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结 语
综前所述，姜云龙是徐光启的同乡且于同年中举，他之所以能至辽东参赞孙承宗幕，有可能是受到承宗同年好友徐光启的推荐。姜氏虽然对西人、西学相当友善，但因他非天主教徒，故其所受到徐光启的“照顾”，相较于孙元化而言，就显得逊色不少。孙元化比姜云龙年轻，中举亦迟五科，但在仕途发展上却较顺利，元化在师生、同年、同乡、同社和同教等人际网络（数字资料库是爬梳这些关系的利器）的间接协助下，加上充分发挥教中人士所专擅之西洋炮学和兵学，终于成为明代极少数以举人升授巡抚者。同样地，当李之藻等天主教士大夫于泰昌元年至崇祯元年间几次推动至澳门购炮时，即是遣派奉教的张焘或孙学诗前往，他们都凭借此类任务获得升迁，并分别历官至副总兵和都司。[71]
姜云龙直到崇祯三年四月才由徐光启奏遣到澳门募葡兵并购西炮，时年已约五十六岁。当时张焘在辽东的鹿岛担任赞画游击，[72]孙学诗则于是年正月才率领一批澳门来的铳师和大炮抵京效命，[73]在两人都无法应命的情形下，徐光启很可能才因此选择姜云龙，没想到却遭致严重打击。但我们从姜氏周遭人物所呈现的态度，已可深刻体会西学在明末社会的穿透力与扩散力。
晚明所引进的西方兵学知识以及围绕西洋火炮所揭举的军事改革，乃以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张焘、孙学诗、韩云、韩霖、陈于阶等天主教徒为轴心，[74]并借由对西学较友善之孙承宗、袁崇焕等官员的推动，加上此一新型武器于宁远大捷（1626）后在各战场上的优异表现，遂使西炮逐渐于明清战争中引领风骚，甚而在明清鼎革战争中扮演关键角色。明亡之后，年已逾七十的云龙或只能安老乡里，眼睁睁看着入关清军在西洋火炮以及投降汉人炮兵的协助下，攻城略地，而其交往诸人当中更不乏降清出任高官者。[75]
附录5.2
答熊熊先生对“e考据”的批评
笔者在拙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中揭举史学已进入“e考据时代”，指出随着出版业的蓬勃以及图书馆的现代化，再加上网际网络和数字资料库的普及，新一代的历史工作者常拥有博闻强识的前辈学者们梦寐以求的环境，有机会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亦即，历史研究将在方法论上面临极大冲击。但为避免偏颇，笔者也强调：e考据必须建立在深厚的史学基础之上，而清晰的问题意识与灵活的搜寻技巧，更将是考据功力高下之所系。”[76]
拙著中的说法在学界引发许多回响与关注，如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章开沅教授称：“（《两头蛇》）所包含的方法论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我们可以对考据学和解释学展开讨论，使它们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从而使史学走上更好、更健康的道路。”[77]此外，黄时鉴（杭州浙江大学）、夏伯嘉（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古伟瀛（台北台湾大学）、张国刚（北京清华大学）、祝平一（台北“中研院”）、李天纲（上海复旦大学）、白谦慎（美国波士顿大学）等教授亦在书评或著述中表示认同。[78]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9期登载一篇由《北京青年报》熊熊先生所发表的文章，对《两头蛇》一书的深度和广度提出一些正面评价，但也举证批评称：“e考据在展示了自己的便利性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它的脆弱性”，“e考据不能只运用这些（电子）资料，而放弃对非e资料的运用”，“《两头蛇》中史料的丰富程度大大超过了许多前人的著作，但作为求证手段之一的e考据，其功用不能被过分高估，非电子化史料和田野考察是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求证手段，历史研究中的‘小心的求证’，永远不可能被e时代的高速所取代”。[79]由于笔者先前不曾有机会厘清类似之误解，在感谢熊熊先生的费心匡正之余，遂起意以此章的推理过程及其对数字资料库的运用，作为一个案研究，希望借以代答，并激发更多的思考与讨论。e考据与传统考据并不是对立的两套方法，e考据只是传统考据学在e时代的升级版，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具有较多的可操作性（operationable），能在合理时间内进行先前较难施行的分析，并因此较有机会开创出新的研究格局。[80]当网络在二十世纪末沛然兴起后，“中研院”首建“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接着两岸一些公私立机构开始将大量汉文古典文献数字化，此一趋势正方兴未艾。故历史工作者实有必要学习如何掌据正确之搜寻技巧，以便有效运用浩瀚且庞杂的史料。
然而，爬梳史料的过程常不仅仅是平面式的搜寻，必须再透过敏锐的问题意识与细致的逻辑推理，就相关之人物、地点、时间、官衔或史事等，进行叠代式（iterative）的检索，从搜寻中获取新知识或新线索，再从中继续搜寻，期能深化研究的结果，甚而梳理出有力的间接证据（参见附录5.1）。[81]又因文献庞杂，搜寻出的条目有时会因过多而无法处理，此时就需依靠由个人所积累出的文史基本功，来做挑选筛滤的工作，以求较有效率地获得有用的材料。[82]
虽然本章所参阅的约三十种古籍，很可能是上一世代学者所无法想象、甚至挑战的，亦即，此一个案研究在早先的环境下将很不容易做到，惟其学术成果仍将取决于治史的能力。[83]且因古籍在数字化时，文字往往出现讹误，[84]版本的选择也常未臻理想，[85]故使用时仍须了解这些局限，尽量再回查原书，并做足甄别史料的功夫。又因材料不太可能全面数字化，传统的资料搜集方法，亦不应偏废。
在熊熊先生的《e时代的两头蛇》一文中，误认笔者主张独尊e考据，且“放弃对非e资料的运用”。其实，笔者相当重视非数字史料，《两头蛇》中所引用的逾千种文献多为历年读书所累积，而非如许多人所以为的，全是靠网络检索，且笔者先前许多较重要的研究亦均曾尽量进行田野考察。惟因对史料的全面掌握，往往超乎任何一己之力，除依赖个人的努力之外，还需靠学界群体的信息互通以及学术资源的透明公开，才较有可能接近此理想目标。
质言之，真正的e考据应是在数字资料的辅助下从事考据，而绝非仅仅依靠数字资料库。又，e考据并不保证能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86]更无从让一位史学的门外汉立即登堂入室，但它却有可能令一位成熟的历史工作者在较短时间内就增加数载功力，让传统的考据功夫有机会达到“力随意起”的境界，端看他是否知道如何帮自己打通任、督二脉。而且，随着数字资料的快速扩充与精进，[87]e考据的效能正与时俱进。[88]惟最困难的挑战亦将随之而起，诚如章可先生所称：“虽然看起来在这个e考据时代里，学者们的工作量要减少许多，但实际上，在材料逐步完备的情形下，怎样才能讲出……精彩的故事，史家身上的担子，却一点也没有轻下去。”[89]
最后，笔者虽首揭e考据时代的到临，并不代表本人已能顺畅地运用此一沛然真气来“御春秋史笔”。也就是说，拙著中仍有可能陆续发现一些错漏之处。不过，这些讹误应多肇因于笔者学力的未逮，而不见得应归咎于e考据。
金代著名学者元好问在其七绝《论诗三首》中有“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句，[90]但笔者仍不计浅陋，野人献曝，希冀能将e考据这只“金针”介绍给史学工作者。衷心期盼中国史的研究也能充分运用资讯工具，以强化梳理和钻研史料的能力，方不至愧对科技进展所赋予我们的特殊条件。
【注释】
[1]原刊于《“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2期（2008）；原名为《明末至澳门募葡兵的姜云龙小考：兼答熊熊先生对“e考据”的批评》。
[2]第四章。
[3]先前主要的讨论，参见方豪，《明清间西洋机械工程学、物理学与火器入华考略》；张小青，《明清之际西洋火炮的输入及其影响》；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页209—213；汤开建，《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页187—195。
[4]有些文献称姜氏为上海人，然因其世居在华亭县普照寺旁，应称是华亭人较恰当。参见俞樾纂，应宝时修，《上海县志》卷15，页25；冯鼎高等修，王显曾等纂，《华亭县志》卷14，页2—3；宋如林等修，孙星衍等纂，《松江府志》卷77，页10。感谢复旦大学的贾雪飞提供此一意见。
[5]如董其昌尝替徐光启在上海徐家汇的别业书匾，而姜云龙亦与董其昌相熟。又，姜氏曾与张鼐同社，而张鼐则称徐光启是自己的“同舍”。参见宋如林等修，孙星衍等纂，《松江府志》卷78，页19；卷82，页32；宋徵舆，《林屋文稿·诗稿》，文稿，卷15，页20；张鼐，《宝日堂初集》卷11，页71—72。本文所引用之诗文别集和原始文献，多是以“（姜）神超”或“（姜）云龙”等字为关键词，查索自“明人文集联合目录及篇目索引资料库”和“中国基本古籍库”，不再一一说明。
[6]参见钱希言，《春申浦上送黄长卿、金飞卿、徐子先、姜神超诸孝廉计偕北上……》，收入氏著《松枢十九山》，讨桂编，卷9，页16。由于该卷所收之诗乃按照时间顺序排列，故从前后诗之系年，可判断此诗应不出壬寅和癸卯两年，亦即诸人应是北上参加万历三十二年甲辰岁之会试。子先为徐光启的字。
[7]东晋大将王敦，字处仲，每酒后往往歌咏魏武帝的乐府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并以如意敲打唾壶以和节拍，以抒发壮怀。参见房玄龄等，《晋书》卷98，页2553—2557。本文中所引用的官修史料多查索自“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不再赘述。
[8]《明熹宗实录》卷25，页16；卷26，页15。
[9]《明熹宗实录》卷21，页8；卷32，页10。
[10]第七章。
[11]如宋献虽亦为举人，但获授试中书舍人，“听枢辅孙承宗随便任用”。参见刘荣嗣，《简斋先生集》，文选，卷3，页22；《明熹宗实录》卷21，页21。
[12]高出，《镜山庵集》卷22，页4。
[13]程仑，《寸补》，渝吟，卷1，页1。由于此诗有“令节渝关兵举觞”“借将萸酒祝陶唐”等句，知此诗应系于天启二年九月初九日的重阳节。
[14]当时受岳氏荐举者近二百人，其中进士和举人共八九人，但只有姜、茅二人被起用，且云龙是“和声二百人中所首荐边材者”。参见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1，页2；卷78，页8；岳和声，《餐微子集》，蓟门疏草，卷1，页24—39；李长春，《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页376。
[15]明置中书科中书舍人，文华殿、武英殿中书舍人，以及内阁诰敕房、制敕房中书舍人三类，均为从七品。参见颜广文，《明代中书舍人制度考略》。
[16]《明史》卷110，页3379；孙承宗，《高阳集》，文卷，卷20，页43—49。
[17]第七章。
[18]收掌官乃负责所有编修成果的收藏管理。参见徐肇台，《甲乙记政录》，页145—146。
[19]徐肇台，《续丙记政录》，页53。
[20]杨艳秋，《〈明光宗实录〉〈三朝要典〉的编修》；顾秉谦等，《三朝要典》卷首。
[21]制敕房之中书舍人，掌书办制敕、诏书、诰命、册表等事，无定员，例于举人内考取，授以试中书舍人，通常需要三年以上年资和一定表现后，始能实授中书舍人。参见《明神宗实录》卷252，页3；颜广文，《明代中书舍人制度考略》。
[22]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8，页52，查索自“中国基本古籍库”。
[23]谈迁则记姜云龙在天启六年九月四日被“削夺官诰”。参见不著撰人，《倒戈集》，页123；《国榷》卷87，页5336；《明熹宗实录》卷75，页3。
[24]《明熹宗实录》卷72，页3。
[25]《明熹宗实录》卷81，页13。
[26]《明熹宗实录》卷86，页4。
[27]陈
编，《鹿忠节公年谱》卷上，页29—30。
[28]陈
编，《鹿忠节公谱》卷上，页31。
[29]《崇祯长编》卷7，页19。
[30]此段参见第七章。
[31]毕自严，《度支奏议》，堂稿，卷11，页38。
[32]俞樾纂，应宝时修，《上海县志》卷15，页25。
[33]《崇祯长编》卷21，页1—2，卷23，页1；《明史》卷323，页8369—8370。晚明出使琉球的情形乃查索自“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
[34]颜广文，《袁崇焕死因试析》；《崇祯长编》卷29，页12—14。
[35]《国榷》卷90，页5503—5504；《崇祯长编》卷33，页28。
[36]参见Jesuitas na Asia，fl.74.笔者感谢复旦大学的董少新教授协助翻译本文所使用的葡文材料。又，姜云龙里居时亦曾与和尚往还密切，如见郭濬，《虹暎堂诗集》卷8，页12。
[37]陈于阶于崇祯十七年因史可法之荐，在福王政权升授兵部司务，负责“督炼火器”，后在清军攻破南京时殉国。参见俞樾纂，应宝时修，《上海县志》卷19，页41；宋如林等修，孙星衍等纂，《松江府志》卷55，页54—55；陈垣，《明末殉国者陈于阶传》。
[38]康志杰，《上主的葡萄园：鄂西北磨盘山天主教社区研究（1636—2005）》，页12—13。(https://www.daowen.com)
[39]梁家勉，《徐光启年谱》，页51；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页229—238。
[40]崇祯十年李雯还曾在徵舆家中教馆。参见姚蓉，《明末云间三子研究》，页33—39。宋徵舆，《林屋文稿·诗稿》，文稿，卷10，页2；卷15，页20。
[41]李雯，《蓼斋集》卷26，页7及11；卷34，页1—2；卷37，页18—20。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页214—221、229—243。
[42]徐光启纂辑，陈子龙编，《农政全书》；闻在上修，许自俊等纂，《嘉定县续志》卷3，页30；李天纲，《早期天主教与明清多元社会文化》。
[43]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69，页1；茅元仪，《督师纪略》卷12，页13—14。
[44]《徐光启集》，页175。
[45]此见彭孙贻，《山中闻见录》，页41；海滨野史，《建州私志》，页278；《明熹宗实录》卷68，页30。
[46]但程仑批评利玛窦曰：“议论不出岐伯范围之内，非达理者，何足以语医！又何足以称道哉！”参见程仑，《寸补》，医案，卷上，页2。查索自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之“全文影像资料库”。
[47]朱氏尝称：“（利玛窦）所贡天主及天主母图即属不经”，故建议“给赐冠带还国，勿令濳居两京”。参见朱国祚，《请遣远大西洋国人利玛窦疏》。查索自“全文影像资料库”。
[48]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页56—57。至于万历二十五年应天乡试的主考官与榜单，可见张朝瑞等编，《南国贤书》，无页码。
[49]顾起元，《客座赘语》卷6，页23—25。
[50]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页35—36、312—322。
[51]《崇祯长编》卷34，页42—44
[52]Jesuitas na Asia，fls.72-72v.
[53]《崇祯长编》卷40，页5。
[54]周延儒与孙元化不仅有同年举江南乡试之谊，且周延儒的亲族周文郁，也与孙元化相熟，此故，在吴桥之变发生后，周延儒曾因欲脱元化死罪，而于崇祯五年五月援徐光启入阁兼东阁大学士，希望能共同设法。参见第七章。
[55]《崇祯长编》卷41，页13—14。
[56]Antonio de Gouvea，Asia Extrema，Segunda parte，p.219.
[57]此段参见《徐光启集》，页304—306。
[58]方岳贡修，陈继儒纂，《松江府志》卷首。
[59]吴琦、冯玉荣，《〈明经世文编〉编纂群体之研究》；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卷471—472、490、493。
[60]由于宋徵舆对方岳贡的评价甚差，尝称：“岳贡治郡十二年，残民以逞，冤死千数。”此与《明史》或一般乡绅的看法出入颇大。先前学界不解为何会出现如此两极情形，笔者疑其或受此家变的影响。参见杨开弟修，姚光发等纂，《华亭县志》卷24，页25—26；姚蓉，《明末云间三子研究》，页102—103。
[61]李雯，《蓼斋集》卷33，页14。查索自“中国基本古籍库”。
[62]方志中有以姜云龙曾任正四品的太仆少卿，此说如真确，则或是清廷为笼络原明代官员所给予的虚衔。参见杨开弟修，姚光发等纂，《华亭县志》卷16，页19。
[63]《明史》卷240，页6248；卷251，页6490。杨开弟修，姚光发等纂，《华亭县志》卷15，页24。宋徵舆，《林屋文稿·诗稿》，文稿，卷10，页1—3。末书所收录之《云间李舒章行状》，乃查索自“中国基本古籍库”。又，虽经多方努力（包含搜查李逢申中举人或进士时的同年录或序齿录，并仔细研读其亲朋著述中的诗文），但迄今在文献中尚无法直接或间接查得其生年。
[64]当然，我们偶亦可发现例外，但以李逢申的身份地位，应不可能在他已逾七十之后还让其复官。此一官员退休的年龄限制，乃查索自“中国基本古籍库”；参见孔贞运辑，《皇明诏制》卷4，页52。
[65]《明史》卷24，页333。此卷所收各文的撰写时间，均是以e考据之法推估所得。
[66]《明史》卷24，页334。
[67]李清，《三垣笔记》卷4，页14。查索自“中国基本古籍库”。
[68]此或指崇祯十五年中举的周延儒之子奕封（字亦大？），参见阮升基等修，宁楷等纂，《宜兴县志》卷7，页29。在笔者所能接触到的各数字资料库中均查不出周亦大事迹，如若未来能将存世的近万种地方志数字化（爱如生的《中国方志库》正开其端），对学界的助益将极大。
[69]此书初由学古堂刊于崇祯十五年，前有崇祯十六年李楷、崇祯十七年高弘图等序，但此本未收录李雯之序。参见韩诗，《明文西》，前序。查索自“古籍影像检索系统”。
[70]李雯，《蓼斋集》卷33，页15—16。
[71]第七章。
[72]《崇祯长编》卷38，页9。
[73]第七章。
[74]当时传华的西洋火器知识，几乎完全掌握在耶稣会士或天主教徒手中，且往往视为秘学。事实上，较重要的中文火炮学新著，几乎全出自天主教人士，此因耶稣会士是极少数拥有足够语文能力以传递西方火器知识的人，而奉教士人也积极著书立说，突显西炮的威力，以吸引统治者的注意，并进而提升西学和西教的地位。参见第十二章。
[75]如王世忠为居住在开原南关的少数民族后裔，与后金为世仇，天启年间曾获李之藻等人疏荐，先授夷官副总兵，再加署都督佥事充总兵，专管抚夷事，崇祯初因贪墨被罢废，尝至上海“主姜神超先生家”，稍后至楚投靠平贼将军左良玉。顺治元年，王世忠赴北京降清，其婿左梦庚（良玉之子）亦于次年率大军投降，历官至固山额真。参见《明熹宗实录》卷27，页24—25；卷35，页4；卷67，页18。叶梦珠辑，《阅世编》卷10，页16—17。王、姜两人交往之事，是用“姜神超”为关键词查索自网络。
[76]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页x、43—44、63—64。
[77]摘录自章先生2006年4月26日在四川大学所做“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之讲稿。
[78]黄时鉴，《历史天空的“两头蛇”》；夏伯嘉，《书评：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古伟瀛，《书评：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主教徒〉》；张国刚，《“两头蛇”的行藏》；祝平一，《读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主教徒〉》；李天纲，《e时代的考据之魅》；白谦慎，《网络时代明清书法史研究的史料问题》。
[79]熊熊，《e时代的两头蛇》。
[80]张国刚先生在《“两头蛇”的行藏》一文中有云：“一农所强调的e考据时代区别于传统考据学在于，现代检索手段给史学研究提供了非常不一样的天地，通过电子资料库和正确的检索方法，e时代的历史工作者可以做到很多传统时代做不到的事。诚然，e考据是搜集材料的一个现代手段，但是这个现代手段是以传统史学的积累为基础，以对现代技术的掌握为前提的，而只有两种能力兼备，才能够在e时代进行考据，并取得相当的成果。一农强调e时代的来临，是因为目前大多数的学者还不能意识到电子技术等对史学研究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是极其深远的缘故吧！”
[81]黄时鉴先生在《历史天空的“两头蛇”》一文中有云：“所谓‘e考据方法’就是‘用e-的工具、手段和路径来做好考据的方法’。”这样去做，比诸原来考据时单纯用人脑和手工的阅读、记忆、分类和排比，在广度、速度和准确性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而这种条件又必然促进研究者的联想、推断、分析和综合。毫无疑问，这种e考据方法必将被学人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从而大大地推进历史学以及其他一些人文学科的发展。”
[82]至于如何在自己的脑海中建置一个解析度愈来愈好以及涵盖面愈来愈广的“知识地图”（knowledge map）并如何有效运用此一虚拟地图发挥研究的导航工作，则非此一短文所能论及。
[83]读者或许愿意试试掩卷各自去追索姜云龙其人其事，相信所获材料的多寡以及分析得出的结果，均将出现很多不同的层次。
[84]此只有透过使用者的共同参与，才可能有效改善。但目前各数字资料库的设置者，均未提供任何机制及诱因，尝试增进其内容的正确率。以本文所大量使用的“中国基本古籍库”为例，除因简体转繁体导致的错误外，在辨识古籍文字时所产生之鲁鱼亥豕的情形，即俯拾可见。
[85]白谦慎，《网络时代明清书法史研究的史料问题》。
[86]笔者先前在《两头蛇》第二章研究瞿汝夔其人其事时，根据文集中所收录的十几种瞿氏家人的碑传资料，推判汝夔乃谭氏所生。然熊熊先生在《e时代的两头蛇》一文中指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五渠瞿氏家谱》，明确记称汝夔的生母乃支氏，他遂因此批评e考据是很“脆弱”的。由于笔者先前所过眼的大量文献，均只提及汝夔之父景淳的妻妾有李氏、谭氏和殷氏，从不曾出现支氏其人其事，故在有限的条件下，依据逻辑推理所得出之最可能的结论遂与事实不合。然而，此一讹误并非是e考据所独有，传统考据过程中亦常会因未能掌握关键史料而出现类似情形。至于为何众多相关文献当中，竟然可以完全不见支氏的蛛丝马跡，则或因书写者均知瞿家对因叔嫂通问之奸（古人讲究男女有别，即使叔嫂之间亦讲求礼教之防，彼此“不通问”）所产生的“家难”十分敏感，故在文字上动了手脚，蓄意抹杀支氏的存在。亦即，e考据在此一析探过程的不成功，多少有些非战之罪。再者，熊文又引笔者未见的常熟市图书馆藏《瞿氏家乘》（该馆网站查不出此书），称汝夔之弟汝益的生年应是1557年，而非笔者所估的“1555？”。事实上，此例或不应被拿来攻击e考据，因在未能获见直接文献证据的情形下，此一估算应算是相当接近。
[87]由于商业利基已涌现，故一些公司（如北京的爱如生）开始较大规模投入开发的行列，惟因产品的价格高昂，故肯定将造成明显的“数字落差”（digital divide）。
[88]如《两头蛇》中曾提及孙锡龄有一诗追赠韩霖，末句为“肯将蜍志羡余生”，笔者在初版中误释成：“（韩霖）肯否效法蟾蜍在园池中安度余生？”（页251）余英时先生阅后即函告“蜍志”乃用《世说新语·品藻》之典，因晋人庾道季有云：“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曹蜍、李志虽见在，厌厌如九泉下人。”故“蜍志”实为曹蜍、李志二人的合称，借指庸碌之人。查“蜍志”一词，不仅未收入中国历来规模最庞大的《汉语大词典》，亦未见于“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事实上，如非熟读《世说新语》之人，很难透过一般工具书或数字资料得知其出典。也就是说，传统文史功力的累积仍有其突出的价值。然而，若读者现在至网络检索“蜍志”，将可发现笔者对此所作的勘误。
[89]章可，《两头蛇的前世今生》。
[90]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14，页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