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祐助威大将军”炮的创铸
皇太极在己巳之役中虽然大有斩获，但滦州的战败令其起意自行铸炮。天聪五年正月八日，金人首度铸成红夷炮，沈阳故宫所藏之《清实录》称其上镌有“天祐助威大将军，天聪五年孟春吉旦造。督造官：总兵官额驸佟养性，监造官：游击丁启明、备御祝世荫，铸匠：王天相、窦守位，铁匠：刘计平”等字样，《八旗值月档》中亦称：“先是，连鸟枪尚未造，造炮自此始。”[17]当时明军的炮上也常刻有相关人员的名衔，其目的一为表功，一是当破裂或膛炸时可以究责。[18]乾隆间担任《续文献通考》纂修官的钱载，曾据过眼典籍中的相关记述作《天祐助威大将军歌》，其中有云：“天聪四年二月，师凯旋，特诏铁官范巨炮，春正二日，黄白青气冲霄，开出应兴符”，[19]知在天聪五年正月二日熔铁浇模初成。
先前学界对这些参与铸炮之人的生平事迹及其技术背景，一直缺乏深入的析探。牟润孙先生尝在无具体证据的情形下，指称佟养性在投金之前曾去北京做生意，并因此认识耶稣会士，且从佟家后代有人奉天主教，推测佟养性亦崇敬天主教。牟氏还称天聪四年在永平降金的明参将马光远，因其“建议与工作多数和大炮有关”，故或亦是天主教徒，且称丁启明曾“同西洋教士学过造炮”，然而，这些说法均流于过度臆测。[20]
笔者在北京大学所藏的《炮图集》抄本中，发现先前未知的《铸造红衣炮金火拜唐阿铜工功绩总谱》，其文指出金国始铸西洋大炮乃与一起船难攸关，记曰：“天聪年间，海中潮出铜炮一位，镌曰‘镇国龙尾大将军’。奉旨命石廷柱、祝世印出榜招募能铸炮之人，彼时有王天相、金世祥……十人，揭榜应募，系石廷柱带领荐上。后又奉旨铸炮，续募七人，刘承爱、窦守位。……定鼎后，恩赐铜工等，愿作官者，世袭罔替拜他喇布勒哈番，不愿作官者，赏给世代金火拜唐阿，每月食钱粮银二两，每季米领五石三斗，特恩赐房间、地亩，又每户赐官人二口，以示优恤。”[21]知天聪初年曾在辽东海边发现一门铜炮，此一赐名为“镇国龙尾大将军”的炮，很可能就是金人所掌握的第一门西洋制大炮。
金国初铸之“天祐助威大将军”炮现已不存，然其形制仍可见于《炮图集》中，该书以“大红衣炮”名之，称：“铸铁为之，前弇后丰，底圆而浅，重自三千斤至五千斤，长自七尺七寸五分至一丈五寸，中锲云螭，隆起八道，旁为双耳，面镌‘天祐助威大将军，天聪五年正月日造’，用火药自四斤至八斤，铁子自八斤至十六斤，载以三轮车，辕长有九尺八寸至一丈二尺，当轴两辕上处，有月牙窝以承炮耳。”亦即该炮重约1800—3000千克（每斤合0.6千克或1.32磅），长约[22]8—336厘米（每尺合32厘米），其所用的8—16斤球形铁弹，合直径为10.7—13.5厘米，形制近于欧洲各国所用的半蛇铳和大蛇铳。[23]
《炮图集》中所提及的拜他喇布勒哈番，乃顺治四年所改的从四品满洲官名，汉字为外卫指挥副佥事，旧名为牛录章京（天聪八年以前则称备御）。乾隆元年，重定武职汉字，以拜他喇布勒哈番为骑都尉，正四品。[24]拜唐阿则为无品级的听差，其中随营听用者多司有专职，如有备箭、茶、宰牲、网户等拜唐阿，金火拜唐阿即是专门处理铸造事宜的匠人。在两次应募铸炮的十七人当中，应包含铜匠及铁匠。
列名铸造“天祐助威大将军”众工匠之首的王天相，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正黄旗汉军《世职谱档》中，尚藏有其世袭资料：“查得（骑都尉）王承烈之曾祖王天相，尔原系白身人，征北京时自永平府获尔带回，以尔首铸红衣炮，故授为拜他喇布勒哈番。”[25]查皇太极在天聪三年的己巳之役中，先于十月分兵三路入犯关内；四年正月，攻陷永平，并命贝勒岳托和豪格先率兵千人以及所俘获的人口还归沈阳；二月，皇太极班师东归，但留兵镇守永平、迁安、遵化和滦州；三月，派大贝勒阿敏替防；四月，阿敏以欲久住为由，下令不许将永平府所属各色匠役民人携归沈阳；五月，阿敏弃四城脱归。由于阿敏仓皇撤退时，尽杀永平和迁安归顺的官民，只带回一些妇孺，24故王天相应最可能是在正月时被岳托和豪格携归沈阳的。天聪五年三月，王天相因首铸红夷炮从奴隶被擢为千总。七年三月，再以创铸之功升授备御。崇德七年（崇祯十五年），亦曾被派往锦州协助铸造“神威大将军”炮。[26]
据《炮图集》，在天聪四年揭榜应募铸炮者当中，金世祥的排名仅次于王天相。七年三月，《清实录》中称有金世昌者因不用蜡而铸成红夷炮，故与王天相同被升为备御。崇德四年六月，《清实录》和《盛京原档》中称马光远属下的正黄旗牛录章京季世昌因所铸铁子“熔炼不匀”，以致“出炮口即碎”，本应论死，但皇太极以其“曾铸红衣炮有功”，免死。七年八月，《清实录》又记有铸炮牛录章京金世昌被派往锦州造“神威大将军”炮。[27]由于“金世祥”“金世昌”和“季世昌”同为牛录章京，且其名发音接近，又均因铸炮立功，而所属之旗分亦无矛盾，[28]再者，查《八旗通志初集》的世职表中，并未见金世昌和季世昌二人，仅有正黄旗的金世祥曾于天聪八年因铸炮之功而获授牛录章京世职，故疑前述三名实为同一人。由于金世祥的后人姓名和袭职时间都十分明确，知此人之姓确为“金”，下文即暂依《八旗通志初集》和《炮图集》而以“金世祥”名之。《清实录》和《盛京原档》在自满文回译时，或未能查得正确之汉字。
王天相与金世祥所采铸炮法最大的差别在曾否用蜡，因中国传统的铸造技术主要有泥型铸造、失模法和金属型铸造三大类，其中后者仅限于制造犁镜（翻土用之农具）等少数器件，至清末始用于铸造铁炮，[29]故王天相首铸红夷炮时应该用的是失蜡法。其法需先制一圆柱形泥芯（大小如炮管内部中空处），再将蜡料贴附在芯上，并依炮的处形与厚度加以捏塑，同时在其上用工具拨塑出纹饰或铭文，次于蜡模之处涂上泥料，当铸型阴干后，即可加热将蜡熔融流出，接着将出蜡后之铸型在窑内焙烧，最后再在原蜡模所在的型腔中浇注熔化的液态金属即成。由于气温过高时，蜡料不易凝结，故此法的使用常有季节的限制，这也就是“天祐助威大将军”分别铸成于天聪五、六年年初的背景因素（见后文）。至于金世祥所改采之不需用蜡的方法，则或是在中国流传久远的泥型铸造法。其法先用干久之楠木或杉木照炮体之处形镟成木芯，再将铳耳、铳箍、纹饰等模安上，接着分次上泥，待其干透后，将木芯敲出，次用炭火烧炼泥模，同时亦将铳耳、铳箍和纹饰之模烧化成灰，最后并依前法制成尾珠之泥模，且在圆柱铁心表面上泥制成与炮管内腔等大之模芯，如此，即可合成完整的铳模，以浇注金属液体。[30]
当时泥型铸造法与失蜡法的铸造品质或相差不多，但前者较不受季节限制。而不论何法，大号铳的泥范约需四个月始干透，铸成之后必须将模泥打去，才可将铳体拿出，故泥范无法重复使用，而若铳管内壁出现“深窝、漏眼”等瑕疵时，还得毁坏再铸，故有谓：“西洋本处铸十得二三者，便称国手，从未有铸百而得百也。”[31]
至于《清实录》中所称监造“天祐助威大将军”的丁启明，[32]与王天相同是在己巳之役被俘。明副将丁启明当时正担任京营戎政副协理、兵部右侍郎刘之纶的标将，刘氏登崇祯元年进士，改庶吉士，二年十一月，金军入逼京师，举朝措手无策，金声乃举荐刘之纶，刘氏因此被破格升授为兵部右侍郎，奉旨料理京营的守御事宜，金声则以山东道御史的身份监军，刘氏于是密与所属刳木制成西洋大炮一门、小器百余门。由于两广军门于崇祯元年七月奉旨至澳门购募的炮师和大铳迟迟未运到，故刘氏声称：“大炮远从南来防守，护送费议止万余，以百金之木西洋代之，功用相等，斯不亦便利于国乎。”[33]
以竹木制炮之举在明季并不乏见，如天启四年安邦彦在贵州反，坐营都司刘光远即曾造木鸟铳和木发熕（一种前装滑膛炮）平乱，且被兵部尚书赵彦指为小巧轻便，乃“攻打猡贼之长技”。[34]天启后期，茅元仪在关外亦曾造竹将军、竹鸟铳、竹三眼铳各万支，声称：“皆以竹为之，而麻绳铁丝以为缠，可四五发，而所费甚省，人可多携，而无装药之熕。”他且用木头制造后膛装填式的神飞炮约一百二十门。[35]崇祯十三年，兵部调查大名府的备战情形时，亦指出长垣县除新旧大炮二百零六门外，另有大木炮八十门。[36]
然而，竹木所造的火炮虽可偶一发射，却很难通过战场的严酷考验。崇祯三年（天聪四年）正月二十一日，丁启明在攻打驻扎于罗文峪（近遵化之长城关隘）的蒙古兵时战败被俘，刘之纶领兵驰援，发炮却膛炸，军营自乱，遂中箭败殁。金兵于是转攻马兰峪（位于遵化西北），副总兵金日观在亲燃大炮时亦膛炸，焚伤其头目手足。[37]刘之纶和金日观（甚至丁启明）当时或均使用的是自制的木西洋炮。
崇祯三年正月初三日，葡萄牙军官公沙·的西劳所率领的三十一名铳师、工匠和傔伴终于自澳门抵京效命，他们共携有七门大铁铳、三门大铜铳以及三十门鹰嘴铳。四日，奉旨将获赐为“神威大将军”的大铳安设于京城各要冲，并精选将士教习点放之法，[38]但军务倥偬的丁启明很可能没有机会赶至北京向外籍铳师学习铸炮之法。(https://www.daowen.com)
丁启明对西洋火炮的认识，最可能是间接得自其上司刘之纶的同年好友金声。崇祯初年，金声在北京尝与耶稣会士论学，对天主教“明物察伦”的思想深有感发。徐光启与金声的交情虽属泛泛，但对金声的能力则颇为欣赏，崇祯四年十月，徐氏曾举荐他赴澳门招募能用炮、教炮和造炮的葡人来华助战，五年十月，又奏请起用他来京参与修历之事，但金声均疏辞，且转而对佛教义理情有独钟。[39]
晚明之世，与西士交游或已成为知识界的时尚之一。[40]由徐光启推荐金声执行与西洋大炮相关的任务，知其在与传教士交往的过程中，可能多少习得一些相关知识。当时许多士大夫对西方的物质文明颇感兴趣，如金声的挚友熊开元即尝于崇祯四年在北京的天主堂获见“测景、量天、汲深、瞭远、引重、穿坚诸种种器用”，因欣赏其“力少而功多，理幽而事著”，认为是“生人所厚赖也”，于是尽其可能一一加以收集，且设法将之缩制成模型携回。[41]
但因金声并非天主教徒，故教会中人不太可能倾囊相授，[42]此故，刘之纶等人只能东施效颦地制造木西洋炮。而刘之纶反对远从南方解运大炮的主张，可能也反映在金声婉拒徐光启的推荐一事上。类似金声的情形或亦发生在茅元仪身上，茅氏少时随父在京期间，即喜向利玛窦“闻所未闻”，他对徐光启兵学方面的造诣和主张亦十分佩服。天启三年，有来自澳门的铳师独命峨等解运西洋大炮来京，并奉旨在京营教习。茅元仪即曾派人向教炮的澳人偷习操作之法，并“亲叩夷，得其法”，但未奉教的他，在制炮时也只停留在木炮的层次。[43]徐光启的门生韩霖即尝批评其所编纂的《武备志》“兼收不择，滥恶之器，不可枚举”，且不知“有西洋炮而诸器皆失其利”。[44]
崇祯初年，西洋制大炮已不特别罕见，其中除安置在北京、辽东以及山海关之外，亦分发至蓟门、宣大、山西诸镇。[45]此外，仿制的红夷炮也已开始出现（详见后）。丁启明在此大环境之下或亦略谙铸炮之术，且因其官阶较高，故被俘后甚受优遇，屡获人畜和缎子等赏赐。天聪四年五月，他获授游击（虽原任明副将，但因是阵获，故被降阶）之衔，奉命负责监造大炮。五年三月，因首铸成红夷炮被擢为副将。七年十月，重叙己巳之役征明时归降的官员，丁启明先前虽因“善铸红衣炮”而被擢为副将，但因其是“被擒收养”，而非自行投顺，故遭降授为二等参将。八年十二月，已历官至三等梅勒章京（亦称扎兰章京，相当于副将）的丁启明，被其家奴所讦，指控其将上赐的百口人“耗费殆尽”，且将上赐的貂裘典当，经查明属实后，遭褫职为奴。顺治元年二月，复以“创造红衣炮功”，授牛录章京世职。十一月，从豫亲王多铎南征，平定河南、江南。三年五月，以督放红夷炮有功，加半个前程。[46]
由于丁启明在被革职为奴之后，竟然又再度因先前创铸红夷炮之功而获授世袭官职，知此一功绩对清廷而言实乃意义重大。根据《炮图集》的记载，清朝在定鼎之后，曾特别恩赐最早参与铸炮的工匠，有愿做官者，世袭罔替拜他喇布勒哈番，但除王天相和金世祥外，其他人或均选择世代担任金火拜唐阿。
至于沈阳故宫所藏《清实录》中的祝世廕（北京故宫藏本作祝世荫）与《炮图集》提及的祝世印，应为同一人。此人之名在《清朝文献通考》中作世隆；在《八旗通志初集》的《世职表》和《名臣列传》中作世廕，但在同书《八旗大臣年表》中则作世应。[47]《清史稿》中更出现三种表达方式：《世祖本纪》作世允，《部院大臣年表》作世廕，《祝世昌传》作世荫。[48]其中“世允”原或作“世胤”，应是为避雍正帝之名讳而改，类似情形并不乏见，如庄亲王胤禄即因此改名允禄。前述史籍显然是在转译满文档案时，各自选用了音近的不同汉字。又因天聪和顺治两朝至少尚存有十一件由“祝世胤”上疏的汉文章奏，知其本名确应为世胤。[49]
祝世胤，辽阳人，先世为定边前卫世袭指挥。天命六年，努尔哈赤克辽阳，其兄镇江城游击祝世昌率三百余人投顺，世昌仍授游击，原为布衣的世胤则获授备御。天聪五年，世昌从征大凌河城；六年，迁礼部承政，授世职参将。世胤也于六年六月挂游击衔，后历官吏部参政、工部承政，议定开科取士、编设乌真超哈（或作兀真超哈，后改汉军[50]）之取名，均是其所为。崇德三年，世昌疏请禁俘良家妇女鬻入乐户，皇太极指其“藉此要誉”，“心犹向明”，而世胤亦以知情，同遭革职徙边。顺治初，帝念其旧勋，特旨将两兄弟召还，世胤且于顺治二年起担任户部汉侍郎；五年，任镶红旗乌真超哈的梅勒章京；十二年，升固山额真，而世昌则于四年任山西巡抚。[51]
虽然黄克缵在万历四十七年所铸造的“吕宋大铜炮”中，有七门曾运至辽阳，但因祝世昌所驻守的镇江地处偏远，故当时应不曾配发。祝世胤在投金之前，应不具有铸造或操作红夷炮的经验与能力。天聪四年，祝世胤进“造红衣炮法”，旋即奉命监造，共铸成“红衣炮七位，红衣炮子、将军炮子八千五百，小炮子八万五千”。在《八旗通志初集》镶红旗汉军的世职记录中，则指祝世胤乃因“督铸炮子及擒奸细功”，而获授三等参将，此与丁启明的“造红衣炮功”以及王天相的“铸炮功”不同，知其功绩乃在提供以铸制炮弹为主的后勤支持。[52]其兄祝世昌亦在天聪五年七月以催铸炮弹及催办炮药有功，而获赏银五十两，这些弹药应是为稍后的大凌河之役预作准备。[53]
《满文老档》汉译本在天聪六年二月二十日的赏罚记录中有云：“擢祖备御为游击。缘由：于大凌河为八旗催铸红衣、将军炮铅子，共八千五百发，小铅子八万五千发。所铸铅子除满足六甲喇汉军、八贝勒家发炮之人及各处战地之需外，尚有剩余。昼则催造铅子，夜即巡行各营；去年铸红衣炮三尊，今年铸红衣炮四尊；于海州擒奸细两名，于沈阳擒奸细一名，于牛庄擒奸细一名；故擢备御为游击。”[54]从其叙述明显知道该译文将“祝备御”误成了音近的“祖备御”，在将无圈点之老满文所书写的人名或地名转译时，常会发生类似的错误。[55] 而天聪五年正月首铸的“天祐助威大将军”或许仅一门，成功后始在当年陆续制造另两门，[56]六年初春则又完成四门。连同作为样板的铜炮，刚好八旗可各有一门，海边捞起的“镇国龙尾大将军”或仍堪用。
《清史稿》中称当时即已铸成红夷炮四十门，其说应误，因即使包括历来缴获者，金人在天聪七年亦不过拥有三十余门（详见后）。此因《清实录》中指出天聪五年有“随营红衣炮、大将军炮四十位”，故《清史稿》很可能是将其中的大将军炮亦误算成红夷炮了。[57]
至于领衔督造“天祐助威大将军”的佟养性，原系抚顺商人，他早在天命年间即已投金，因努尔哈赤妻以宗室女而成为额驸，知其乃因身份地位而负责督造，实际工作则应由丁启明和祝世胤两人率工匠完成。此外，在《炮图集》中所提及的石廷柱，辽东人，万历末年为广宁守备，天启二年，战败降金，授世职游击，因佟养性是石廷柱的直属长官，[58]故在“天祐助威大将军”的铭文上，督造官就只书佟养性之名。
由于金国统治区内原本就多铁矿，且冶炼所需的木炭和煤炭亦不匮乏，再加上虏获或投靠的汉人及朝鲜匠人自天命年间起即协助其建立炼铁工业，[59]故当丁启明和祝世胤等新降之人引进红夷炮的铸法时，又恰逢有打捞出的“镇国龙尾大将军”可供仿制，金国遂一举跨越了火炮俱乐部的门槛，而红夷炮也自此成为降顺汉人在大金国中发展的踏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