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变的蔓延与平息
叛军在攻陷登州后，开始部署营伍、伪授官爵，并铸“都元帅”印，[90]推原官阶较高的李九成（参将）为首、孔有德（游击）为副，耿仲明（游击）则自称都督。此因在吴桥初叛之时，是由李九成和李应元（千总）父子劫有德而叛，且返登沿途攻破六城时，皆以九成为前驱，故有德虽为叛军的直属带兵官，但却以“九成父子材武，且有首事之勋”而让先。[91]李九成外号“三大王”，尤长于鸟铳，“可择人命中”，时人有称：“虽孔有德肇乱于吴桥，而造谋桀鷔，为众逆之所推戴者，李九成实居孔有德之右，故其挺身率贼，抗我王师，凶恶至极。”[92]知李九成初确为叛军之首脑。
较晚成书的清代文献则多称当时乃以孔有德为都元帅、李九成为副元帅，且指孔有德和耿仲明叛变时原均任参将，此或因九成早死，且孔、耿二人在降清之后飞黄腾达，而遭阿谀者蓄意窜改所致。[93]另一方面，在康熙《新城县志》中，则因叛军陷城时曾杀戮甚惨，故编纂者只称兵变的带头者是“李九成等”，而未敢言及孔、耿。[94]
叛军曾将搜刮的财物拨出万金来犒赏辽东沿海诸岛，诱令同反。此一策略相当成功，如辽东半岛沿岸的鹿岛、石城岛等地的兵民均叛，但旋遭镇守在皮岛的黄龙敉平。由于黄龙原住登州的家人均在城破时被杀或被俘，孔有德遂遣石尽忠假持黄妻刘氏的金簪为信物，欲说降已攻抵长山岛的黄龙，但黄龙不受威胁，力歼叛党，并直趋旅顺。[95]在黄龙的围剿之下，欲叛离的岛众纷纷渡海至登州，其中即包括毛文龙诸义子之首的广鹿岛副将毛承禄；而阵容最浩大者，则是旅顺将领陈有时（先前名毛有侯）所率领的七八千人，有称初叛于吴桥的兵士原即多为陈有时的部下，孔有德因此应允在攻破莱州后，所得尽归其众。[96]
山东巡抚余大成闻登州已失，却束手无策，惟闭户修斋诵经，被人讥之为“白莲都院”。[97]崇祯五年正月十三日，叛兵破黄县。余大成遭革职，寻遭逮治。二十九日，总兵杨御蕃率通州等兵、王洪率天津兵与叛军在掖县八十里外的新城镇接战，当时叛军有骑兵五千名、步卒万余，明军只有骑兵不足一千、步卒不足四千，结果王营未战先溃，叛军且取其火器以攻杨军。明军最后星散四溃，仅御蕃率亲军三百人退抵莱州。[98]
五年二月初一日，徐从治和谢琏两抚俱抵莱州。初三日，叛军至，在城四周扎营十多处，开始长期的围城战，守城的兵丁总数共约四千名。[99]三月二十七日，兵部侍郎刘宇烈以督理的身份誓师向莱州进发，共调集蓟门、密云等地的援兵和义勇乡兵，凡马步兵二万五千人；四月初二日，崇祯帝还特遣中使送红夷大炮六门至沙河交付援军。但因刘等统帅均不谙兵事，人马杂糅，纪律不明，又不分犄角，且辎重亦遭敌焚毁，终在沙河兵溃，被掳者无算，大炮等大量火器反为叛军所有，巡抚徐从治亦于十六日中炮死。[100]
四月二十九日，莱州府推官屈宜扬自入叛军寨中讲抚，屈氏此举或得到刘宇烈的默许，刘氏于五月十六日还为此事具本题抚，但户部尚书毕自严、户部右侍郎刘重庆、四川道御史王万象等人均上疏力排抚议，或称：“孙元化乃以甘言啗贼，借名激变，特倡一抚之说，……犹甘心囚首诡计入都，欲始终用抚之一着，以缓须臾之死。”或称：“非逆贼欲抚，乃败事之孙元化欲抚也，亦不独元化欲抚，乃左右护庇元化者之皆欲抚也。”[101]前述的毕、刘、王等官员均为山东籍，其主剿的重要原因应均是痛心乡里遭叛军荼毒至惨。
五月初八日，原天津兵备道朱大典奉命巡抚山东，驻青州调度。由于先后参与剿贼的大将已有天津总兵王洪、保定总兵刘国柱、通州总兵杨御蕃、蓟门总兵邓玘、登州总兵吴安邦、昌平总兵陈洪范、东江总兵黄龙以及义勇总兵刘泽清，但均无能奏功，且叛军尝私语曰：“杀山东兵如刈菜，无奈我何！各镇兵咸非吾敌，惟虑关外兵耳。”刘重庆以及王万象乃于六月初五日同时疏请调派关外的精锐入援。[102]初九日，谕旨乃调山海关及宁远等地的夷、汉精锐四千八百余人入关，由太监高起潜监护军饷，总兵金国奇为帅，下辖靳国臣、祖大弼、祖宽、张韬、吴襄、吴三桂等名将。其中由投诚的满洲等少数民族所组成的夷丁部队，是首度深入内地，其战斗力特强。叛军或听闻此一新发展，乃经由屈宜扬表示愿受抚，刘宇烈在将此一情形上奏后，奉旨一方面“励集援师，亟解莱围”，另一方面，如叛军确实真心输诚，应命其提出自赎之道，刘氏遂令孔有德立解莱城之围以示诚意。[103]
七月初二日，叛军声言抚事已成，两军不必放炮，为取得官军的信任，孔有德还将一名试炮的部下割耳游营。初五日，刘宇烈差官赍圣旨至孔营，有德要求面见谢琏始定解围和开读圣旨之期。初七日，在莱州城外宣旨之后，朱万年竟遭诱杀，谢琏亦被执。初十日，东抚朱大典和新任之山东巡按谢三宾奉命速赴前线督诸将进剿。二十二日，叛将陈有时在攻平度时被杀。二十三日，震怒之崇祯帝将孙元化和张焘弃市，宋光兰以及王徵遣戍，熊明遇则解任听勘，并且派人拿解刘宇烈至京究问。[104]
附录9.2
孙元化临刑前后及身后评价
王徵由于在兵变发生前数月始到任，再加上其友人刑部山东司员外郎来于廷的加意护持，遂仅获谪戍的处分，稍后更遇赦还家。[105]王徵在诏狱中曾请孙元化于临刑前手书墨迹一幅作为诀别纪念，元化当时屡遭严刑，“手受刑五次，加掠二百余”，但仍在“酸楚摇颤，间一举笔，横直宛转，起止之间，皆不自繇”的情形下，举笔记交谊始末时，自称两人初识的前七八年，因同为天主教徒且有耶稣会士从中引介，故彼此“道义相许”，惟因见面极少，乃维持一种“淡若水”的君子之交。崇祯四年二月，元化推荐服丧期满的王徵担任辽海监军道，孙氏在此手卷中指称：“翁才望高出一时，长安以势要相许者，不亚于余之道义，而余不顾势要之足夺与否，毅然请之，亦心知翁之自必不以势要夺也。”知同教的情谊应是乙榜出身的元化得以说服长他十岁之进士王徵出任监军的重要因素。元化并请张焘将被叛军放归且同赴京请罪者的姓名、字号、籍贯和官衔亦书于末。[106]由徐光启等天主教徒所进行的一连串军事努力，却在这幅字完成后不久便烟消云散。
文献中有称孙元化和张焘死前，耶稣会士汤若望曾乔装成送炭工人至狱中为其行赦罪礼。[107]并称两人在西市（明代刑场，在今北京西四牌楼）临刑之际，北京出现“风雷起足下，黄霾翳日”的异象，徐光启因此对主张论大辟的首辅温体仁称：“此足明登抚真冤矣！”[108]查处决前一天，北京确曾发生地震，但规模应不大，[109]由于时间并不在临刑当日，该说显然有附会的成分。
后人也有曲改史实以为“贤者讳”的情形，如清代方志中有称孙元化“于辽阳抗大兵殉节”，并在记王徵的生平时，完全略过他监军时所发生的吴桥兵变；又，孙致弥（元化之孙）的友人刘献廷也称张焘是在“壬申七月二十三日，登州失陷殉难”，刻意营造其殉国的形象。[110]惟时论对孙元化大多不表同情，[111]如吏部考功郎中徐石麒在致友人的信中即云：
孙火东，深信其肝肠雪白、气质沉凝、有志有节之士。初闻从乱，百喙争之。今传闻想确矣！夫以国家土地人民付之一掷，即粉身莫赎，然犹可曰天限之材也，奈何以堂堂节钺重臣，甘心屈节于素隶戏下之狗鼠，不知何故丧心至此，殆不可解。[112]
知其原本与许多人一样不信元化从乱，但稍后则态度全然转变。
崇祯五年八月十三日，朱大典等在昌邑誓师，合二万一千名马步兵，分三路进军。十九日，在距莱城五十里外的沙河发生会战，叛军大败东遁，莱州之围遂解。是役虽捷，但杀敌不多，惟叛军撤回登州者亦不及十分之三，其余均趁机四散逃逸，在当时所虏获的兵籍簿上列有叛军共九万余人，知此乱的规模实非等闲。[113]而遭围城逾半年的莱州之役成功牵制了叛军主力，令其无法流窜它处，应是敉平吴桥兵变的转捩点。
吴桥之变过程中双方所动用的火炮规模，是中国战场上前所未见的。如崇祯五年正月，总兵杨御蕃与叛军在新城镇进行野战，叛军即动用了红夷大炮五门和大将军三百余门；而杨军亦配置有三十余门大炮，惟其中二十四门竟然膛炸，可知当时许多明军仍不十分熟悉新式火炮的操作技巧，此一状况直到五年二月彭有谟率三百名川兵入援后始有改善。彭氏的火炮知识可能源出曾同样驻守旅顺之张焘，[114]他首先列出各种火炮所应用硝、黄和灰的比例，次将火药每斤以纸作一包，避免忙中生错。由于守城时炮口偶需朝下发射，彭氏还要求炮手在放入炮弹之后，以废纸或旧絮、旧毯塞紧，如此，便无坠脱之虞。当时莱州库中仍有万历年间收贮的硝黄约数万斤，但因炮弹每天消耗甚大，知府朱万年遂于三月下旬开始在城内募集以数千斤计之金属，最多时有工匠五十多人负责铸弹，但因铁不足，有时亦铸铜弹，通常仅足一日之用。另一方面，虽然石弹不能“透木、及远”，仍令石工继续削圆石备用。[115]五年二月，叛军也曾以牛车从登州运红夷大炮八门至莱州围城，每门皆重二三千斤，各用牛四头；其所用的铁子（即炮弹）大者如升、小者如拳，重从六至十二斤不等，[116]知各炮的口径约在十至十二厘米间。[117]虽然这些炮相当沉重，但叛军对搬运似游刃有余，他们当时应已熟稔西方传入的省力滑轮技术，此因在登州担任监军的王徵，早于天启七年出版的《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中，即图文并茂地详记举重物之法。[118]
五年八月二十日，李九成闻莱州兵败后，遂将软禁于登州的谢琏杀害。三十日，官兵进抵距黄县二十里的白马塘，叛军倾巢来战，号称十万之众，其中包含马兵万骑；是役，叛军再度惨败，有一万三千人被斩，八百人被俘，至于逃散以及坠海而死者，不下数万。[119]
九月初一日，明军各路俱至登州开始围城。登州三面环山，北面向海，为避免遭敌夜袭，明军乃以数日的时间构筑一道长达三十里之围墙，其高如城，东西两端俱抵海。由陈洪范、刘泽清率步兵守西墙，吴襄、靳国臣等率骑兵接应；刘良佐、邓玘等率步兵守南墙，金国奇、祖大弼等率骑兵接应；牟文绶等率步兵守东墙、祖宽、张韬等率骑兵接应。由于叛军拥有二十几门红夷大炮，且李九成素负骁健，常出城搏战，双方往往以数千马步军配合火炮进行大规模野战，互有胜负。因城上的火炮威力强大，且防守森严（如城中衢路不许辽人以外者任意行走，违者斩之；又，每垛夜间均以五人防守，按更轮替，传箭警睡；不时还缒人至城外夜巡），明军数次攻城俱无结果，遂决定采行紧守坐困的策略。[120]
十二月初三日，李九成率叛兵出战时殁于阵，改由王子登替代，[121]因九成勇谋均甚于孔有德，且叛变过程主要的攻守战役多由他与陈有时担任前锋，素为辽人所推戴，叛军士气于是大受打击。六年正月，高起潜在挂榜山（今蓬莱市城南）新筑铳城，并用红夷大炮轰击城内，令叛兵胆寒，明廷于是决定自北京再赶运四五门大炮。由于城中日益乏食，孔有德乃于六年二月十三日乘船自海上遁去，殿后的耿仲明和毛承禄则于十六日潜逃。十八日，官兵攻下水城，叛军被俘者千余人，自缢及投海而死者四五千；至此，始完全收复山东。[122]
突围的孔有德仍拥众数万人，由于黄龙的能力颇受大家怀疑，甚至屡有人建议应“易帅”，廷议遂决定另派周文郁以副总兵署镇事，并率舟师追击叛军，黄龙则坐镇旅顺。[123]旅顺位于辽东半岛南端沿岸，是控扼登、津与东江之要冲，自陈有时叛离后，黄龙即移镇驻此。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孔有德围袭旅顺，遭黄龙以西洋炮痛击，并计擒毛承禄正法。[124]孔有德原本希冀能仿毛文龙“结满挟鲜”之故技，在明、金两强的夹缝中建立第三势力，但战事却颇失利。三月，周文郁所统率的舟师连续败叛军于龙王塘（在大连与旅顺之间）、双岛、三山岛、广鹿岛和黄骨岛，还传檄朝鲜派兵自陆上阻遏孔有德之退路。[125](https://www.daowen.com)
由于耿仲明原为金国辽人，被刘兴祚遣来投附皮岛，[126]是金人眼中的“逃人”，故不敢贸然输诚，遂乞降于周文郁，声称愿以“修筑南关，恢复金州”赎罪，文郁许之，不料“忌者率人放炮攻贼”，叛军遂不得已降金。[127]前述之“忌者”应为黄龙所指使（黄氏未躬亲追剿），此因周氏如能立功，将很可能正式取代其职，黄龙因有此一心结，故不愿全力配合；[128]再者，黄龙或亦为报被耿仲裕拷绑之辱，以及妻子遭耿仲明和孔有德执杀之痛，而欲对叛军赶尽杀绝。
崇祯六年四月十一日，自封为“总提兵大元帅”的孔有德和“总督粮饷总兵官”耿仲明，在致书皇太极乞降的手本中有云：
本帅见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备，更与明汗同心合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哉？……汗若听从，大事立就，朱朝之天下转眼即为汗之天下矣！
此外，“原任副将、今管元帅标下参赞军机都督总兵官”的王子登，亦称“天下强兵莫过汗，辽兵次之”，建议在结盟之后先拿下旅顺，次攻北京，并称：“大事若成，朝廷让与汗做，吾帅主（农按：指孔有德）只愿封为安乐王，同享富贵荣华而已。”[129]而王子登早在毛文龙死后即曾与耿仲明论及降金事宜。[130]
四月十五日，在金国重兵的翼护之下，孔有德和耿仲明率众在鸭绿江出海口降金。投降时乃以船百艘载去男女一万两千余人，内含现任及原任的副将、参将和游击一百零七员；精壮官兵三千六百四十三名，家小七千四百三十六人；水手壮丁四百四十八人，家小六百二十四人，至于军器、枪炮等一应物件俱全。[131]七月，周文郁以未能擒获孔、耿而遭革任听勘。[132]
此一持续十八个月的兵变虽告一段落，然而，叛军在莱州以东已造成“残破几三百里，杀人盈十余万”的结果，且“莱城之外二百里，血染黄埃；莱城之内五六月，巷堆白骨”，“登州涂毒年余，贼所至屠戮，村落为墟，城市荡然无复曩时之盛”。[133]先后有山东巡抚徐从治、登莱巡抚谢琏、莱州知府朱万年、平度知州陈所问、新城知县秦三辅、黄县知县吴世扬和总兵张可大等官员被叛军所杀，并导致兵部尚书熊明遇因此罢职听勘、督理刘宇烈发戍远卫、登莱巡抚孙元化伏诛、山东巡抚余大成逮治、山东巡按王道纯革职、登州道宋光兰及监军道王徵遣戍、天津总兵王洪及保定总兵刘国柱革职提问，直接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附录9.3
贰臣否？——关于孔有德的几则历史评价
乾隆帝晚年为笼络汉人并强化君臣之义，[134]命国史馆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辽人的开国功臣列入《贰臣传》，讥刺他们“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
颜降附”，并将已经归顺却又叛乱的吴三桂入《逆臣传》，还责其“形同狗彘，
颜无耻”。[135]随着孔有德在清官方的历史地位日益低落，北京的孔王坟至十九世纪初已形同废墟。至于位在辽阳城东南的衣冠塚，亦罕人闻问；道光间，辽阳名士马琈林曾至该地凭吊，并赋一诗曰：
此日教谁叹可人，当年苦战际风尘。
拼将一具英雄骨，博得姓名冠贰臣。
……
不有近郊三百户，谁将麦饭祭清明。[136]
慨叹孔有德虽为清廷立下勋功，却被列名于《贰臣传》，且原先守坟之人也已不再定期扫墓。
1935年，在北京孔王坟遗址上经营农场的辽人高纪毅，挖出一方《定南王孔有德碑》，[137]顺治皇帝在此御赐文中有云：
尔定南王孔有德愤时崛起，举众破山东登、莱诸州郡，航海来归。我太宗文皇帝嘉其慕义，敕为元帅，继而册封为恭顺王，世世不替。朕定鼎中原，王身当屡战，多获捷功。百粤未附，特命挂定南王印，率师往征。首定湖南，旋下两广，只因桂林之役兵分势寡，徵调不及，力竭捐生，虽古之烈丈夫无以踰此……
由于当时四汉人异姓王均尚勠力为大清攻掠天下，而孔有德是其中第一位过世的，又战死沙场，故顺治帝极誉他在清朝定鼎中原的过程中功绩厥伟。
高纪毅为替评价日益低落的孔有德抱不平，遂于翌年请同乡吴瓯撰《清定南王孔有德墓碑后记》一文，并镌刻在此碑的碑阴上，曰：
孔有德在《清史》列《贰臣传》，此苛论，非定评也。有德初隶毛文龙部，一小校耳，无专阃之寄，守土之责也。文龙被杀，部下愤懑，或至激而投敌。有德独陈兵东海，以都元帅自擅，固分非明臣，义亦不附于清，强项独行，有逐鹿之志，抑亦人杰哉！其后势乏归清，不同于叛明。既非明臣，宁得以贰臣论乎？登州之役，有德释孙元化，以报初恩。桂林被围，笃城亡与亡之义，举室自焚，盖庶乎矢死靡他，见危以授命者。且贰臣惟畏死耳，有德殉节报恩，岂贪生之流！极其事，不过亏夷夏种族之防，讵可拘拘责以君臣之分哉……
直指乾隆帝不应将孔有德视作贪生畏死的贰臣，并辩称孔氏本有逐鹿中原之志，故他在降清时已非明臣，且强调他只不过在“夷夏之分”上略失，而不曾亏于“君臣之伦”。的确，三顺王本人均不曾叛清，尤其，孔有德还为清朝尽节。
这方石碑上正反两面的文字乃相隔二百八十年所刻，内容反映了不同时空背景下对孔有德的不同评价。吴桥之变促成孔氏等辽将的崛起，进而影响了明亡清兴，此应是大家的共识。至于在道德气节方面如何定位孔氏等人，顺治和乾隆二清帝则明显出现歧见。辛亥革命之后，从新刻在这块古碑碑阴上的文字，我们仍可强烈感受到三藩之乱以来许多辽人长期且浓重的失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