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变对明清鼎革的影响
吴桥之变不仅仅是发生在山东一省的兵变，其过程还与明季党争有密切纠葛，成为当时政争中互斗的焦点。先是，崇祯元年十月会推阁臣，礼部侍郎钱谦益命其门人瞿式耜在背后运作，导致礼部尚书温体仁和侍郎周延儒均被摈弃于名单之外。此事经体仁揭发后，谦益遭夺官闲住，延儒亦未能入阁，而体仁则引疾去。二年十二月，周延儒升授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三年六月，温体仁亦入阁，九月，延儒更成为首辅。[138]
皮岛的动乱随即被政敌引为攻击周延儒的重要借口，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于是严词抨击与周氏关系密切的孙元化，称：
如登抚孙元化者，岁费金钱八十余万，叱之毛文龙之旧已数倍矣！料理两年，无论复四州、援大凌，即岛兵两变，亦且充耳无闻。且登兵号二万之众，调赴关宁者，止二千五百而已云。尽如此破绽，罪已滔天，业经自简，而延儒何以坚护不休，则以同乡入幕，参、貂、白镪每月一至耳。然臣非无据也之言也，宁远海口副总兵周文郁，延儒之家奴也，元化叙杀刘兴治之功，侈及文都（农按：郁），隔海叙功，不敢遗其家奴，其谄事延儒，亦何所不至乎？[139]
山西道试御史卫景瑗也声称周延儒因受孙元化贿赂，以致始终曲为护持。[140]周氏乃于五年五月援引徐光启入阁为东阁大学士，试图共谋替元化脱罪。[141]
朝臣对周延儒的攻击并不因吴桥兵变的结束而日趋缓和，如原任兵科给事中的孙三杰即疏称：
今日养叛陷城、通款辱国之事，……实无一非延儒所为，……明知元化、禾嘉无功而冒，节钺不足服人，则设为复广宁，图金、复、海、盖之议，既而一事无成。……孙元化开府登州，结孔有德为心腹，纵辽兵肆劫，通国知其酿祸，延儒与熊明遇极力庇之。……元化则实恃延儒在内，自分可以不死，乃束身归命，以为抚局张本。……皇上大奋乾纲，立置元化于法，罢明遇，逮宇烈，延儒则竟以巧言支饰得免于罪，……延儒一日在位，海宇一日不宁。[142]
三杰虽遭切责，但仍陆续上疏纠劾周延儒。延儒本冀望获得温体仁声援，但体仁不仅不应且背地阴加打击，延儒因此于六年六月引疾乞归，体仁遂代其为首辅，徐光启则于十月卒，令亲天主教人士自崇祯初年所进行的军事改革画上休止符。[143]
天聪七年（崇祯六年）六月，皇太极封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并召二人陛见。皇太极率诸贝勒出沈阳城十里迎接，并不顾众人反对，用抱见礼相待，以示优隆。抱见之礼为满人传统中最高的会见礼节，两造需互相抱腰接面，彼此地位平等，无行礼、受礼之分，以表达双方诚挚亲密的感情。[144]皇太极通常只有在迎接凯旋的兄弟时，始行此礼，[145]查天聪四年阿禄部落来归时，皇太极就只命诸贝勒出城五里相迎，而当阿禄三贝勒朝见时，亦仅于叩头礼后，再行抱膝礼，并未特许其抱见。[146]
孔、耿二人所获得的优遇乃前所未有，此因其所携来的舟师和大炮一直是金兵最欠缺的。皇太极透过先前在宁远、锦州、滦州和麻线馆等役的败战，早已深刻体认到红夷大炮的威力，并开始尝试利用汉人工匠铸炮，但品质和数量一直还未能满足需求。孔有德与耿仲明在叛变后所拥有的红夷大炮，最少应有二十七门，投金时或只带出较精良的约十二门，惟此已相当于当时金国所拥有之总数。且其部下曾直接受到澳门铳师的调教，并在兵变中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无怪乎，皇太极会用抱见礼来表达其对这支部队来归的重视。[147]
在吴桥之变期间，尚可喜先镇守旅顺，有效地阻止东江叛军对登州的增援；次奉黄龙之命，率战船南进，防止孔有德从海上突围，却不幸遇飓风而“全军散没”，登陆后被围登将领祖大弼疑为叛军，欲杀俘冒功，幸经黄龙救回旅顺，再转驻鹿岛。孔有德逃离登州后，尚可喜和金声桓等奉黄龙之命出海随周文郁攻贼。尚、金二人原为毛文龙亲信，并曾易姓毛，可喜之父学礼且与毛文龙相交，故在追剿时均“包藏祸心，阴通阳纵”。[148]
崇祯六年六月，金国精锐以孔有德和耿仲明为前导，并配置西洋炮十二门以及大量佛郎机铳，于七月攻陷旅顺，黄龙力战殉国，尚可喜的妻妾及家口数百人亦死。皇太极为切断皮岛与登莱之间的联系，并威胁京津，下令留兵二千五百人驻守旅顺，此举奠定了崇祯十年清军攻陷皮岛的基础。[149]此战乃孔、耿二人为金国立功的首役，除因旅顺是兵家必争之地外，更为报黄龙先前的阻截之仇。[150]
继黄龙出镇皮岛的沈世魁，初以其女嫁毛文龙为妾而获重用。[151]沈氏心嫉黄龙，乃于崇祯四年嗾使岛兵将其囚禁，尚可喜因率兵平变并扶黄龙复出视事，令世魁恨之入骨。此故，沈氏在执掌东江大权后，遂设计欲杀之。尚可喜不得已乃于崇祯六年十二月举兵掠广鹿、大小长山、石城、海洋五岛，并率兵民万余人降金。[152](https://www.daowen.com)
崇德元年（崇祯九年）四月，皇太极称帝，国号大清，旋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并称三顺王，其地位高过旧汉人，名义上等同于八和硕贝勒；且为凸显对投诚者的厚遇，皇太极让三王仍维持其原有部队的组织和统帅权，征战时则随汉军旗“行走”（满文为yabubumbi，即按照执行之意）。[153]由于三顺王直属皇帝管辖，透过此一新编制，皇太极同时强化由己所控制的军事力量，不再只是八家均分制度下的“一整黄旗贝勒”。[154]
翌年正月，在三顺王炮队的支援下，清军征服朝鲜。四月，皇太极派阿济格攻陷皮岛，沈世魁战死，军民被杀者或达五六万人。五月，皮岛之役中幸运脱逃的副将沈志祥（世魁的从子），复召集溃卒至石城岛。崇祯十一年，沈志祥率二千余军民降清；次年，被封为续顺公。至此东江各岛屿上仅剩残卒，难以成军。是年夏，明兵部尚书杨嗣昌更撤岛，尽徙诸岛兵民至宁远和锦州。讽刺的是，对许多人而言，并不认为此举可惜，反而是抱持“二十年积患，一朝而除”的心态。[155]
附录9.4
清初辽人势力的兴起与衰落
明清鼎革其实并不全然是民族间的冲突，而应有相当程度被定位为不同利益群体间的斗争。清朝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得力于明降臣颇多，其中出身辽东地区的武将，更因仕清较久，或满化较深，以致彼此沟通较易，且战斗力较高，而以汗马勋功成为汉臣的中坚。[156]迄三藩乱平之后，以军功起家的辽人才淡出军政核心，其权力则被科举出身的汉人所取代。[157]吴桥兵变和三藩之乱应就是辽人在十七世纪中国从崛起以迄退场的两个重要转折点，而由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这四个最亮眼的辽人家族贯穿其间。
吴桥之变也促成了吴襄父子的崛起。吴襄本因在崇祯四年救援大凌河城的长山之役逃阵而被免去总兵职，其子三桂原为副将，亦同被处分，两人在此变戴罪随军入关。吴襄因于解莱（州）复黄（县）之役中有功，得复原职。[158]崇祯五年十一月，援剿登州之总指挥金国奇病卒，吴襄奉命瓜代。六年十二月，叙复登州之功时，吴襄更以武官中首功晋都督同知、世袭锦衣卫百户，三桂亦实授都督佥事。三桂骁勇善战，除受其舅父祖大寿庇荫外，更认太监高起潜（迄明亡均在关宁监军，权倾一时）为义父，遂于十二年升授辽东总兵。十五年，祖大寿以锦州降清，坚守多年的宁锦防线被攻破；是年，清朝扩编汉军为八旗，以祖泽润（大寿子，大凌河之役降）等八人为固山额真。十七年四月，三桂开山海关降清，李自成于是杀被掳的提督御营右都督吴襄；十月，清封三桂为平西王。[159]
随着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祖大寿、吴三桂等辽将次第投降，清军等于收编了“三方布置策”中最主要的几股势力。其中，一是以“后毛文龙时代”诸岛将为核心的东江集团，一是以吴三桂和祖大寿甥舅为核心的关宁集团。[160]孔有德和耿仲明在吴桥之变时虽与尚可喜和吴三桂兵锋相对，但四人却均借兵变崛起，并先后降清封王；虽然吴三桂在异姓四王当中封爵最晚且年纪最轻，但因其开山海关之功最大，位望反而后来居上。[161]这群辽将与清廷结合成一强而有力的利益共同体，在一统江山的过程中扮演关键性角色，并成功地从边陲登上历史的主舞台，建立辽人前所未有的功业。[162]
顺治元年，孔有德随睿亲王多尔衮入关，复从豫亲王多铎西讨李自成。二年，因陕西既平，乃移师定江南。三年八月，有德获授为平南大将军，率耿仲明、尚可喜及沈志祥等南征；五年春，湖南底定，志祥寻卒，无子，由其兄子永忠袭爵。六年五月，改封有德为定南王，征广西，同时命仲明（改封靖南王）和可喜（改封平南王）征广东。十一月，仲明因部下隐匿逃人三百余名而畏罪自经。八年正月，有德奏移藩属驻桂林。九年七月，明将李定国破桂林，有德兵败自杀。十一年六月，有德的灵榇运至北京，本拟续送往老家辽阳，但因其女四贞为便于就近祭扫，遂乞请给地葬于京城，而先前已建于辽阳的墓园就改成衣冠塚。[163]由于有德绝嗣，孝庄皇后遂将四贞育于宫中，后嫁孙延龄为妻。延龄之父孙龙为有德最亲信之人，他以“总督大旗副将”的身份随其降清，[164]累进世职至二等阿思哈尼哈番，并与有德一起战死在桂林。十三年，尚可喜与耿继茂（仲明之子）击退李定国，同在广州开府。十七年，继茂移福建，由可喜专镇广东。康熙元年，吴三桂因功进为亲王。五年，孙延龄获授为镇守广西将军，统有德旧部。十年六月，耿继茂卒，长子精忠袭封，仍镇福建。[165]
查清朝罕有以异姓封王者，[166]且为笼络三藩更透过联姻以强化其向心力，如吴三桂获赐四满洲妇，三桂长子应熊、尚可喜第八子之隆、耿继茂之子精忠和聚忠，均因赐婚宗室女而封和硕额驸，继茂子昭忠亦授多罗额驸。又，吴应熊女嫁恭亲王常宁为妾，尚之隆之女亦嫁纯亲王隆禧为嫡福晋。此外，孔有德女四贞与孙延龄成婚后，延龄亦被破格晋封为和硕额驸。[167]
清朝入关之初，八旗中的汉人远远超过满洲和蒙古。如据顺治五年的统计，八旗男丁共三十四万六千九百三十一丁，其中满洲五万五千三百三十丁，蒙古两万八千七百八十五丁，汉军四万五千八百四十九丁，包衣汉人（含大量旗下家奴）二十一万六千九百六十七丁。[168]至于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沈志祥五人的下属与子弟，则称“藩下佐领”，不分隶八旗，直到三藩乱平之后始编入汉军。但不论是汉军佐领、藩下佐领或包衣旗鼓佐领，他们绝大部分为辽人，是帮助清朝迅速打败明军并协助统治的重要支柱，如顺治朝辽人即占了总督和巡抚缺的约77%，布政使与按察使的48%，道员的34%，知府的39%，州县正官的21%；汉军至康熙朝亦仍占总督和巡抚缺的51%。[169]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由于撤藩一事引发疑虑，吴三桂起兵叛清，称周王元年；孙延龄旋于广西叛；耿精忠亦叛于福建。十四年正月，清廷封尚可喜为平南亲王，以其次子之孝袭爵，并授平南大将军；十五年二月，可喜长子之信起兵叛清；十月，可喜病卒；十六年，孙延龄听孔四贞之劝欲反正，但遭吴三桂派人执杀；十七年三月，三桂称帝，改元昭武；八月，病卒，其孙世璠继立；二十年九月，世璠兵败自杀。[170]三藩之乱至此弭平，清前期以军功起家的辽人势力也从绚烂归于平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