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 语
前文对涉及吴桥兵变的几本著述作了一初步的介绍，它们的作者多为亲历此乱的当事人或其后人，其中徐从治的《围城日录》、张忻的《归围日记》以及补过居士（疑为徐从治后人）的《东事纪略》尚存，但后两书颇为罕见。至于谢琏的《围城日纪》和谢三宾的《视师纪略》（又名《笏记》），虽已不见原书，然其主要内容或已被载入毛霦的《平叛记》中。此外，余五化的《登辽纪事》、高起潜的《东征纪》、刘新祐的《保莱全书》和佚名所撰的《孤忠录》等，则均已佚。
除以上的私人著述外，官方文献则以《崇祯长编》中相涉的记载最多，约近五万字。该书现存六十六卷，起自天启七年八月，迄于崇祯五年十二月，最后一条记朱大典和谢三宾射书入登州城谕降，有原任参将马骢等于除夕商议内应，策划在元旦孔有德行香时将其缚捉，但不幸事泄被杀，末尾则突破编年体之体例，续貂称：“明年二月既望，有德、仲明相继浮海而遁，登城始下。”知该书乃以吴桥之变作为终结。此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自1930年起所编之《明清史料》以及2001年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所编之《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均零星收入一些相关的疏奏。
掌握这些公私文献，应是全面研究吴桥兵变一必备的过程，然而，我们也必须尝试去深入析探文本书写者或编印者隐藏在背后的主观意识。如钱谦益之名以及其他文字即屡因避新朝之讳而遭挖改，从此一事实亦知清人对文字钳制之严。再者，或因刘宇烈以误国而遭革职远戍，导致其所籍隶的《绵竹县志》竟然不愿为其立传，但在另一方面，《东事纪略》的作者则很可能因私人因素，而对刘氏其人其事特意曲护。至于张忻在《归围日记》刊本中所抨击的生员毛氏，其不愿捐银助守且欲离城西避的“劣迹”，在山博抄本中则尽被略去。又，民国《掖海丛书》本的《平叛记》在叙守莱之功时，径自增附了刘允浩的事迹，然刘氏其实并未参与守城之事。而毛霦也在其所撰的《平叛记》中，将乃父毛伟的身份自儒童提升为诸生。故作为一位史学工作者，我们实应对史料的使用与辨别采取更加谨慎与严肃的态度。
【注释】
[1]原刊于《汉学研究》第22卷第2期，2004年12月。笔者感谢北京中国科学院的徐凤先博士和山东大学的范学辉博士协助抄阅资料。
[2]有关早期引进西洋大炮的史事，请参见第二章。
[3]下文中有关吴桥兵变的叙述，请参见第七章。
[4]第十二章。
[5]如见宋伯胤，《孙元化与吴桥兵变》《孔有德底叛明与降清——敬覆郭慕天先生》；李学智，《孔有德耿仲明降清始末及明史黄龙传考》；神田信夫，《孔有德の后金ヘの来归——“天聪七年档”の检讨な通しこ》。
[6]第九章。
[7]毛霦有一女嫁监生姜为尚，不知是否即此处所称之姜耿西？参见张思勉修，于始瞻纂，《掖县志》卷5，页27。
[8]毛霦，《平叛记》，页5、54；赵吉士撰、卢宜汇辑，《续表忠记》卷3，页43—46。
[9]毛霦在《平叛记》中称《保莱全书》（亦作《保莱书》）为明季“刘先生新祐”所撰（页64），其人生平待考。
[10]钱馨字赞伯，尝任山东昌乐县学的学官，莱围之前，总兵杨御蕃率三百骑欲入城，然守城诸人中有犹豫不决者，钱馨即与御史赵胤昌以百口作保，知其在乡里中应亦颇够分量。参见乾隆《掖县志》卷4，页63—64；毛霦《平叛记》，页9。
[11]赵士喆之名在《平叛记》的正文中仅出现一次，见于乱平之后兵部所上叙守莱之功的奏疏，而他不过是该疏末尾在叙及“士庶之功”时，二百八十三位生员名单当中的一人，且还不是表现较特出的。至于小注中首次出现其名时，对其生平则有一段共42字的《附考》。参见毛霦，《平叛记》，页7、73。
[12]赵吉士（1628—1706）为安徽休宁人，顺治八年举人。参见何应松、方崇鼎等纂修，《休宁县志》卷13，页50—51。
[13]乾隆《掖县志》卷4，页76；赵士喆，《逸史三传》，页16—22。
[14]参见李清志，《古书版本鉴定研究》，页213—221。
[15]王彦坤，《历代避讳字汇典》，页85—86。
[16]第六章。
[17]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51，页19—25。
[18]裴世俊，《四海宗盟五十年——钱谦益传》，页264—271。
[19]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页61—62。
[20]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10，页4。
[21]金以成在为《平叛记》所撰之序中，亦称：“丙申（即康熙五十五年），客西江，友人东莱毛君九来出示尊甫荆石先生手定《平叛记》”。参见乾隆《掖县志》卷6，页62。
[22]乾隆《掖县志》卷4，页35—36；张宗泰撰，刘增龄增补，《备修天长县志稿》卷6中，页6；王敛福等纂修，《颍州府志》卷5，页126。
[23]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页684—685。
[24]毛霦，《平叛记》，页6。
[25]Lynn A.Struve，The Ming-Qing Conflict，1619-1683，pp.353-354.
[26]《清史稿》卷234，页9395—9403。
[27]毛霦在《平叛记》中仅有一处称孔有德为“逆贼”，但此乃直录礼部尚书李康先等请恤死难诸臣的奏疏（页68）。
[28]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页50。
[29]Struve，The Ming-Qing Conflict，p.353.
[30]乾隆《掖县志》卷6，页61—63。
[31]嵇曾筠等监修，沈翼机等编纂，《浙江通志》卷142，页46—47。
[32]严有禧纂修，《莱州府志》卷14，页64—66。乾隆《掖县志》中亦收录此文，但中缺两页（卷8，页9—13）。
[33]毛霦，《平叛记》，页72。
[34]彭孙贻修，童申祉纂，《海盐县志》，崇祀乡贤，页7—9；王彬修，徐用仪纂，《海盐县志》卷15，页62—66；魏大中，《藏密斋集》卷21，页10；左光斗，《左忠毅公集》，尺牍，页14。(https://www.daowen.com)
[35]班固，《汉书》卷30，页1712。
[36]徐从治，《围城日录》，页6。
[37]徐从治，《围城日录》，页6。
[38]徐从治，《徐忠烈公集》，页码不详。此书之叙事依年月顺序排列。
[39]Struve，The Ming-Qing Conflict，p.213.
[40]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页50—51。
[41]徐昌治，《圣朝破邪集》卷2，页13—19；张维华，《南京教案始末》。
[42]查时杰，《明末佛教对天主教的“辟邪运动”初探》；徐昌治，《无依道人录》，页22—27；Adrian Dudink，“The Sheng-Ch’ao Tso-P’i（1623） of Hsu Ta-Shou.”
[43]沈演，《止止齐集》卷33，页28。
[44]乾隆《掖县志》卷4，页39。
[45]参见第七章。
[46]此人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山西泽州人。参见李棪，《东林党籍考》，页61—62；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页684。
[47]毛霦，《平叛记》，页6。
[48]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卷20，页15—18。
[49]龚易图编，龚晋义等续编，《蔼仁府君自订年谱》，页9—35；李玉安、陈传艺，《中国藏书家辞典》，页280。
[50]此文标题为“附宗伯手书”，原未纪年份，但由其中“昨年秋不侫曾闻孔贼困东牟”一句判断，知或应系于崇祯六年。又因董氏于崇祯四年复起为南京礼部尚书，故称其为“宗伯”。
[51]董其昌，《容台文集》卷1，页72—73；卷4，页92—93。
[52]乾隆《掖县志》卷6，页46—47。
[53]《明史》卷248，页6426—6427。
[54]乱平之后，共有二百八十三名生员在叙守莱之功时获优奖，其中甚至包含被张忻责以高价粜粟的生员杨骏烈，故若毛伟确曾捐银二百两，理应身列其中，经查兵部的疏文，果见儒童毛伟获“青衣寄学”的优遇。参见乾隆《掖县志》卷4，页65；张忻，《归围日记》，页27；毛霦，《平叛记》，页6、74。
[55]周文郁，《边事小纪》卷3，页28—36。
[56]参见第七章。
[57]韩行方，《明末旅顺之役及黄龙其人其事》。
[58]吴廷燮，《明督抚年表》，页399、688。
[59]毛霦，《平叛记》，页52—62。
[60]张忻，《归围日记》，页39。
[61]毛霦，《平叛记》，页7—37。
[62]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51，页19—25；光绪《海盐县志》卷15，页101。
[63]嵇璜、曹仁虎等，《续通典》卷29，页1289、1302。
[64]毛霦，《平叛记》，页55—56、75；《崇祯长编》卷63，页14。
[65]刘宇烈之祖父夔、父延龄、兄与扬以及弟宇亮均各有传，参见黄尚毅等纂，《绵竹县志》卷6，页69—70。
[66]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9，页11。
[67]见黄虞稷，《千顷堂书目》，页136。
[68]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9，页26；卷30，页12。
[69]柴德赓，《鲒埼亭集谢三宾考》。
[70]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
[71]《崇祯长编》卷55，页18；卷56，页20；卷64，页33。
[72]艾容，《微尘暗稿》卷8，页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