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治与后金的交结
崇祯三年，皮岛署岛副总兵陈继盛因误听谍报，初以为兴祚未死降金，再加上稍后又获兴贤的招降之书，遂对刘氏一家的忠贞产生怀疑。而留驻皮岛署前协事的都司刘兴治，因愤其兄兴祚战死后未获恩恤，且又获“刘兴祚诈死不忠，其在岛兄弟子侄咸怀不轨”之揭，兴治以为此揭乃出自继盛之手，欲上疏除己，遂于四月十二日乘诸将奠祭其兄丧礼时，与其弟兴基等起而杀陈继盛及钦差通判刘应鹤等官及其军卒百余人，沈世魁因以其女配兴治而得免。兴治当时属下有降鞑七百名，但其中精壮勇猛者不过三百，披甲者亦仅五十余名，事变发生之后，兴治立即设冶役，昼夜赶造护甲。[27]
当时岛上军民或因不欲撤离而消极观望，此或是兴治兄弟得以叛变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28]再者，岛兵原就军纪涣散，无怪乎孙元化有云：“岛无一城可据，无一事可因，将知领兵而不知备器，兵知领饷而不知对敌，此刘兴治所以四顾无忌也。”[29]兴治兄弟叛变后，并引众迎其兄兴沛于长山岛，且纵兵杀掠。兵部因担心其南走登莱或西叩山海关，形成后金以外的另一敌国，遂令总兵张可大回登州严兵以待，并派龙武三营驻防觉华岛，又遣副总兵周文郁和刘应龙面谕兴治，而枢抚孙承宗亦遣诸生吴廷忠招抚。[30]
刘兴祚同辈的族兄弟共有七人脱逃至东江，[31]但因其母亲、妻妾和子侄大多羁留在金国，遂对其稍后之行径造成相当大的牵制与影响。沈阳故宫崇谟阁原藏有汉文旧档六册以及满文老档一百七十九册，其中收录刘兴治兄弟间的家信及其与皇太极之间往来的文献多达二十余件，下文即爬梳整理这些文献，并略述刘氏兄弟与皇太极合谋之事。[32]
天聪四年（崇祯三年）二月十四日，皇太极致函皮岛副将陈继盛劝降，并附上兴贤致兴治和兴沛的家信两封，以及给皮岛都司刘兴治、长山岛游击刘兴沛、大獐子岛游击李友良、鹿岛林游击、广鹿岛和石城岛游击毛有侯、旅顺口李游击的信各一封，此一名单涵盖了东江各主要据点的将领。由于刘兴贤本人不通文墨，其以亲情劝降的家信应是在胁迫之下由他人代写的，而皇太极此举还另有离间陈继盛与刘氏兄弟的额外目的。[33]
三月初八日，皇太极差刘兴治的使者何尽忠带回一招抚之信，亦即刘兴治当时确与金国私下有往来，无怪乎陈继盛会对刘氏家族的忠贞产生怀疑。皇太极在此信中向兴梁、兴基、兴治解释其胞兄兴祚之死纯属意外，称己因听闻兴祚在太平寨，遂遣阿卜大（阿巴泰）和吉儿哈郎（济尔哈朗）两贝勒迎接，并派库尔缠送信去，不料兴祚却于稍早被前哨“误杀”，只有兴贤还归金朝。皇太极强调己乃为“播仁善之风于四方”而进行招抚，绝对不会施诈，且若来归，将仍可保留原明朝之官爵，至于所携之人，亦由其专属，可任意择地居住，但如不从的话，则将杀尽其留在沈阳的家人。又为避免刘氏兄弟担心遭到代善的报复，信尾还强调会将他们直接编入自己的属下。
三月十六日，刘兴治新遣的四位使者抵沈阳，以打听兴贤被擒之说是否真确。十七日，兴治则率五百甲兵登岸朝鲜，欲捉拿至义州贸易的金差朴仲男，由于义州府尹李时英担心引发大事端，遂协助仲男在尽弃物货后狼狈脱身，兴治大怒，乃缚李时英，并乱捶之，[34]知兴治当时或尚无降金之意，否则应不至于如此得罪金差，然而，皇太极却成功地利用兴治对家人安危的关切，而离间其与陈继盛之间的关系。十八日，兴治所遣的使者离沈阳，并带回兴贤致兴基、兴梁、兴治三兄之信函，一方面与前信如出一辙地解释兴祚的死因，另一方面则以亲情劝降，要他们回沈阳看望年事已高的母亲。
四月二十八日，皇太极差李世成（或作李世武）随同刘兴治的使者回到皮岛，当时兴治已杀陈继盛而为岛主，皇太极乃向兴治提出更具诱惑力的条件，声称对刘氏属下的金、汉或蒙人，“皆与尔为民，在境外任尔择地住种，作个属国过活”，皇太极并要求兴治务必派一族人至沈阳，以便当面盟誓。
五月十七日，刘兴治所遣的何尽孝（由其姓名推测，似为前述何尽忠之弟）等两位使者抵沈阳，希望皇太极能派一正式的使臣至岛订盟。十八日，金遣李世成随同何尽孝回皮岛，称先前毛文龙曾哄骗金人至岛议和，结果却将使者杀害或解送北京，故金人多不愿出使皮岛。且皇太极在信中亦质疑兴治是否真的杀死多位明朝官员，否则为何迟迟不愿派其兄弟一人来盟誓。皇太极这次还对属国的权利义务做了更具体的界定，声称只要订盟之后，“任尔或居岛，或上陆，常作各岛民之主，各自过日，只借船兵助之”，从此一文句，可知皇太极的目的除在拔除东江这个背上芒刺外，还希望能掌握利用兴治所率领的水师。
五月初，刘兴梁到广鹿岛，为守将所击退，所率夷兵百余人皆战死，兴梁仅以身免，逃回皮岛。九日，兴治遣崔耀武（祖？）率兵寇长山岛，亦遭游击玉承兰击破。十三日，兴治和兴基领船数十只载兵和马西向登州，并招降沿途诸岛，而朝鲜则派李曙率军驻守在沿海各处，企图在兴治回皮岛时将其解送明朝。受到去年底以来金兵入关肆掠的影响，东江兵众已有近一年未见“粒米、文钱”，兴治乃于二十九日以讨饷为名，率大军抵达距旅顺五十里的小平岛，此举导致登州居民洶洶思窜。六月初一日，周文郁抵小平岛，奉命抚变。三日，后金兵三千余骑屯驻鸭绿江边观变。七日，兴治率兵与文郁同至旅顺。十三日，兴治将新解到的饷银五万两散给其属下的五六千名军丁。[35]由于当时金兵已取道冷口（今河北迁安县）退还关外，兴治或察觉难以乘乱谋事，遂决定暂回老巢徐图后路。十九日，兴治虽获知孙承宗已依文郁之请准许其戴罪立功，但因担心稍后遭清算，乃于次日密派千总郝金秀为先遣人员，与金国商量订盟之事。二十五日，兴基自长山岛还皮岛，而兴沛亦衔兴治之命从旅顺秘密潜赴沈阳。至于兴治本人，则于七月二日离开旅顺，至二十七日始复还皮岛。[36]
刘兴治在还归皮岛之后，不仅未受处分，反而升除副总，他声称杀陈继盛之举乃替岛中除害，故高张书有“奇功大捷”四字的红旗，接受军将拜贺，并自称为钦差。由于朝鲜曾兴师欲缉捕他入罪，兴治因此颇怒，除放纵部属登岸侵扰外，还向朝鲜强要粮米，甚至促使力主严惩刘兴治的平安（朝鲜国八道之一，位于西北与辽东相邻处）监司金时让遭撤换，并威协朝鲜使臣曰“所输军粮若于冰冻前不能毕运，则当纵军兵取食于列邑”，且假托孙承宗的名义欲再借军粮二万石和战马三千匹，惟未能如愿。[37]当有汉人入朝鲜扰民被杀时，兴治亦曾强悍要求朝鲜应“查得杀人者，绑送岛中”，并称“今后我人之无票文扰害丽地者，切勿打杀，绑送本岛”，且声言将派员赴朝鲜查缉杀人者。[38]
崇祯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兵部尚书梁廷栋因孙元化素为跋扈的刘兴治所惮，特破格荐用孙元化为登莱巡抚，除巡抚登州、莱州和东江外，兼恢复金州、复州、海州和盖州之责。当时原本冀望登莱巡抚能跨海恢复南四卫，并由辽东巡抚自广宁进取辽阳和沈阳，但在丘禾嘉与孙元化分别就任辽抚和登抚之后，他们却另主它说，禾嘉请以东江之岛兵恢复广宁、义州和右屯，元化则疏请撤岛兵于辽，并以之恢复广宁等三卫。孙承宗担心撤岛之举将引发刘兴治的疑惧，故力主将之移至旅顺，惟仍因部议畏兴治而不果。[39]
孙元化当时乃率领以辽人为主的八千名军队至登莱履任，葡籍军事顾问公沙·的西劳等人亦被分派在其麾下效命。公沙·的西劳是在耶稣会士陆若汉的伴同之下于三年正月抵京的，他属下共有三十一名铳师、工匠和傔伴，并携入大铁铳七门、大铜铳三门以及鹰嘴铳三十门。[40]
崇祯三年七月初五日，刘兴沛抵沈阳。十一日，皇太极与诸贝勒焚香盟誓，誓文中将刘氏兄弟所控制的东江诸岛视为平等的友邦。十五日，受金人热情招待的刘兴沛，携带丰盛赠礼离开沈阳。二十三日，由刘兴治、兴基、兴梁、兴沛、兴邦联名率岛中众官员起盟誓，署名在誓约之末的七位同盟官员为参将李登科，游击崔耀祖，都司马良、李世安、郭天盛，守备王才、何成功。此一名单事实上仅涵盖东江和辽东沿海诸将领的一小部分，亦即参与盟誓的李登科等七员，应均为兴治的心腹，且订盟之举并未公开。事实上，明军中应仍有许多与金人誓为仇雠或不服兴治者，[41]即便是兴治兄弟中也可能有持异议者（如兴基，参见后文）。
八月初一日，兴治遣人将誓文送至金国，在此一文件中，兴治首度以“客国臣”自称，其后更有作“属国臣”者。兴治在其致皇太极的信中，对金兵已于五月饱掠东归一事甚为惋惜，认为“汗主大一统之机会，不容一刻失也。止虑一鼓不下，后会无期”，并担忧皇太极会在灭明之后主张“天无二日”，知兴治当时或有将来与皇太极分治天下的幻想。皇太极则在回函中安抚他曰：“诚能协助以成大事，我言‘天无二日’，老天岂可违乎？乞勿多疑，惟勉前途可也。”
九月初二日，金国为表示诚意，遣使将兴治之妻送还，往送的大臣还包括兴祚的好友达海和库尔缠，而兴治亦亲自乘船至岸边迎接。二十二日，皇太极收到兴治的复信，其中强调不会收纳金国的逃人，且对其妻被释还一事表达谢意。文中称因其母仍留沈阳，且为避免遭人物议，本欲将其妻送还金国，但此应纯属客套之辞。兴治对其妻应颇看重，否则或不至亲自往迎。
当刘兴治与皇太极热络往还之际，兴治却于九月间向登抚孙元化报称自己在辽东的青山、凤凰城和通远堡等地与金兵交战，共获得夷级三十四，并擒获活夷一。孙元化于是在九月十五日上奏称：“鹿岛中军王永吉，赞画游击张焘、大旂游击徐大复、阁部差官梁俊、水营都司刘兴基等，与大清兵战于凤凰城地方。”奉旨命其“核实具奏”。枢辅孙承宗亦于二十五日上疏称兴治“虽未足赎罪，而决意树功，誓仇建虏，稍见其心”。[42]
经查护送刘妻的使臣萨木什喀等是在九月初二日自沈阳出发的，并在将刘妻面交兴治后即回返，十九日还抵沈阳，因知兴治大概是于九月十一、二日左右在海边接到其妻。依朝鲜派驻皮岛之使臣的记载，兴治在十一日已乘船出岛，[43]时间上相当契合。然而，朝鲜的平安监司于九月初六日条下记曰：
刘将自义州领兵，遇鞑兵三百余骑，进至通远堡，夜袭斩首四十余级，夺马十余匹，生禽真鞑一名而还。[44]
如此役确实发生，很难想像遭到重挫的金人仍会于五六天后将兴治之妻送还。(https://www.daowen.com)
亦即兴治此一战报或出于伪造，其目的乃在获得明廷的信任和粮饷。[45]此故，当时刘氏兄弟与金国往来的文件中完全未提及此一冲突，且因通远堡（位于凤凰城正北偏西约40千米处）在辽东境内，距义州的直线距离约80千米，知此一战果应非朝鲜人所目睹，所据或只是岛上明军的单方面叙述。
至于登抚孙元化和阁部孙承宗对兴治的报告或亦存疑，因此他们均不曾提及阵斩夷级的具体事迹，但或为笼络兴治，再加上查察困难，遂在不得已的情形下逐级呈报。而兴治很可能为讨好两人，有意地在所谓的立功名单中掺杂入部分他们较亲近的部属，如其中张焘即是孙元化的僚属和同奉天主教的好友，他是在旅顺口追随兴治的，因其甚有计虑，颇受兴治倚用，[46]而梁俊则为孙承宗的差官，至于刘兴基亦曾为孙元化和孙承宗的僚属。明季的官场和军队当中，不乏类此浮夸造假的情形，此故，朝鲜国王李倧即曾评曰：“中原虚伪成风，非独毛营，山海关亦然耳。”[47]
十月二十二日，兴治所遣的官员熊梦鲤抵达沈阳，皇太极在交其带回的信函中，指出日前有岛人登岸偷采人参被捕获，为避免类似的冲突有碍和好，皇太极建议双方开市。当时因明朝政府严禁与后金通商，故金人的许多民生用品相当匮乏。
为呼应皇太极的提议，兴治在回信中有言：
开市一节，臣愿遵承，第恐风声一露，疑其通和，商贾不至，纵有参斤，置之何地？不若假丽人以贸易，是一举而便三国也。
亦即兴治认为一旦双方结盟之事被众人周知，则明朝商人恐不敢违法来东江，故兴治建议还不如与朝鲜贸易，在此，兴治已把东江视作与后金和朝鲜相提并论的一个“国家”。同信中，兴治亦顺便要求皇太极在宫殿附近赐屋一间，供其母亲和弟弟兴贤居住。
天聪五年正月初四日，皇太极致书兴治有关贸易之事，其中有言：
来信有云“开市一节，恐风声露泄，不若假丽人贸易”，说得有理。如岛中所缺之物，当密以告我。我有所缺者，亦密以相告。所言令堂、令弟、令侄事亦是，令堂移住我处，即令弟、令侄自与随行。
显然人质或仍是维系双方关系的重要因素。刘兴贤同日在致三位兄长的家信中有云：
只管往还行走，徒送物件何益？你若是实心为汗、为太太，就该把事情上紧做，再议那一位来见见汗、见见太太也好。
此信应是在金人监控下所书，亦反映出当时双方仍存在许多芥蒂，而未能具体合作。
正月二十九日，迟变龙携来兴治致皇太极的信，其中提及新任登莱巡抚的孙元化，欲向朝鲜借马两千匹以供兴治恢复南四卫之用，处在明、金两国夹缝之间的兴治，唯恐动辄得咎而致大祸，遂声称：“高丽，穷地也，无多马，就是与马，也披不得甲，臣也不要他。”兴治并直陈听说金国将移兵攻东江，劝皇太极千万不可受人挑拨而对其生疑，并强调“自古成大事者不务小图，豪杰作事皆以信义服人，……切莫因臣一人，致令天下豪杰不信”。
对于金国开始自铸大炮并成立汉军一事，兴治亦在前信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皇太极对火炮可用取资于敌的策略，不必自行铸造和搬运。兴治或雅不愿金人的战力大幅精进，乃提出此一表面似乎成理的说法。对兴治而言，如果明、金两国能维持一“恐怖平衡”，自己才有可能在鹬蚌相争中扮演一举足轻重的角色。前引文中亦顺便再次提醒皇太极应善待已投诚的旧人。
天聪五年二月初一日，兴治所派的五位商人抵沈阳，他们携带了毛青蓝布、水银、焊药、胭脂、梳子、针、缎、纱、烟等物品，共卖了银一百四十六两。初三日，即离境归去。当时人在沈阳的朝鲜使臣朴兰英，即听闻有七八位汉人自皮岛携带马匹和物资来献于皇太极前。[48]
二月初五日，皇太极针对刘氏兄弟的疑虑，写了一封极具说服力的信，首称自己如有攻岛的企图，可以瞒得了上天吗，且称己于先前毛文龙背盟时尚且不攻岛，此因小岛疆土并不在其眼下，今又岂有背天攻取之理。在痛责刘氏兄弟“既与我通好，仍与南朝往来不绝”之后，皇太极更提出先前自己对待刘氏兄弟始终着重一“恩”字，宁可人负，不愿负人，并称：“你如安心叛盟，亦自由尔！吾其奈尔何？你若是真个疑我，愿再立盟誓，我亦允得。”
刘兴治在接到皇太极这封恩威并加的信后，立即去函解释，声称自己先前因背金叛逃，稍后又杀害明朝命官，以致两边均得罪，对两边亦均有疑畏，至于与“南朝”来往，主要在图其粮米以养活岛人，且称自己之所以一直未率众登岸还归的理由，是因：“众人未知汗心，我纵信得过，众人肯信否？众人不去，我一人会干甚事。”并称：“若是汗不恨我，把我当一个人，眼下虽不能替汗出力，断不肯背盟叛汗也。”信尾更大吐苦水，曰：
大抵我的命苦也，不敢怨汗。西也疑我，东也疑我，仰诉天知，敢对谁说？信我、疑我，惟在汗心，何必再盟。汗乃大人，一言既定，我的心日后也自见得，岂敢烦烦琐琐望汗盟誓。
显然兴治这时仍无携众降金的决心，他还是希望暂时在明、金两国的夹缝间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