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 语
明清战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战争之一，对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的局势有着深远影响。此时的明帝国与西方接触已有上百年之久，在东北边疆接连告急之际，以徐光启、李之藻、熊明遇、孙元化、韩云等为代表的一批开明士大夫，力排众议，期望借助澳门葡人的火炮与战术，进行军事改革，以对抗后金之入侵。从天启朝开始，明朝政府便从澳门置办火炮、征募葡兵，而崇祯元年至三年两次征募的规模与影响更大。
徐光启等人倡导的军事改革，乃以先进的西洋火器为核心，大炮守城，中炮用以编列车阵，辅以能够熟练使用鸟铳的步兵，如此退可坚固防守，进可攻城拔寨。经葡国铳师训练的孙元化属部，装备大量先进火器，在公沙等铳师的协助之下，不仅稳住了牵制后金军事进攻的战略要地东江，而且数度重创后金军队。岂料孔有德发动吴桥兵变，导致徐光启主导的一系列军事改革被全盘打乱，且使孙元化在东江的精锐部队丧失殆尽。而孔有德、耿仲明则投降后金，带去先进火器和操炮技术，并成为清朝入主中原的前锋。清军入关后，明帝国各个重要城池在降清汉人炮兵的助攻下，接连告破。原本用于抵御和攻击清军的西洋大炮，反而帮助清朝在定鼎中原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崇祯年间援明葡兵引发朝中官员的争辩，反对者认为其炮可用，而其人绝不可用。然这些铳师入华后可谓尽职尽责，练兵教炮、冲锋陷阵在所不惜，乃至最后有近半数战死疆场，李之藻评价云：“若辈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178]与接连叛变降金的明朝官兵形成鲜明对比。
澳门葡人期望透过向明廷输送铳师与火器，缓解澳门发展困境以及与广东地方官员的紧张关系，但因崇祯三年第二次招募澳门军士失败，致其境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就在公沙等人入京效力期间，澳门奉葡印总督之命，数次将所造火炮运往马六甲进行防卫，[179]又将中国铸师从澳门派往果阿，协助葡印当局铸造铁炮。[180]处于东西方文明交会之处的澳门，在十七世纪二三十年代，于东西军事技术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崇祯年间招募葡兵来华一事，或许只有天主教会达到了期盼的目标。从徐光启、孙学诗、张焘、韩霖、韩云、孙元化、王徵等教徒，以迄龙华民、邓玉函、班安德、汤若望、罗雅谷、陆若汉等耶稣会士，均曾有直接或间接的参与。由于不少传教士借两次葡兵入华的过程趁机潜入内地，因南京教案而实施的教禁至此被冲破，且教会透过此事留给明廷不少正面形象。入清之后，南怀仁亦曾协助清朝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大量制炮。传教士本应以传播上帝福音为唯一职责，惟在明清鼎革之际却不断介入杀人火器的制造，此颇为讽刺。但若从整个大航海时代的背景来看，则不足为奇，因欧洲势力向世界各地扩张过程中，教会、火炮和商业利益一直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关系。
【注释】
[1]本章为作者与董少新教授合著，发表于《历史研究》2009年第5期。感谢三位匿名评审专家为本文提出宝贵的修订意见。
[2]参见第七、十章。
[3]如刘旭，《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页253—254；Joseph Needham，etc.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5，part 7：Military Technology；the Gunpowder Epic，pp.392-393；C.J.Peers，Soldiers of the Dragon：Chinese Armies 1500 BC-AD 1840，p.207.
[4]如罗光，《徐光启传》，页151—160；陈卫平、李春勇，《徐光启评传》，页129—132；初晓波，《从华夷到万国的先声：徐光启对外观念研究》，页160—175。
[5]C.R.Boxer，“Portuguese Military Expeditions in Aid of the Mings against the Manchus，1621-1647”；Manuel Teixeira，Os Militares em Macau，pp.197-202.
[6]Michael Cooper，Rodrigues the Interpreter，an Early Jesuit in Japan and China，pp.335-351.
[7]方豪，《明末西洋火器流入我国之史料》《明清间西洋机械工程学、物理学与火器入华考略》。
[8]该文后经方志远整理，以《明末购募西炮葡兵始末考》为题发表于《文史》。
[9]张小青，《明清之际西洋火炮的输入及其影响》；第二章；汤开建，《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汤开建、刘小珊，《明末耶稣会著名翻译陆若汉在华活动考述》。
[10]Simão Coelho，“Couzas principaes que no discurso desta jornada acontecerãentre a gente que nella vay，eo Capitão Gonsalo Texeira Correa.”Biblioteca da Ajuda（BA），Jesuítas na Asia（JA），49-V-8，fls.402v-407v；另一抄本见BA，JA，49-V-6，fls.518-523.
[11]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Jap onica-Sinica 161（Ⅱ），fls.135-141v，该信已由Michael Cooper译成英文刊布，参见Cooper，“Rodrigues in China：The Letters of João Rodrigues，1611-1633.”
[12]António de Gouvea，Asia Extrema，Segunda parte，pp.214-219，256-259.
[13]BA，JA，49-V-9，fls.63-74v.
[14]这套约六万页的档案文献，有系统地记录了十六至十八世纪耶稣会在中国、日本和安南的传教历史。参见董少新，《阿儒达图书馆藏〈耶稣会士在亚洲〉：历史、内容与意义》；张西平，《〈耶稣会在亚洲〉：档案文献与清史研究》。
[15]António Aresta，O Senado：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o Leal Senado de Macau，pp.28-29.
[16]相关研究较多，而博克塞的研究中附有原始文献数篇。参见C.R.Boxer，A Derrota dos Holandeses em Macau no Ano de 1622.
[17]澳门铸炮厂为1623年前后奉澳门首任总督马士加路也（Francisco Mascarenhas）之命所建，1625年葡萄牙铸造师博卡罗来到澳门，长期负责此铸造厂。参见N.Valdez dos Santos，Manuel Bocarro：o Grande Fundidor，pp.24-27；金国平、吴志良，《澳门博卡罗铸炮场之始终》。
[18]《明熹宗实录》卷27，页24。
[19]参见第二、七章；Simão Coelho，“Couzas principaes.”
[20]梁廷栋，《神器无敌疏》。
[21]参见Coelho，“Couzas principaes.”
[22]参见Coelho，“Couzas principaes.”
[23]陆若汉以身为神职人员拒绝受薪，故未略《大事记》说其他成员的人数和议定待遇为：一名统领年支银一百五十两，另有伙食费每月十五两；四名铳师每位年薪一百两，另加伙食费每月十两；两名通事每位年薪八十两，外加伙食费每月六两；十三名傔伴年薪四十两，另加伙食费每月三两。参见Coelho，“Couzas principaes.”惟此处人数与实际派遣之数不一。
[24]陆若汉，《贡铳效忠疏》；Coelho，“Couzas principaes.”
[25]《崇祯长编》卷58，页6；此人葡文名见Coelho，“Couzas principaes.”
[26]《崇祯长编》卷58，页6。
[27]韩霖云：“本澳公举公沙及伯多禄、金荅、鲁未略等四人，并工匠、傔伴等三十二人。”《守圉全书》卷1，页94。
[28]Daniello Bartoli，Dell’ 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La Cina，p.716。参见方豪，《明末西洋火器流入我国之史料》。
[29]方豪，《李之藻研究》，页163—164。
[30]委黎多，《报效始末疏》。
[31]此据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p.252，251，246.
[32]陆若汉称其“自本国航海，偕妻孥住墺，已二十余载”，韩霖则称他携眷住澳“已三十余年”。知公沙约在1610年以前来到澳门，又因来时已有妻儿，年龄或在二十岁以上，故公沙接受此项任务之时年龄在五十岁左右。参见韩霖，《守圉全书》卷1，页94；卷3之1，页91。
[33]Coelho，“Couzas principaes.”
[34]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页95。
[35]Coelho，“Couzas principaes.”
[36]参见Cooper，Rodrigues the Interpreter，pp.20，23，33-34，37，69，108，110，200，247-268.
[37]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页91。
[38]汤开建、刘小珊，《明末耶稣会著名翻译陆若汉在华活动考述》。
[39]C.R.Boxer，“Notes on Early European Military Influence in Japan（1543-1853）.”
[40]参见Coelho，“Couzas principaes.”；汤开建、刘小珊，《明末耶稣会著名翻译陆若汉在华活动考述》。
[41]此见Coelho，“Couzas principaes.”
[42]Teixeira，Os Militares em Macau，p.198，note 4.
[43]天启三年抵京的有“夷目七名、通事一名、傔伴十六名”，西满·故未略应即该名通事。参见Gouvea，Asia Extrema，转引自金国平、吴志良，《镜海飘渺》，页77—78；《明熹宗实录》卷33，页13。
[44]汤开建，《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页177。
[45]Louis Pfister，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é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1552-1773，pp.198-200.
[46]Joseph Dehergne，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p.69.
[47]Coelho，“Couzas principaes.”
[48]《崇祯长编》卷33，页28。
[49]Coelho，“Couzas principaes.”参见Manuel Teixeira，Macau no Séc.X VII，p.48.
[50]Manuel A.Ribeiro Rodrigues，400 Anos de Organização e Uniformes Militares em Macau，pp.177-178；Teixeira，Os Militares em Macau，pp.46-47.
[51]Coelho，“Couzas principaes.”
[52]1628年12月11日至1629年10月18日。班安德关于此次巡视的报告，见BA，JA，49-V-6，fls.523-553v；另一抄本见BA，JA，49-V-8，fls.507-536.
[53]Coelho，“Couzas principaes.”但班安德记载的出发日期为12月11日，16日抵达广州，见André Palmeiro，Macao，8 de Janeiro de 1630.
[54]Coelho，“Couzas principaes.”当时有很多福建商人在澳门贸易。
[55]委黎多，《报效始末疏》；陆若汉，《贡铳效忠疏》；André Palmeiro，Macao，8 de Janeiro de 1630.
[56]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253.高应登后因“解铳违误”拟杖。参见颜俊彦，《盟水斋存牍》（序刊于崇祯五年），页112。
[57]梁廷栋，《神器无敌疏》。
[58]此见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251，其中有云：“皇帝在满人入侵之前，就派了一位名为Paulo Hsü的官员来澳门引导我们入京……在我们抵达Chinchin之前就与此人碰头。”惟文中将孙学诗（Paulo Sun）误书成教名相同的徐光启，并将夏镇（Chiachin，在今山东微山县，是古代漕运船舶重要的停靠码头）误拼成Chinchin。
[59]参见《明光宗实录》卷5，页8。《明熹宗实录》卷8，页11；卷17，页18；卷69，页7。韩霖，《守圉全书》卷1，页95；卷3之1，页83。
[60]韩霖，《守圉全书》卷1，页94—95；卷3之1，页85、107。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p.250-253.
[61]参见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页231—232。
[62]韩云，《催护西洋火器揭》。
[63]韩云，《催护西洋火器揭》。
[64]关于“己巳之变”，参见孙文良、李治亭、邱莲梅，《明清战争史略》，页273—293。
[65]陆若汉，《贡铳效忠疏》；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p.225，251.但Cooper将漕运必经的济宁误作济南。
[66]《徐光启集》卷6，页269—271。
[67]《崇祯实录》卷2，页14。
[68]《徐光启集》卷6，页272—275。
[69]不知此人是否即郭士奇，因他稍后乃以“兵部札委监督西洋人等职方司（添设）郎中”之衔，专责处理与澳门铳师相关事宜。尤其，郭士奇见于徐光启向朝廷所举荐知兵人士的名单当中，而这些人近半曾受洗（如孙元化、王徵、金声）。参见《徐光启集》，页292—293、314—317；《明清史料》丁编，第4本，页312；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页92—94、145、323—332。
[70]此见兵部尚书申用懋，《夷炮已到乞敕开门验放事疏》。
[71]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249.
[72]陆若汉，《贡铳效忠疏》；韩云，《战守惟西洋火器第一议》；徐光启，《控陈迎铳事宜疏》；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p.246-251.
[73]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248；Gouvea，Asia Extrema，Segunda parte，p.216.
[74]徐光启，《再陈一得以裨庙胜疏》。
[75]《清太宗实录》卷5，页45—48。
[76]另四门奉旨留守涿州；进京途中，先前丢弃的那门半蛇铳又失而复得。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247.
[77]《徐光启集》卷6，页278—279。
[78]徐光启在崇祯二年十一月两次“平台召对”，又作《守城条议》，十二月上《再陈一得以裨庙胜疏》《破虏之策甚近甚易疏》，三年正月二日（公沙等人抵京前日）上《丑虏暂东绸缪宜亟谨述初言以备战守疏》，全面阐述其战术思想，见《徐光启集》，页269—288。他在葡国铳师队伍即将到来之际如此密集地发表政论，盖因以西洋大炮配合鸟铳进行攻防是其战术核心，葡国铳师到达后，不仅可以带来西洋大炮和鸟铳，亦可协助督造更多先进西洋火器，教授操炮之法。
[79]徐光启，《破虏之策甚近甚易疏》。
[80]徐光启，《计开目前至急事宜》。
[81]参见徐光启，《再陈一得以裨庙胜疏》《破虏之策甚近甚易疏》《丑虏暂东绸缪宜亟谨述初言以备战守疏》。
[82]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p.244-246.
[83]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页91—94；《崇祯长编》卷30，页5；Gouvea，Asia Extrema，Segunda parte，p.217.
[84]《崇祯长编》卷30，页25。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p.244-245.
[85]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244.
[86]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页86—95。此二疏的葡文摘要及皇帝御批的葡文译文也保存至今，见BA，JA，Cod.49-V-9，fls.74-74v.
[87]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页95。(https://www.daowen.com)
[88]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244.
[89]事发于崇祯三年三月十五日，徐光启专就此事上《药局失火疏》；参见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243.
[90]徐光启，《丑虏暂东绸缪宜亟谨述初言以备战守疏》。
[91]崇祯三年所奏即有《西洋神器既见其益宜尽其用疏》《恭报教演日期疏》《镇臣骤求制铳谨据职掌疏》《钦奉明旨谨陈遇见疏》《闻风愤激直献刍荛疏》《钦奉圣旨复奏疏》等，四年十月又上《处不得不战之势宜求必战必胜之策疏》《钦奉明旨敷陈愚见疏》等，系统提出利用西人西术进行军事改革的主张。见《徐光启集》，页288—317。
[92]以上引文见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页96—99；《徐光启集》卷6，页288—291。
[93]徐光启，《计开目前至急事宜》《续行事宜》。王重民先生将徐光启此两文的撰写时间考订为崇祯二年十二月，然其中已提到“神威大炮”封号，故当成于崇祯三年正月以后。
[94]徐光启，《钦奉明旨敷陈愚见疏》。
[95]徐光启，《镇臣骤求制铳谨据职掌疏》。
[96]徐光启，《镇臣骤求制铳谨据职掌疏》《钦奉明旨谨陈遇见疏》《闻风愤激直献刍荛疏》。据陆若汉称，徐光启“命令我们的人训练他所挑选出来的一万士兵，教其如何使用火炮与鸟铳”。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243.
[97]《崇祯长编》卷38，页8。
[98]韩霖，《守圉全书》卷1，页96。
[99]韩霖，《守圉全书》，书首。
[100]汤开建，《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页203—219。
[101]孙元化，《西法神机》卷上，页28—31；韩霖，《守圉全书》卷1，页36—39；卷2，页65—70。
[102]孙元化主要的军事文章被分置于《守圉全书》卷1—3之中，由于这几篇文章与公沙、陆若汉之奏疏均在卷3之1，故推测其成于公沙抵京之后。参见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页98—104。
[103]参见第七章；Gouvea，Asia Extrema，Segunda parte，p.218.东江乃鸭绿江口众小岛之总称，其中以皮岛最大。
[104]《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7册，页487；第8册，页390—391；《崇祯长编》卷34，页25。
[105]Gouvea，Asia Extrema，Segunda parte，p.218.
[106]Gouvea，Asia Extrema，Segunda parte，p.256.
[107]韩云，《战守惟西洋火器第一议》。
[108]每发炮一次，平均打死三十余人，此一威力恐远高于实际。张焘尝称：“麻厢之捷，西洋一士可当胜兵千人。”韩云称：“麻线馆之捷击死奴酋七百余人。”此外，耶稣会士汤若望稍后在称扬西铳之威力时，亦云：“崇祯四年，某中丞（指登莱巡抚孙元化，因在吴桥之变后被定罪，故其名遭讳隐）令西洋十三人救援皮岛，殄敌万余。”或均有浮夸之嫌。参见《明清史料》，乙编，第1本，页64；《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12册，页87；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页108；汤若望授、焦勗述，《火攻挈要》卷中，页27。
[109]《明清史料》，乙编，第1本，页65。
[110]《明清史料》，乙编，第1本，页76；《崇祯长编》卷44，页8。
[111]《徐光启集》卷6，页301。
[112]由于此处的“放炮教师”与“造铳匠作”并列，故或未计入位阶较高的掌教陆若汉以及统领和副统领两名“官员”，再扣掉先前在涿州运炮时意外殉职的两人，该澳门来的教铳队伍恰余二十八人。
[113]此见孙元化，《为详明奉调始末事》一疏。
[114]张维，《溪谷集》卷23，页3—4。
[115]《朝鲜仁祖实录》卷25，页29—30。
[116]徐光启，《钦奉明旨敷陈愚见疏》。
[117]Gouvea，Asia Extrema，Segunda parte，p.257.
[118]第七章。
[119]Gouvea，Asia Extrema，Segunda parte，p.257.
[120]《崇祯长编》卷58，页5—6。
[121]Gouvea，Asia Extrema，Segunda parte，p.257.
[122]Gouvea，Asia Extrema，Segunda parte，pp.257-258.
[123]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242.
[124]此见崇祯五年七月汪秉元为《圣记百言》所撰之序。
[125]Cooper，“Rodrigues in China，”pp.236-237.
[126]第七章。Gouvea，Asia Extrema，Segunda parte，p.258.
[127]《崇祯长编》卷54，页22；卷55，页2—3；第七章。
[128]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页16—17、320；《清太宗实录》卷13，页16—17；卷14，页1—11；《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页27—29。
[129]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页144—145。
[130]《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页19—20。
[131]徐光启，《闻风愤激直献刍荛疏》。
[132]徐光启，《闻风愤激直献刍荛疏》。
[133]崇祯皇帝的这一上谕原文未能保存下来，此据葡文译本，见BA，JA，49-V-9，fl.73v.
[134]梁廷栋此疏以及皇帝之上谕，目前尚未发现中文原文，此处据葡文译文，见BA，JA，49-v-9，fl.72v.
[135]见BA，JA，49-v-9，fl.73v.
[136]《崇祯长编》卷33，页28；BA，JA，49-V-9，fl.74.姜云龙，字神超，松江华亭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人，时任诰敕撰文中书舍人。姜云龙与徐光启为同乡，且同一年中举，曾于万历三十一年相偕至京参加会试，交情似不浅。参见第五章。
[137]徐光启此信的中文原件已佚，但有两份葡文抄本保留下来，见BA，JA，49-V-9，fls.75-76；49-V-8，fls.743v-744v.
[138]Aresta，O Senado：Fontes Documentais para a História do Leal Senado de Macau，pp.28-29.
[139]Teixeira，Os Militares em Macau，p.200.
[140]Gouvea，Asia Extrema，Segunda parte，p.219.
[141]Alvaro Semedo，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pp.104-105.
[142]实际派遣的数目，除上引文德泉、何大化、曾德昭的不同说法外，巴笃里《中国耶稣会史》称葡兵一百五十名及傔伴一百五十名；韩云称入华队伍共四百八十人；卢兆龙在崇祯三年十二月的奏疏中，称共招募三百名；魏特（Alfons V
th）则指有葡兵一百六十名及傔伴两百名。参见Daniello Bartoli，Dell’ 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u.La Cina，1663，pp.967-970；Alfons V
th，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missionar in China，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1592-1666，pp.96-97；韩云，《战守惟西洋火器第一议》；《崇祯长编》卷41，页13。
[143]Boxer，Expediçōes Militares Portuguesas em Auxílio dos Mings contra os Manchus，1621-1647，p.12.
[144]此五人姓名见Pfister，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1552-1773，Tome I，p.214.文德泉说此次随队伍进入内地的还有中国修士邱良禀，见Teixeira，Os Militares em Macau，p.200.
[145]《崇祯长编》卷40，页5。
[146]《明熹宗实录》卷29，页21—22。
[147]Gouvea，Asia Extrema，Segunda parte，pp.81-82.
[148]Gouvea，Asia Extrema，Segunda parte，p.219.
[149]Boxer，Expediçōes Militares Portuguesas em Auxílio dos Mings contra os Manchus，1621-1647，p.16.
[150]祝淮修、黄培芳，《新修香山县志》卷6，页35。
[151]《明史》卷242，页6287。
[152]何乔远，《镜山全集》卷66，页21—22。
[153]《崇祯长编》卷34，页42—44。卢氏此疏及皇帝圣旨亦有一葡文译本，见BA，JA，49-V-9，fls.63-65v.
[154]《崇祯长编》卷35，页18。
[155]BA，JA，49-V-9，fls.67-67v.
[156]BA，JA，49-V-9，fls.67v-69.
[157]《崇祯长编》卷35，页17—19。
[158]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尚存有至少五门由王尊德所进的西洋炮，重约一千三百至两千斤。参见张小青，《明清之际西洋火炮的输入及其影响》。
[159]白如璋曾参与征讨海寇李芝奇之役，当时向澳门当局借用了火炮二十门，其数恰与此处熟谙点放的澳众相同，不知这些人是否即随炮聘用的炮手，每门炮由一人负责。方豪称该批澳人是由陆若汉率来，其说或误。参见颜俊彦，《盟水斋存牍》，页112—114；《崇祯长编》卷32，页2；《徐光启集》卷6，页298；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页37。
[160]如崇祯三年八月，奉旨将二十门广东解来的火炮运至宣镇，而当时在关外的宁远和锦州，亦均拥有大量的西洋火炮。参见《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8册，页79—82、97—98。
[161]参见陈小冲，《1622—1624年的澎湖危机：贸易、战争与谈判》。
[162]《国榷》卷91，页5555。
[163]该圣旨未见中文本，此据葡文本译出，见BA，JA，49-V-9，fls.72-72v.
[164]《崇祯长编》卷41，页13—14。
[165]《崇祯长编》卷43，页29。
[166]《崇祯长编》卷44，页8。
[167]徐光启，《遵例引年恳乞休致疏》。
[168]《崇祯长编》卷44，页8。
[169]颜俊彦对西人西教的印象均甚差，尝称：“以澳夷为痴忠，登莱之偾事，岂不用澳夷之明效耶？亦可谓之痴忠耶？至言修身事天，与吾儒互相发明，尤可喷饭。”（《盟水斋存牍》，页703）又，卢兆龙曾为《盟水斋存牍》一书作序。
[170]C.R.Boxer，“Um Memorial da Cidade de Macau ha Trezentos annos 1631-1635”；颜俊彦，《盟水斋存牍》，页459—461、571—572；万明，《中葡早期关系史》，页213—214。
[171]徐光启，《钦奉明旨敷陈愚见疏》。
[172]徐光启，《钦奉明旨敷陈愚见疏》。
[173]《国榷》卷90，页5501—5504。《崇祯长编》卷29，页19；卷38，页9。
[174]金声于崇祯五年左右又改宗佛教，此故，徐光启稍后两度疏荐金声至历局任事均不果。参见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页323—332。
[175]《崇祯长编》卷58，页6。
[176]参见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页109—110。
[177]Boxer，Expediçōes Militares Portuguesas em Auxílio dos Mings contra os Manchus，1621-1647，pp.18-19.
[178]韩云，《战守惟西洋火器第一议》。
[179]Arquivos Nacionais Torre do Tombo，Livros das Monções，liv.27，fls.376；liv.30，fls.13-14.
[180]Santos，Manuel Bocarro：o Grande Fundidor，pp.3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