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变的背景与发生
吴桥之变与崇祯四年的大凌河之役息息相关。七月，明军筑大凌河城，工程甫竣，金兵即于八月初六日以精锐一万五千人攻至，并掘深壕将城中三万余军民层层围困。驻镇山海关的大学士孙承宗遂遣张春、吴襄、宋伟率四万多名马步兵往救，但于九月二十七日在距大凌河十五里（明清时期一里约合0.576千米）处的长山被击溃。《满文老档》称：“自征明以来，较之以前，此次杀敌明兵甚多。”[15]十月，金军首度使用俘获以及自制的红夷炮攻坚，令远近百余台堡俱降。二十八日，因城中粮尽援绝，甚至已到人相食的惨况，守将祖大寿不得已率尚存的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二名军民请降，以其子可法为质，并杀害不从的副将何可刚。金人旋即毁大凌河城班师，且将投降之军民俱剃发。孙承宗因遭廷臣交章疏劾，责其筑城招衅且丧师辱国，遂夺官闲住，不再起用。[16]
先是，当祖大寿之子可法赴敌营议降时，即曾强烈要求金国在受降后应继续攻取锦州，如此，众人始可与妻、子相聚，否则“生亦何益”！大寿的义子祖泽润亦对金国副将石廷柱称：“若能设计将在北京之二弟救出，此乃兄全我祖氏之大恩也。”祖大寿也在降后建议由其亲率兵诈逃入锦州，伺隙献城。十月二十九日晚，皇太极因此命贝勒阿巴泰等率兵四千名，着汉装偕祖大寿及其所属三百五十人，伪做溃奔状，企图袭取锦州。惟因逢大雾，队伍多失散，遂于天明各自收兵。而锦州明军听闻炮声，以为大凌守军突围，尝分路应援，但均遭击败。[17]
十一月初一日，祖大寿携二十六人步行入锦州。皇太极先前与诸贝勒议曰：
朕思与其留大寿于我国，不如纵入锦州，令其献城为我效力。即彼叛而不来，亦非我等意料不及而误遣也。彼一身耳，叛亦听之。若不纵之使往，傥明国别令人据守锦州、宁远，则事难图矣！今纵还大寿一人，而先携其子侄及其诸将士以归，厚加恩养，再图进取，庶几有济也！
知其放归祖大寿的决定，乃一心思极其细密之举，因即使祖氏不依约献出锦州，只要他仍掌兵权，其被俘的亲友和部属就足以令他投鼠忌器。而大寿为掩饰其贪生之举，初竟疏奏自己是率兵突围。[18]
稍后，祖大寿因不能或不愿遵约献锦州，遂在同僚的曲护之下，将脱归一事改说成是施用奇计以赚归，当事诸臣亦或希望能因此稍稍挽回败战的颜面。孙承宗在上疏时，更尝巨细靡遗地“引述”祖大寿与皇太极的对话，以证明其“用计出围”之说，崇祯帝因此还嘉许其“兵不厌智”；但祖大寿私下却仍与金人互通往来，皇太极更尝对其称：“倘蒙天眷而事成，则以将军为王，国自由尔专主……我将将军与我诸贝勒并列，不与官员辈并列。”[19]
在大凌河城被围期间，明廷曾于崇祯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发文命驻防在皮岛的前协副总兵张焘率兵至旅顺旁之双岛，与来自登州的参将黄蜚（黄龙之外甥，见后文）以及孔有德部会师，再合兵至三岔河口（太子河与浑河一起汇入大辽河后，即称作三岔河，自今营口市西边注入渤海）和耀州盐场（在今营口市附近），希望能从后方牵制敌人。九月二十七日，张焘率兵偕同葡籍军官公沙·的西劳，分乘二十一艘船出发；但东江总兵黄龙不允其携走先进的红夷大炮，理由是要“留以进剿”。张焘所率的援兵至十月十七日始抵双岛，据其指称，当时孔有德刚从三岔河遭飓风退返双岛，因孔氏回报三岔河结坚冰“不能飞越”，张焘于是差官至登州禀报此一困境；二十八日，遂接到改调觉华岛之檄。[20]
十一月初一日，张焘声称甫出发即又遇飓风，而自其于九月底出发以来，先后已有十二艘船严重损坏，其余九艘虽经修补，仍时时漏水，故他请求再拨十四艘较坚固之船以载兵。且因先前公沙遭飓风时，行李和兵器尽失，“见在调理，力乞回澳”，而张焘指称在麻线馆之捷中，“西洋一士可当胜兵千人”，是他“向恃以为尝（农按：即‘常’字，避泰昌帝朱常洛之名讳）胜不败者”，故恳请速发“西炮、西人、火药、盔甲”，更希望能预给“开春粮钱”，以便购买御寒之物；并请求当部队抵达觉华之后，即照关宁之兵给足全粮。二十八日，奉旨：“海师风信，固难定期，日久奋图，岂无一遇。如何张焘等只以遭飓坏舡为词，着兵部看议来说。”[21]知朝廷颇疑飓风乃为其赴援不力的借口，江西道试御史刘宗祥因此抨击称：“若云海涛汹涌，则奴在凌三月，岂尽无风平浪恬之日。即迂道从狭江潜渡，兴师急援，奴未必不畏其先声。”[22]
当大凌河城中食尽之际，张焘和孔有德所率领的援兵竟然还都羁留在双岛，不愿或不敢涉险登陆救援。而当败军之将的祖大寿被金国放还时，反被描述成“设奇自振”“忠智脱围”。无怪乎广西道试御史萧奕辅严词批评边臣“欺罔特甚”，并称：
甚至凌城已破，将卒被掳，而丘禾嘉等犹然以二十九晚遣兵劫营，贼众惊乱，总兵祖大寿领万二千人出城报功。向非水落石出，直吐情形，又一大奇捷矣！自有边惊（农按：警）以来，日事欺罔，诸臣不足诛，不意承宗大臣而出此也！
这些都在在突显明廷腐败之深。[23]
由于张焘等一直未能从海路至三岔河牵制敌军，兵部于是在十月二十三日命孙元化自陆路续发五千名援兵，但因当时登州的马步兵总数尚不及三千人，元化乃于二十五日遣人至双岛调取孔有德和吴进胜之军，至十一月十四日，部队始齐集。由于当时皮岛总兵黄龙甫被乱兵所拘，故元化乃留吴进胜军在登州戒备，而命孔有德率兵一千人先行，王廷臣等将领则随后发遣，[24]通计此批援兵共四千四百七十二人，分携马一千零六十一匹、骡五百五十一头、牛一百五十四头、中西大小铳炮一千零三十四门等；元化自称“从来援兵未必若此之盔甲、器械、锅帐、辎车悉全者”，但讽刺的是，大凌河城守军却已于半个月前因各援兵的拖延磋跎而力竭投降。[25]
由于孔有德“初无往意，勉强前赴，沿途观望”，甚至停驻邹平（位于新城西南约20千米处）月余，[26]以致出发近两个月始出山东省境，准备行至直隶河间府所属之吴桥县（距登州约500千米）后，即改沿大运河至天津，再北出山海关。不料，此一部队却因细故而激起兵变，《明史》记其事曰：
是年，大凌河新城被围，部檄元化发劲卒泛海，趋耀州盐场，示牵制。有德诡言风逆，改从陆赴宁远。十月晦，有德及九成子千总应元统千余人以行，经月抵吴桥，县人罢市，众无所得食，一卒与诸生角，有德抶（农按：指用鞭、杖或竹板击打）之，众大哗。九成先赍元化银市马塞上，用尽无以偿，适至吴桥。闻怨，遂与应元谋，劫有德，相与为乱。陷陵县、临邑、商河，残齐东，围德平。既而舍去，陷青城、新城，整众东。[27]
《清史稿》亦称：
天聪五年，太宗伐明，围大凌河城。元化遣有德以八百骑赴援，次吴桥，大雨雪，众无所得食，则出行掠。李九成者，亦文龙步将，与有德同归元化，元化使赍银市马塞上，银尽耗，惧罪。其子应元在有德军，九成还就应元，咻（农按：指教唆）有德谋为变。所部陈继功、李尚友、曹得功等五十余人，纠众数千，掠临邑，凌商河，残齐东，围德平，破新城，恣焚杀甚酷。[28]
均指援军至吴桥时，因“无所得食”而生乱，此与稍后孔有德致皇太极请降书中的说法一致。[29]至于适至吴桥的李九成，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九成先前乃奉孙元化之命买马，[30]但却将款项荡尽，由于自认重罪难逃，遂与其子应元谋叛。
毛霦在其康熙五十五年成书的《平叛记》中，参考了许多第一手材料，因而对致乱的缘由提供了更多细节，称：
发辽卒千人授游击孔有德、千总李应元往，……初无往意，勉强前赴，沿途观望，至闰十一月二十七日，次于吴桥。时官兵屡过地方多骚扰，以故民皆闭门，兵无食宿皆怨。适部卒与生员相争，有德笞之，众遂哗然（原注：时屯兵新城乡绅王象春庄，白食鸡犬，春子怒，先投其父名帖，复亲讲其兵不法状，有德将兵捆打、贯耳，兵遂将庄焚毁，春子潜逃）。次日，千总李应元与其父九成缚有德于演武场，首倡反谋，有德从之（原注：九成初为元化市马，马价荡尽，至吴桥，适与有德遇，遂与应元谋，以为反亦死，不反亦死，不如一逞，叛谋益决）。[31]
然初读此一记述，会怀疑当时在新城与吴桥是否先后均发生军民冲突。[32]惟因两地的直线距离约达150千米，很难理解若数天前众兵已在新城酿出焚毁王氏庄园之大乱，何以要等到吴桥才激变。且若此说为确，亦很难解释为何时人绝少将此一事件与新城相系：除孔有德自称是在吴桥起事外；[33]归庄应孙元化家人之请所写的《孙中丞传》中，亦称“兵至吴桥，闭门罢市，不听止宿，兵遂大掠”；监视登岛太监吕直也指“孔有德肇乱于吴桥”；崇祯朝担任京官的王家彦和马世奇，分别称此变为“吴桥之变”和“吴桥之事”；明末清初的史家邹漪、查继佐和张岱，亦明确将事件地点系于吴桥，或径称为“吴桥兵变”。[34]
经查乾隆四十年奉敕撰的《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中有云：
十月晦，有德及九成子千总应元统千余人以行，经月抵吴桥，天大雨雪，众无所得食。新城邑绅王象春者有庄在吴桥，有德兵屯其地，卒或攫鸡犬以食，王氏子怒诉之有德，有德笞卒以徇，众大哗。九成先赍银市马塞上，用尽无以偿，适至，闻众怨，遂与应元谋劫有德为乱，有德从之还。[35]
始知《平叛记》中的小注并非记载另次冲突，而是对正文的补充，只不过毛霦并未清楚指出事件所在地乃王象春家位于吴桥之庄园，反而在字里行间让人误以为该庄在王氏老家新城。文中对大量入关辽人的悲悽处境，有相当深刻的描述，但也呈现出对这些难民的严重偏见，甚至认为他们是非我族类，“性与虏同”。
至于酿祸的王象春之子，有误认是与仁（后改名山立），[36]此因《新城王氏世谱》中以其为象春独子。惟此子在兵变发生时年仅约十一岁，应不太可能“怒投其父名帖”。查象春在《庚戌科序齿录》中所留下的资料，他于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时有一子名与文（见图表9.1），据世谱中的记载，与文是象春堂兄象艮之子。因疑象春初或因乏嗣而过继与文，但在中年得子后，又将与文归宗。亦即，该怒投象春名帖的应最可能是与文。[37]
图表9.1：《庚戌科序齿录》中的王象春家世履历。上有以墨笔所记“一家十进士、一举人”“祖、父、孙进士”等字，并列出同一祖父之大排行
文献中有称吴桥“闭城罢市”一事根本是由县令毕自寅主导，[38]此因当时军纪普遍不堪，[39]驻登之辽丁更被抨击常“剽妇女以为嬉”。[40]此外，自寅之举还可能受到其亲族的特别影响，因其兄户部尚书毕自严尝为辽事而对孙元化“素不快”，且其同母弟自肃于崇祯元年发生的宁远兵变中引咎自经，当时索饷的乱兵曾将担任辽东巡抚的自肃缚绑捶击至血流被面，而毕家甫于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将自肃安葬，可以想像自寅对以辽人为主的孔有德部应无太大好感。[41]
再加上与增援部队发生摩擦的新城王家，恰与淄川毕氏世为姻亲，查象春同一祖父的十八名堂兄弟当中，即有象乾、象贲、象震、象艮四人配毕氏之女，象丰之女亦嫁毕氏，[42]两家关系有谓是“姻娅重重，虽云二姓，无异一宗”，[43]或使自寅默许甚至鼓动百姓对该军采取不友善的举措。[44]
至于该夺鸡之兵之所以受到穿箭贯耳的重惩，则主要是因其所得罪的王家“势凌东省”。查新城王家第三世的王麟共生八子，其中长子耿光与次子重光两房的科名最盛，在此两房连续三世的四十六名男丁当中，共出过十四位进士（含一位武进士），而“象”字辈更囊括十个（参见图表9.1）。[45]当事人王象春在兵变前甫以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告归，其从兄象乾亦曾两任兵部尚书（于崇祯二年十月告老回籍，三年五月病卒）；即使在象春同父的兄弟当中，亦有多人出任重要官员，如象恒历官至应天巡抚、象复为保定府同知、象鼎为吏部考功司郎中、象丰为参将。无怪乎，明人陈继儒尝称：“今海内推乔木世家，首屈新城王氏，名公卿累累，项背相望。”[46]尤有甚者，孙元化于万历四十年乡试中举时，恰出自王象春之门。[47]这些特殊背景的交织，导致夺鸡小事因而闹大。
查穿箭贯耳之刑，应至少可追溯至春秋时期。[48]明代名将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亦强调：“申军纪：平时恃强凌弱，酗酒忿争，喧骤无礼，蹂取人果稼，作践人庐器，分别轻重，治之贯耳游营。”[49]前述这支部队因不满夺鸡之部卒受到“贯耳游营”等重惩，加上对出关之后的命运又彷徨未卜，[50]遂在吴桥哗变，并逼带队的孔有德等官员一同起事。
由于叛军的家口皆在登州，因而回戈东指，声称众人即将出关“前斗赴死”，却“行粮已尽，市买无所”，还不如“回登请粮，再图进止”，遂大肆劫掠途经的济南府各县。[51]因吴桥之变乃王象春家人所激起，故王氏家族根据地的新城遭焚杀尤惨，王象复及其子与夔均死于城破之时；象春虽侥幸逃脱，但翌年在经理象复父子丧事后，旋以感伤过度而于十二月病卒。[52]然在其进士同年钱谦益所撰之墓志铭中，却只称他于天启五年在南京吏部考功郎中任内被削籍后，“一斥不复，而无何遂病且死矣”，完全未提及吴桥兵变及其冲击，[53]此明显是“为亲者讳”。(https://www.daowen.com)
其时山东地区分设两巡抚：登莱巡抚为孙元化，下辖登州、莱州、青州以及辽东沿海诸岛，其析设的主要目的在“控制边海”，防备金军从海路南下；山东巡抚为余大成，辖山东布政司所属其他地区。[54]其中登莱巡抚所在的登州，原来僻处海隅，但自天启年间辽土泰半沦亡后，因毛文龙收拾辽众，在沿海诸岛自成一军，而岁饷八十万两，都是从登州运抵皮岛的，再加上关外的参、貂等特产亦多从海路透过登州转售内地，遂造成商旅云集的富饶局面。[55]
由于孙元化、余大成两巡抚均欲以招安的方式解决此事，而叛军又佯应之，孙元化于是通令各郡县不得拦截，且致书余大成曰：“抚局已就，我兵不得往东一步，以致坏事。”叛军遂在行经青州、莱州时停止抢掠，并于二十二日长驱返抵登州。[56]此一行军速度较去程快了一倍有余，沿途且还曾费时攻城略地，因知孔有德先前的确有意拖延开赴前线的时间。
吴桥之变的发生，提供黄龙一绝佳之借口，以辩解自己先前遭部下缚绑的窘事。他于五年正月初一日上疏，谓四年四月他在登州所派差官王舜臣和李梅的两艘船上，搜出违禁的黄蟒和胡丝等物，价值约两万两，而其背后之物主则为孙元化属下的抚标中军王廷臣（舜臣之弟）和抚标游击耿仲明（李梅为其心腹）。黄龙称已当即将船货没收，本拟于稍后将相关人等审明正法，不料在廷臣和仲明的指使之下，时任皮岛都司的耿仲裕（仲明胞弟），于十月二十七日鼓动其本营兵丁以索饷为名包围他的公署，除将兵器、文卷、书籍、衣服席卷一空外，还将他拥至演武场，欲对其不利，“赖众将理论而散”。次日，仲裕更阴令其党将原被没充的船只连同蟒缎和胡丝等货物驶离皮岛。惟仲裕因担心事情曝光，遂与千总王应元谋为乱，欲杀诸将领并降金，但兵士不从，乃缚应元出首。十一月二十六日，沈世魁与尚可喜等将领分兵擒获仲裕及其同谋，黄龙于是将耿仲裕及王应元等人正法，且疏请查明王廷臣、王舜臣、耿仲明和李梅等人的罪状。[57]
黄龙此一辩白与前文其他文献中的叙事颇异，由于朝鲜史料以及先前曾提拔他的孙元化均指其贪墨克饷，兵士亦控诉他搜括银钱肥己，并逼迫众人饿着肚子上山挖参，[58]故笔者颇疑黄龙没收王舜臣和李梅船货的动机，很可能涉及双方的利益冲突，[59]而耿仲裕之所以牵涉其中，或是替其兄的心腹李梅讨回“公道”。此外，黄龙在复出视事的一个多月后，始疏奏变乱的缘由和过程，亦颇耐人寻味，他很可能是利用吴桥之变的混乱，以推托应负的责任，且为维护颜面，他在疏中亦绝口不提自己曾遭拷打重伤一事。
孔有德叛军返抵登州城外后，就于城南的密神山扎营，不仅未积极接受招安，且开始部署攻城。当时城内“鸟铳、枪刀皆西洋，药法、弹法皆西洋，又即以西洋人放之”，“有西洋大炮十余位，西洋鸟铳并自造大炮数十，又用取西洋人合药、装放”，[60]守军则主要包括原籍关外的辽兵以及来自南方的南兵，分由标将张焘和总兵张可大率领。五年正月初二日，两军战于城东，初南兵略胜，但辽兵突然引退，南兵几遭杀伤殆尽，而张焘的部下亦半降敌。初三日，降敌的焘兵复诈来归，孙元化许之，叛军遂混入城中，并与耿仲明等辽将密谋内应；是夜，有德即从东门杀入陷城。先前黄龙与耿仲明兄弟间的瓜葛，或许也是仲明决定临阵倒戈的重要因素。城破之时，孙元化引刀自刎未遂，乃与登州道宋光兰、监军道王徵、标将张焘等官员同被俘，张可大则自缢殉国。当时城中尚有旧兵六千人、援兵一千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两、红夷大炮二十余位、西洋炮三百位等大量人员物资，俱为叛军所有。[61]毕自严因此感慨曰：“登镇以全齐物力数年布置，甲仗、火攻之需，无一不备，而叛兵孔有德等全据为助逆之具。”[62]
在登州遭孔有德围攻时，公沙等来自澳门的军事顾问亦在城内协助防守，城陷时有十二人捐躯。死难的统领公沙被明廷追赠为参将，副统领鲁未略赠游击，铳师拂朗·亚兰达赠守备，另九位傔伴则赠把总职衔，并各给其家属赏银十两。从崇祯三年正月初抵京至五年正月的登州保卫战，这批共三十二人的放炮教师（不含传教士陆若汉），为明朝效力前后逾两年。他们在北京演炮练兵，并投入己巳之役和东江保卫战，可谓尽职尽责。这群澳人当中超过三分之一为明朝战死沙场，但讽刺的是，其忠诚度却曾饱受质疑，且死于受过他们训练的叛军之手！[63]
登州之陷有部分肇因于山东人与辽东人之间日益严重的摩擦（附录9.1），此故，当叛军回攻登州时，即有称“登人故虐辽人，至兵临城，犹杀辽人不止”，或谓“村屯激杀辽人于外，外党愈繁；登城激杀辽人于内，内变忽作”；而当叛军陷登之后，报复亦起，“凡辽人在城者，悉授以兵，共屠登民甚惨”，且有称“（辽兵）向之畏敌如虎，今则视内地之人，则彼又不啻虎矣，残忍更过之。一时东人厄运、杀运，笔难尽书”，益知其时山东人与辽东人之间的确存在相当严重的省籍情结。[64]
附录9.1
崇祯初山东人与辽东人间的省籍情结
自金国攻陷辽阳并持续扩张之后，许多汉人被迫逃离家园，由于金国无水军，故许多难民选择扬帆过海，他们大多僦居在东江诸岛以及山东沿海，尤以登莱地区为多。[65]天启二年，大学士叶向高奏称辽人避难入关者即达二百余万人；[66]在毛文龙于崇祯二年被正法时，东江一镇即有兵民十余万人，其中编制内之军队共四万八千名。[67]
崇祯初年，登州地区所安插的辽民不下数十万，其中曾受毛文龙给札加衔者甚众，以致“登之街市黄盖、腰金者，不计其数”。[68]二年十二月，金军围京师，总兵祖大寿自关外兼程赶回，然而，京中之人却讽刺称“辽将、辽人都是奸细”；又，黄道周亦力言“东江辽人不早料理，必成极乱”；[69]这种种态度均可略窥辽人在一般人心目中的负面形象。陈仁锡甚至尝建议应将辽人尽数遣回关外，不许他们居留内地，称：
凡辽人有潜住省直者，尽数出关，以还故土。严令各官有姑留辽人者，从重参究，以清内地。辽之科贡、世冑俱许仕辽，以立功勋，不许游宦，以忘桑梓，俟平定之后，照旧推升别省员缺，庶辽望先归，辽众景从。或路远难行，官给脚力；或穷饿不前，官给粥食。各府州县务加体恤，全活孑遗，期归故业。精壮选之为兵，老弱助之为农；以辽人复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卷土重来之实着也！[70]
主张解决辽事的根本方法在“以辽人复辽土，以辽土养辽人”。[71]
当时山东人与辽东人之间的摩擦日益严重，如皮岛辽民即曾于崇祯元年聚众欲杀至当地公干的登莱总兵杨国栋，他们诉称：
自国栋任登，出令强辽人住登者，悉隶官操。富者买免，每名百金，贫者愿隶，需索顶缺，每名十八两，且逐季查补……复出拿奸一令，富商被拿者，动以千金贿之乃释……有捕获者，赏有差，为此捕者，罚使出椽木砖瓦，以助尚公（农按：“尚公”同“上公”，此指天启六年十月晋秩为上公的魏忠贤）生祠。吾侪逃生于彼，而受害如此，不能聊生，复投生海外。[72]
知许多辽人在自关外逃难至登州后，却横遭欺压，甚至有被迫再远赴海外之东江者，以求一活路。
此外，文献中还屡见描述两族群间之紧张关系者，称：“辽人恃其强，且倚帅（农按：指毛文龙）力，与土人颇不相安”“辽人避祸内徙，土人日与为雠，戒谕不悛”“辽丁贪淫强悍，登人不能堪”“登莱两郡自辽阳之失，辽人避乱来奔者十余万，土人多折辱之，或相残杀，辽人怨愤”。[73]吴桥之变就是在此一山雨欲来的肃杀氛围中爆发开来。
时人尝归纳吴桥兵变的原因为：“孔、李枭獍素习，一反也；为登土人凌蔑积恨，二反也；不愿远戍宁远，三反也。”[74]其中“不愿远戍宁远”一事，则与明廷欲“裁抚撤兵”的做法攸关，此举亦获登莱巡抚孙元化的支持，因孙氏认为登莱的海防可归山东巡抚，至于恢复辽东四卫的任务，则可归辽东巡抚，故主张应将素无牵制之效且屡屡酿乱的东江部队改调关外。[75]当时在左春坊左谕德陈仁锡尝云：
登之辽人与始为乱之辽人犹有限也，海外之辽人无限也；登之辽人犹有妻子也，治（农按：致？）乱之辽人已为饱鹰也。海外之辽人穷而悍，与虏同性，勾联入登，其势愈张，难破矣。……辽人有二等，有南四卫之辽人，有北四卫之辽人，今之贼，北四卫之辽人也，性与虏同。……自三韩沦没，辽人进关百万余，辎重十倍之，辽俗不耐饥渴，流离伤心，所在有争，争则人欺其孤，且利其有，不曰养患可虞，则曰通夷有据，株连吹求，因一人而毙数十命，一事而疑千百人，十年来摧折殆尽，富者罹法，贫者投奴。[76]
兵变首脑李九成、孔有德和耿仲明三人，原均为毛文龙部下，文龙待三人甚厚，命李、孔典内兵，耿主钱帛，并均易姓为毛：李九成改名有功，崇祯二年，已为副将；孔有德改名永诗，耿仲明改名有杰，同在崇祯元年为参将。[77]三人在文龙死后改回原姓且投奔登抚，但或因先前毛文龙所授之官衔并非正式编制，故李九成反降为参将，孔、耿二人则降为游击。
孔兵攻陷登州以后，朝野对相关官员的抨击四起：郭之奇诗中有“乍传七邑趋风溃，疑说专戎伏地迎”句，责孙元化按兵不动，甘愿被俘；[78]贵州道试御史丘民仰疏参孙元化和余大成“认贼作子，坐听其劫库杀官，连破数城，如摧枯折腐之易。……元化孑身而奔，损威辱国，乃匿不以闻”；户科给事中朱国栋亦劾孙、余两人“玩寇殃民，悠悠坐视，仅知两相诿卸”；登州生员吴化鹏、吴化鸿则具揭称“元化心怀异志，显与贼通，同谋不轨。见今僭号顺天，称王东镇”。[79]
于是众臣有主张将孙元化的家属囚系者，且炮火延及首辅周延儒（孙元化的乡试同年）[80]和兵部尚书熊明遇，如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指称诸臣先前屡纠元化贪污欺诈，但均因周延儒回护，终有吴桥之变，故“主登兵之叛逆者，非孔有德，乃孙元化也。成有德之叛逆者，非孙元化，乃周延儒也”，而兵科给事中李梦辰也借此一兵变抨击熊明遇“调度失宜，威望既不足以服人，才干亦不足以济变，难以久居司马之堂”；虽然崇祯皇帝仍温旨慰留周、熊二人，但已埋下他们未几即去职的引子。[81]
徐光启则上疏为其同教门生孙元化申辩，并称如其有造反之意，“臣愿以全家百口共戮”。[82]事实上，孙元化的甥婿潘云柱在五年正月闻元化因兵败而遭削籍听勘时，似曾拟竖反旗，但为元化所阻。[83]而叛军欲拥立孙元化之事，亦见于十七世纪的欧文著述中，如耶稣会士巴笃里在其《中国耶稣会史》（1663）中，即尝曰：
叛军曾愿拥立（农按：孙元化）为王，彼以此举不忠于天主、不忠于皇上，毅然拒绝。……元化愿负哗变之咎，偕张焘、王徵入京。众以此行必罹巨祸，劝易清帜。三人以忠天主之心忠君，卒奉命去。元化与焘皆论死，征削职，并籍没家产。
此外，耶稣会士欧林斯所撰《两位征服中国之鞑靼皇帝的历史》（Histoire des deux conquérants Tartares qui ont subjugué la Chine，1688）中亦称：“变后，（所部）知公必膺惩处，且不可救，遂以叛国为劝。……清军闻其事，亦遣人相告曰：‘降则必获安全。’将军处诱惑中，不为动，竟论死。”惟其所称金人当时曾向孙元化诱降之说，并不见于中国文献，待考。[84]
孔有德在陷登之后，尝请被俘的孙元化移书余大成请求招安，余氏遂建请兵部尚书熊明遇续采抚议，明遇乃遣辽东籍的职方主事张国臣入贼营招谕，国臣于是传令“毋出兵坏抚局”，但“贼佯许之，攻围如故”。山东巡按御史王道纯则自始主张速剿，及登州沦陷，元化被俘，大成犹主张招抚，道纯于是抗疏力争，帝遂命道纯监军。叛军曾遣人伪乞抚，道纯焚书斩使，并上疏言：“贼日以抚愚我，一抚而六城陷，再抚而登州亡，三抚而黄县失，今四抚而莱州被围。我军屡挫，安能复战？乞速发大军，拯此危土。”却遭切责，由此可知当时朝中的当事者多主张招抚。[85]
事实上，叛军并无诚意被招安，反而继续攻城略地。崇祯五年二月，新任的山东巡抚徐从治和登莱巡抚谢琏即在疏中强调：“若‘抚’之一字，是贼之所以愚弄孙元化于股掌之上者，而可再入其彀中耶？”且谓：“国臣以抚为叛兵解嘲，而叛兵即借抚以为缓兵急攻之计。”[86]
由于孙元化对辽人素来颇为照顾，且叛军为寻求招抚的可能，孔有德遂用耿仲明的建议，于五年二月将孙元化、宋光兰、王徵、张焘等人放还。王徵在放归后，曾具疏论及登州城陷前后的情形，中称：
初三之夜，内溃外应而城破矣！叛将不肯加害，且令兵士卫守。少刻，则孙抚台乘马而至，见城已破，辄自刎仆地。叛兵细搜徵身，恐亦自刎，防范愈严。[87]
指称孙元化在城破时曾自刎未遂，[88]惟或因此举违背天主教不能自杀的诫律，故教会中人对类似行为多避而不言。[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