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霦《平叛记》
毛霦，字荆石，自称是“芙蓉岛上逸民”，芙蓉岛位于莱州西北约20千米处之近海，属掖县（莱州府治所在）管辖。毛霦声称己在康熙五十年冬偶在子婿姜耿西家中见到前人所写的有关吴桥之变的记述，[7]发现谢三宾的《视师纪略》和高起潜的《东征纪》详于“叛兵之始末”，但对“莱城之危急”，则不及谢琏的《围城日纪》，至于张忻的《归围日记》，则详于“莱城之危急”，而不载“叛兵之始末”。因各书互有详略，均不得事件之全貌，故他乃综合各家之长撰成《平叛记》。毛霦在前序中指出此书主要的参考资料为：
围莱之前，本之《视师纪》；围莱以后，则本之《围城纪》；至复黄、克登，又仍本《视师纪》，以及《保莱》《表忠》诸书，皆参而用之，且间取先正之议论以附于其下。
惟所引诸书现尚存者，或仅赵吉士的《续表忠记》而已，毛霦主要是从中摘录了张瑶和朱万年的小传。[8]
查毛霦除参考谢三宾的《视师纪略》以及谢琏的《围城日纪》等书之外，亦屡在小注中摘引其他的文献，如其曾引述已佚的《保莱全书》和《孤忠录》等书，[9]以及谢象三、张北海、谢韶石、赵芝庭、钱赞伯、赵吉士、赵士喆、毛贽、毛赓和毛荆石等人的记载或看法，其中前五人分别是谢三宾（著《视师纪略》）、张忻（著《归围日记》）、谢琏（著《围城日纪》）、赵胤昌和钱馨，[10]他们都曾以官绅的身分亲预莱州守城之役，故书中以字号尊称。至于赵士喆，因其身份仅为一介生员，[11]而赵吉士当时尚在襁褓，[12]故在小注中均直呼姓名。毛贽与毛赓则因负责此书的校定工作，故理所当然地均直书各自的姓名，但对其父毛霦则通篇尊称作“毛荆石”。
毛霦在注中多次引用赵士喆的文字，其中包括巡抚谢琏、内府徐得时和翟昇、知府朱万年、参将张奇功、千总李梦果和毛英、百户白仲仁、处士王琮和郭扬等人的殉国事迹，以及《战城南乐府》《步贾中丞拜疏请兵》等诗。赵士喆，字伯濬，掖县人，参与守莱之役时年约三十六，此后一直困于科场，明亡后隐居，顺治十二年卒。[13]他在《逸史三传》一书中，有约三千五百字专记孔有德叛乱事迹，内容虽不若编年体的《平叛记》详尽，但对此变的背景和始末提供了较全面的描述。然而，毛霦所引的内容并不出自《逸史三传》。故，毛霦究竟引用赵士喆、赵胤昌和钱馨何种著述？已佚的《孤忠录》又为何人所撰？均待考。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景印出版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平叛记》，该馆称之为“康熙五十五年毛贡刻本”，凡上下两卷，分别有七十八和八十九叶，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单鱼尾，左右双栏。书首有毛霦的年家侄辜光旦撰于康熙五十五年之序，以及作者系于“康熙重光单阏岁涂月上濣”（合五十年辛卯岁十二月上旬）之自序。
此本刷印年份的判断或待商榷。因书中避“玄”“铉”“胤”“弘”“历”等字，知此本很可能刷印于乾隆帝弘历即位之后。[14]再者，清初书籍每避“胡”“虏”“夷”“狄”等字，雍正十一年和乾隆四十二年，清廷曾两度严旨禁止蓄意改避，认为该做法反倒是“背理犯义，不敬之甚”，[15]而此本中的“红夷”和“灭虏”等火炮名，则被改写成“红
”和“灭卤”，其中“
”乃“夷”的古字，至于“夷汉”和“夷丁”中的“夷”字，则作“彞”，知其刷印的上下限应最可能在乾隆即位以迄四十二年之间。亦即，这或是乾隆朝据康熙五十五年初刊本挖改重印之本，但其中有少数地方仍然挖改未尽，又因雕版年代已久，故印刷出的文字屡见漫漶的情形。
此本当中有几处文字或因涉及明清间的冲突而遭挖去，最多者如卷下页88：
〔空一行〕
孔耿舟在鸭绿江者尚百余艘□□□□□□□
〔空三行〕
□□□□皮岛副将沈世魁□□□□遣人悉焚
孔舟之在者东事平
这明显是因与孔有德和耿仲明投降后金之事相涉而遭挖改，至于所提及的皮岛副将沈世魁，则战死于崇祯十年（崇德二年）皇太极派兵攻陷皮岛之时。[16](https://www.daowen.com)
此本在记崇祯五年四月十六日徐从治中弹死一事时，于小注中收录了长约两千字的“□□□《徐忠烈公墓志铭》，经查阅此乃钱谦益所撰。[17]再根据此本遭挖改过之残余字迹判断，所挖空的三字原应为“钱受之”。钱氏，字受之，号牧斋，弘光时，任礼部尚书，清兵南下时，率先迎降，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乾隆三十四年，清帝弘历因鄙视其气节，且痛恨他在书中“诋毁本朝”，遂通谕全国将钱氏所著之《初学集》和《有学集》连同书板销毁，此后，他人著作中凡著录钱氏诗文者，有的抽毁该板，有的挖空名字，或是更改文句。[18]四十四年左右，两江总督萨载即曾将《平叛记》视作违碍而奏缴，称：“此书叙论孔有德叛降事实，记载失实，且涉明代野史，应请销毁”。[19]故，北师大藏本的刷印上下限或可再缩小至乾隆三十四至四十二年间。又，此本在崇祯五年八月二十日条下，于小注中收录了《壬申九月得莱城解围报》一诗，但作者之名也遭挖空，笔者发现此亦同为钱谦益的作品。[20]
毛霦在康熙五十年冬仅花了一两个月即编辑成书，惟据辜光旦所撰之序，此书至五十五年始由“长公九来”付梓刊行。[21]长公通常乃指长子，而北京师大藏本在卷首均称此书是由“男贺九师、贡九来、贽师陆、赓歌起校字”，因知辜光旦误毛霦之次子贡为长子。毛贡，字九来，康熙四十四年中举，并于雍正六年任天长知县，九年，历升颍州知州，[22]身为兄弟中唯一有功名者，毛贡或在刊印此书时承担较多之责任，此故，初刊本被称作“毛贡刻本”。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平叛记》中所记之事皆“（毛）霦所目击，故纤悉具备”，近代著名的明清史专家谢国桢沿袭其说，[23]但此颇与事实不符，因毛霦成书之时上距吴桥之变已约七十九年，故他应不太可能身历其事。倒是，毛霦之父当时在城中为诸生。[24]至于专治晚明史的美国学者司徒琳（Lynn A.Struve），或亦受谢国桢之影响，而将成书的康熙五十年辛卯岁提前了一甲子，误系成顺治八年辛卯岁。[25]
叛军首脑之一的孔有德，降清后于天聪十年封恭顺王，顺治六年，再以军功改封定南王，九年，战死于桂林，十一年，还特旨建专祠。[26]或因孔有德是一位被清政权视为“全节”的功臣，且毛贡在刊印此书时亦已成为清朝举人，故此书在提及孔有德时，仅直呼其名，而未如明人径称其为贼（见后文）。[27]
台北成文出版社于1968年出版的《中国方略丛书》中，亦曾景印了康熙五十五年本。此外，上海图书馆藏有题为彭孙贻所辑之《甲申野史纪事汇钞》六种，其中收有毛霦《平叛记》二卷，[28]但彭孙贻卒于此书完成之前，故应是遭借名。
至于近代的排印本则有两种：一出自罗振玉所辑之《殷礼在斯堂丛书》，此为19[29]年东方学会出版的一卷本；一出自四川大学图书馆所编之《中国野史集成》，此为1935年赵琪在青岛出版的赵永厚堂二卷本，属《掖海丛书》之一，而赵琪即参预莱州守城一役之赵士喆的后人。28两排印本与北京师大藏本的文字有少数之处互见出入，如《殷礼在斯堂丛书》本在记徐从治中弹身死一事时，删去了小注中钱谦益所撰的《徐忠烈公墓志铭》一文，而《掖海丛书》本虽保留此文，却将作者改系成“张北海”。再者，该本将《壬申九月得莱城解围报》一诗的作者“钱受之”改成“附记”，而《掖海丛书》本则在删去作者之名后径空三字，这些均同属避讳之举。
又，《掖海丛书》本在“兵部叙守莱功”条末所记“原任户部侍郎刘重庆听礼部议恤”一事之后，较另两本多出一段《附记》，以一百四十四字记刘允浩的事迹，刘允浩虽被胪列在二百八十三名有功生员的名单当中，但他其实并未参与防守之事，而是奉母南逃，此一《附记》出现的主要理由或因其族兄户部右侍郎刘重庆保莱有功，且允浩于崇祯十六年中进士后在建昌守城殉国，亦足为众人表率。
乾隆《掖县志》中收录一篇金以成为此书所撰之序，此文未见于前述各本，其中有言：
壬申之变，猝起吴桥，莱州首当其冲，弃疾于登州，虽其祸乱一隅，乃明之所以亡也。呜呼！莱拒京师千四百里耳，一逃死叛将狼顾豨突，敢于领兵攻围，邻邑壁上观，不敢出一矢相向，而柄臣巧覆敛思陵，偃然若不知有兵革，枢臣亦不闻发愤决策，冀逭失律之罪。……数十万生灵，听其屠割焚炙，饱飏以去，天下事终于破碎不可收拾，此其可深悲者也。[30]
金以成，浙江山阴人，康熙五十七年进士，尝任山东兖州知府。[31]
又，乾隆《莱州府志》中亦收录莱州知府严有禧所撰之《书毛荆石〈平叛记〉后》一文，同样未见于前述各本，内容似专为总兵杨御蕃和参将彭有谟申屈，称：
杨不过实授总兵，寻中蜚语下狱矣；彭不过量移参将，寻摘微眚劾罢矣！在二公当日既未尝自伐其功，而叙功者又不能审观乎大势，而反覆推论之，不独功高赏薄，而罚遽及之，且令千秋之伟烈晦而不彰。……二公之造福于莱，过徐、谢诸公远甚，……故余于改建遗爱祠时置主其中。[32]
杨御蕃和彭有谟两人在叙功时，仅分别获“加署都督同知”和“加服俸一级”的优赏，[33]而严氏认为杨、彭两将在守莱时所立之功，远超过徐从治和谢琏等人，故特将他们入祀遗爱祠，供人追思凭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