及，往往误了众人性命。今后遇贼至一百步之内，听吹竹筒响，在兵前摆开，每一哨前摆一队，听本管‘放铳一个’，才许放铳。每吹喇叭一声，放一遍，摆阵照操法。若喇叭连吹不止，各铳一齐尽放，不必分层。”参见戚继光，《纪效新书》，页38。
[30]相关讨论可参见Geoffrey Parker，“The Limits to Revolutions in Military Affairs：Maurice of Nassau，the Battle of Nieuwpoort（1600），and the Legacy.”
[31]李民寏，《紫岩集》卷6，页12—13。
[32]E.G.Heath，The Grey Goose Wing：A History of Archery，pp.146-147.
[33]程开祜，《筹辽硕画》卷26，页2。
[34]《徐光启集》，页108。
[35]《徐光启集》，页98。
[36]《徐光启集》，页174—175。
[37]程开祜，《筹辽硕画》卷16，页48；卷23，页37；卷41，页15—16。
[38]程开祜，《筹辽硕画》卷17，页17—18；卷22，页53—54；卷45，页32。
[39]李光涛，《熊廷弼与辽东》，页80—96。
[40]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页23。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万历皇帝朱翊钧薨。八月朔，皇太子朱常洛即帝位，诏改明年为泰昌元年。九月朔，泰昌帝因服“红丸”暴卒，皇长子朱由校继位，遂以是年八月朔至十二月底为泰昌元年，改明年为天启元年。
[41]此段参见《明史》卷89，页2176—2180；陈表义、谭式玫，《明代军制建设原则及军事的衰败》。
[42]陈良弼于天启元年五月辞营务，参见《明神宗实录》卷297，页3；卷472，页5；卷583，页19；《明熹宗实录》卷10，页8。
[43]程开祜，《筹辽硕画》卷29，页59。
[44]陈良弼之父卒于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当时良弼出生仅五年；参见《明世宗实录》卷392，页1；沈一贯，《喙鸣文集》卷16，页38—40。
[45]黄克缵，《数马集》卷9，页33—34。
[46]杨镐于万历二十五年受命经理朝鲜军务时，年壮气锐，方四十三岁。此见李德馨，《汉阴文稿》，附录，卷1，页44。
[47]尹商，《三立堂新编阃外春秋》卷18，页34—40。
[48]《熊廷弼疏稿》卷1，页63—64；卷5，页3。
[49]程开祜，《筹辽硕画》卷29，页31。
[50]《徐光启集》，页151—152；青山治郎，《明代天启朝前半期の京营について》。
[51]御史张铨即曾批评此举曰：“穷民何以堪此！大内积金如瓦砾，而发帑之请，叩阍不应。加派之议，朝奏夕可，岂财为皇上之财，而民非皇上之民耶！”参见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3，页1；唐文基，《“三饷”加派：明末反动的财政政策》。
[52]程开祜，《筹辽硕画》卷17，页60。
[53]《熊廷弼疏稿》卷5，页56、60—61。本章中有关当时各种火器的形制，均请参见茅元仪，《武备志》卷122—134。
[54]程开祜，《筹辽硕画》卷38，页6—7。
[55]程开祜，《筹辽硕画》卷38，页48—50。
[56]程开祜，《筹辽硕画》卷17，页56、61。
[57]程开祜，《筹辽硕画》卷18，页20—21。
[58]程开祜，《筹辽硕画》卷18，页40—41；《明神宗实录》卷580，页20—21。
[59]程开祜，《筹辽硕画》卷26，页61。
[60]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初集》，
轩纪闻，卷1，页63。
[61]《明神宗实录》卷591，页10。
[62]程开祜，《筹辽硕画》卷20，页45。
[63]程开祜，《筹辽硕画》卷32，页56。
[64]程开祜，《筹辽硕画》卷31，页50。
[65]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初集》，山海纪闻，卷1，页69；程开祜，《筹辽硕画》卷23，页56；卷28，页13；《徐光启集》，页106。
[66]《明神宗实录》卷596，页11—12。
[67]《清高宗实录》卷996，页323。
[68]《徐光启集》，页106—132。
[69]此段参见李国宏，《明五部尚书黄克缵年谱》，页146—177。《明神宗实录》卷479，页1；卷492，页11；卷583，页13—14。《明光宗实录》卷2，页4。《明熹宗实录》卷14，页19；卷18，页19；卷24，页8；卷60，页1；卷66，页28。(https://www.daowen.com)
[70]程开祜，《筹辽硕画》卷29，页42—49。
[71]黄克缵对天主教的评价甚差，指称该教是“理之最可恨”者，“惑人岂在师巫和白莲等会之下”！故他应无直接途径自奉教人士获得制造或操作西洋大炮的关键知识。参见张先清，《黄克缵答沈
书札考释：一篇有关明末南京教案的文献史料》。
[72]程开祜，《筹辽硕画》卷38，页21—31。
[73]程开祜，《筹辽硕画》卷38，页25。
[74]程开祜，《筹辽硕画》卷39，页18—22。
[75]将火药制成粒状，可使其中硝、磺和炭的相对成份处于稳定状态，且因颗粒间的空隙较为均衡，火药爆炸时较易做到即时且均匀的地步。此法早在十五世纪下半叶即见于欧洲文献，或于十六世纪由耶稣会士传华；参见刘旭，《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页220；Bert S.Hall，Weapons and Warfare in Renaissance Europe：Gunpowder，Technology，and Tactics，p.73.
[76]《熊廷弼疏稿》卷5，页80—84、87。
[77]《明神宗实录》卷455，页4；卷462，页6。
[78]《熊廷弼疏稿》卷5，页32、94。
[79]《熊廷弼疏稿》卷4，页64、66、71。
[80]《明熹宗实录》卷2，页15—16。
[81]《熊廷弼疏稿》卷5，页94—95。
[82]当时由加衔守备夏应禹所制造每门重三百斤之火炮，因“其力敌京运千斤铜炮，可谓神器”，故获升实授守备，夏氏或即张名世之部属；参见《熊廷弼疏稿》卷5，页55—56。
[83]孙文良，《论明与后金间的辽沈之战》。
[84]《明熹宗实录》卷9，页24。
[85]此一拓片乃由素未谋面的石狮市博物馆李国宏馆长热情提供，期间承蒙厦门大学张先清教授鼎力协助，特此一并致谢。
[86]当时即使在西方，“铸十得二三者，便称国手，从来未有铸百而得百者也”。新铳必须经过多次试放始能确定堪用，如《火攻挈要》中即有《试放新铳说略》一节，详述如何测试之法。参见汤若望授，焦勗纂，《火攻挈要》卷上，页12；卷中，页13。
[87]当时乃由田应粦和黄调焕率领三十名善于用炮之人出关，其中陈有功和顾应泰或为带队干部，其下共辖二十八名壮士，恰好每四人负责一门炮。
[88]郭永芳、林文照，《明清间我国对西方传入的火炮火枪的制造和研究》。
[89]程开祜，《筹辽硕画》卷29，页46。
[90]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页67—73。《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收有此书上海图书馆之藏本，但缺此卷。
[91]第二章。
[92]葡萄牙于1580年因王位继承顺位的考量而被并入西班牙国王的统治，直到1640年始宣告脱离。心有未甘的葡人或不愿被称作西班牙人，遂强调自己为西洋人。又，时人认知在西、葡等信仰天主教的国家之外，“红夷，又其种之稍别者，犬性既异，流毒居多，其人去发、截须、银睛、莺（鹰？）嘴，毛发俱红，因名之曰红毛夷。其种又有二：一呼英机呢，一曰乌喃呢。惟乌喃呢最为强悍，尝为海患，不时驾巨舰入内海游荡，劫掠商船，遇者人货俱空，深为可恨”。将荷兰（乌喃呢）或英国（英机呢）并称作红夷或红毛夷。参见郑大郁，《经国雄略》，武备考，卷8，页19—22。
[93]参见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页95—96、110—111；《徐光启集》，页299；程子颐等，《武备要略》卷2，页4。
[94]此据英国伦敦塔所藏十六、十七世纪铜炮诸元；参见H.L.Blackmore，The Armouries of the Tower of London：I.Ordnance，pp.58-66.
[95]此段参见李金明，《海外交通与文化交流》，页67—80。
[96]此段参见Victor Purcell，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pp.500-524；陈荆和，《十六世纪之菲律宾华侨》，页31—54；陈台民，《中菲关系与菲律宾华侨》，页87—136、169—171。
[97]由于每pico相当于中国的一百斤，而每枚披索银币约重27.5克，故在菲律宾所购买的中国铜，每斤约值银一钱，此应较中国东南沿海的市价高出一截，否则商人不会费心费力去跨海牟利。查崇祯前期，铜在南京每斤约值八分银；参见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7，页10。
[98]当地土著已能铸造重达4300千克的大炮，其品质据说不输意大利著名之米兰城堡上的任何一门炮。此外，其所铸后膛装填炮的品质也令西班牙人大为称赏，认为其他地方均罕能比拟，以致当时还曾运回两门供国王检阅。事实上，早在十六世纪的前二三十年，东南亚地区（譬如文莱）即已出现铜炮和铁炮，它们或源出自土耳其，而与欧洲无关。参见Emma Helen Blair and James Alexander Robertson，The Philippine Islands，vol.3（1569-1576），pp.109、112、201；vol.4（1576-1582），p.146；P.M.Shariffuddin，“Brunei Cannon.”
[99]Blair and Robertson，The Philippine Islands，vol.7（1588-1591），p.89.
[100]Blair and Robertson，The Philippine Islands，vol.10（1597-1599），pp.209-210.
[101]Blair and Robertson，The Philippine Islands，vol.18（1617-1620），p.61；vol.24（1630-1634），p.215.
[102]其中旗舰La Salvadora号上即配置了四十六门口径大约5至6英寸之炮；炮弹最小者为18磅重，大多为24磅，少数是30磅。参见Blair and Robertson，The Philippine Islands，vol.17（1609-1616），pp.272-273.
[103]Blair and Robertson，The Philippine Islands，vol.17（1609-1616），pp.276-277.
[104]Blair and Robertson，The Philippine Islands，vol.19（1620-1621），p.205.
[105]《徐光启集》，页612。
[106]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18，页41—42。
[107]《明熹宗实录》卷6，页7。
[108]《满洲实录》卷4，页12。
[109]《满洲实录》卷7，页1—3。
[110]有趣的是，今人亦有附会称吕宋铜炮曾炸死努尔哈赤；见陈德山，《闽南大炮炸死努尔哈赤：石狮一明代墓碑文揭秘“宁远大捷”》；感谢吴志良和徐晓望两位先生协助取得此一剪报资料。
[111]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6，页4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页1。铜炮发射之后的管壁温度要较铁炮为高，故为避免过热，往往需间歇装放。
[112]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页2；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3，页38；陆人龙（孤愤生），《辽海丹忠录》第7回，页5—6。
[113]《明熹宗实录》卷6，页10。
[114]高汝栻辑，《皇明续纪三朝法传全录》卷10，页5。
[115]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页2。
[116]傅国，《辽广实录》卷上，页14—15。
[117]《清史稿》卷216，页8981、8986；卷217，页9013；卷223，页9140；卷487，页13461。
[118]参见《太祖高皇帝实录稿本三种》，甲本，页69；乙本，页74。《清太祖实录》卷7，页99。《满洲实录》卷6，页11。
[119]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7，页3—4；卷91，页3—4；卷159，页15—16。
[120]纪昀等，《钦定八旗通志》卷156，页14、22。此本亦被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但文字（尤其是官名）略见不同，虽有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的电子版可全文检索，惜卷270至342各表中之文字无法检索。
[121]纪昀等，《钦定八旗通志》卷209，页6—7、12—13、22—24、35—36。
[1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满文老档》上册，页164。
[1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满文老档》上册，页164、408、541、652。
[124]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7，页3—4；卷91，页3—4；卷159，页15—16。
[125]纪昀等，《钦定八旗通志》卷2—21。
[126]如《清史稿》中尝论曰：“太祖初起，扈伦四部与为敌，四部之豪俊，先后来归。武理堪等自哈达，武纳格、阿什达尔汉、鄂莫克图等自叶赫，吉思哈等自乌喇，康喀勒等自辉发，皆能效奔走，立名氏。……四部有才而不能用，太祖股肱爪牙取于敌有余。国之兴亡，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见《清史稿》卷230，页9322。
[127]杨海英，《佐领源流与清代兴衰》。
[128]《清太宗实录》卷21，页282。
[129]《钦定八旗通志》中之汉译人名常前后不一，且世爵或官名均改用乾隆朝新订之名。查努尔哈赤起兵之初，编三百人为一牛录，置一额真；五牛录，领以甲喇（又译作扎兰或札兰）额真。天命五年，分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各为三等，牛录额真称备御。天聪八年，定满字官名，改额真为章京，其中一、二等甲喇章京即参将，三等为游击。顺治四年，又改，以阿达哈哈番替代甲喇章京。顺治八年，定阿达哈哈番之汉字为参领；乾隆元年，再改成轻车都尉。参见纪昀等，《钦定八旗通志》卷167，页2；卷286，页4—5；《清史稿》卷2，页45；卷117，页3362、3369；卷130，页3860。
[130]纪昀等，《钦定八旗通志》卷167，页1—2；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157，页15—16。
[131]傅国，《辽广实录》卷上，页15。
[132]明军于萨尔浒之役前曾悬重赏以擒斩后金的首要人物，努尔哈赤的女婿“火胡里”即列名其中。稍后，王在晋声称刘
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深入三百余里，克十余寨，斩获甚众，杀死奴壻火胡狸、金白二酋，亦报奴酋男贵英把兔、中军韦都男俱被杀”。惟《清史稿》仅提到牛录额真喀喇、额尔纳和额黑乙等三名将领，在与刘
军对阵时战死，而他们与努尔哈赤均无姻亲关系。事实上，努尔哈赤诸婿当中并无任一人死于萨尔浒之役。参见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页8；《清史稿》卷166，页5266—5268；卷226，页9208—9212。
[133]参见纪昀等，《钦定八旗通志》卷135，页8。
[134]欧阳琛、方志远，《明末购募西炮葡兵始末考》。
[135]《明神宗实录》卷580，页16。
[136]《明神宗实录》卷591，页10。
[137]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6，页12。
[138]黄克缵调募浙兵一事，首见于万历四十七年九月他所条陈的京营五议之中，当时黄氏新任协理京营戎政尚书，其议或因此被采纳。四十八年二月，徐琏奉命率浙水兵自海路援辽，但似未立即发兵。七月，南京和浙江兵三千名抵京。天启元年二月，兵部再命黄调焕等率浙兵两千余名援辽。该调募浙兵之举曾引发当地贿赂求官的情形，并被抨击为“将多兵少，游食之徒，附会索诈。顾（同‘雇’字）募市井，壮丁佥点，孱弱代更，沿路脱逃，以丐儿充顶”。参见程开祜，《筹辽硕画》卷38，页21；《明熹宗实录》卷6，页25；沈国元，《三朝辽事实录》卷3，页13；《明光宗实录》卷2，页14。
[139]程开祜，《筹辽硕画》卷29，页59。
[140]《明熹宗实录》卷9，页24—25。
[141]肖许，《明代将帅家丁的兴衰及其影响》。
[142]余应虬，《镌古今兵家筹略》卷2，页419。
[143]《徐光启集》，页186。
[144]《徐光启集》，页207。
[145]郑大郁，《经国雄略》，武备考，卷7，页3。
[146]关孝廉，《〈旧满洲档〉谕删秘要全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满文老档》上册，页293—294。
[147]第七章。
[148]《明熹宗实录》卷35，页8。
[149]第二章。
[150]第十章。
[151]军事事务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乃指单纯在军事发展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变革，至于军事革命（Military Revolution），则还需要进一步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参见Clifford J.Rogers，“‘Military Revolution’and‘Revolutions in Military Affairs’：A Historians Perspec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