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家族的覆亡
正当刘兴治与皇太极热烈勾结之际，皮岛中却于崇祯四年（朝鲜仁祖九年；后金天聪五年）三月突然发生巨变，刘家在东江权倾一时的势力竟然于一夕之间完全瓦解，惟文献中对兴治的死因仍众说纷纭。[49]现依时间先后顺序排比出各造对于此一事件较重要的叙述。
1.朝鲜人赵庆男在《乱中杂录》中收录该国派在皮岛的伴臣于三月十九日所上之状启曰：
（三）月十六日辰时，兴治衙门近处，大有奔遑之色。闻见，则降鞑八百余名谋叛作乱云云。俄而，衙门后高峰，鞑兵等俱甲胄骑马屯聚者，无虑五百余名，争相追突，乱入岛中人家，屠杀人民，不知其数。兴治将官李登科、吴显（坚？）忠、崔耀祖、李麻屈、刘兴棋（基？）及守备、千总同恶者，其数亦多。至于十七日朝，招入南商五十余名，没数戕杀，夺其货物。问于守馆汉人，则潜言曰：“兴治与降鞑谋叛天朝，将为投奴，将官等不从其计，故纵鞑屠杀，而明日则尽杀岛民。陪臣之至今居留者，将为执持投奴之计”云云。……是夜初更，忽有处处炮声，动天震地，衙门后峰上，汉兵屯聚如蜂，一边燹火于衙门，火箭满空，天地洞照，达夜及朝。汉人杀降鞑及其妻子、儿童，靡有孑遗，兴治兄弟及腹心之人，尽数斩杀，降鞑之死，不知其数。兴治则死于乱兵丁宁，而或云烧死；或云欲为乘船，未及周旋，渰死海中；或云降鞑谓今日我等之死，皆汝之故，打杀云云。大概游击张焘等，率诸奋死之民，设计击杀云云。焘等招臣译官谓曰：“兴治谋叛天朝，杀岛民投奴，引奴兵祸朝鲜，故俺等先发捕斩，幸赖天佑，尽杀八百降鞑，其中三百余名乘船逃走，必下于尔国地方，陪臣急急知委于平安道监兵使，期于必捕。出陆汉人，切勿乘时乱杀”云。因给令箭，许以乘船出送。[50]
这是现存有关此一事件最早的叙述，由于涉及边事，朝鲜因此格外重视皮岛的变故，其派驻在当地的使臣即从速将此第一手消息传回。经查刘兴治先前在杀陈继盛时，属下共有降鞑七百名，但其中披甲者仅五十余名，故他于叛变之后，立即赶造护甲，遂有前引文中所称五百余名骑马披甲的降鞑。而兴治在此变发生之际所统率的八百名精锐降鞑，或即当地方战力最强的单一部队，无怪乎，有人称其“养夷八百，造甲制铳，便四顾无忌，小霸自雄”了！[51]
2.《清太宗实录》在天聪五年三月二十日甲午条下有云：
初，叛贼刘兴祚弟兴治，收集逃亡满人，恃其强力，杀副将陈继新（盛）等。遂据南海皮岛，兼并诸小岛，后数遣使求降。……嗣后兴治变其初心，与岛中众汉人谋，欲尽杀满洲逃人，满人觉之，因纠众攻执兴治、兄兴亮（梁），与岛众相持二日，兴治绐言曰：“今汉人之强壮者已尽，仅余疲羸耳，我等杀牛为盟，当收其所余汉人为奴。”满人信其言，遂刑牛与兴治歃血盟，众满人是夕各酣饮醉寝，兴治与其兄兴亮（梁）等，率岛中余众还攻满人，满人力战，杀兴治及其兄兴亮（梁），率所余男妇三百八十五人，乘船至朝鲜国登岸，于是岛中汉人尽杀兴亮（梁）等之妻孥，……于是尽诛兴祚、兴治、兴亮（梁）、兴沛、兴邦之子及兴贤等，没其妇女为奴，上以兴祚母年老，诸子不孝，非其母之罪，从宽免死，仍加赡养，以终天年。[52]
《清太宗实录》是在康熙二十一年修成的，此应总结了清朝官方当时对于此一事件的论点。
3.《朝鲜仁祖实录》在三月二十一日乙未条记曰：
乙未，椵岛守将刘兴治谋叛，为张焘、沈世魁等所杀。兴治欲投虏，而恐岛众不从，潜与降鞑结为腹心，先杀将校之不与己者，又欲尽除岛众之不从者，焘及世魁等揣知其意，相与密谋，乘夜突入兴治营，仍纵火鼓噪，杀降鞑无遗类，兴治不知去处，或云死于乱兵中矣。[53]
此一叙述的内容大致不出第一则，惟因受官方史书篇幅的限制，已删去了部分细节，但其中有关事变的原委，则采纳了张焘的说词。由于在事变之后，皮岛对朝鲜的公文往来均是由“椵守”张焘和沈世魁领衔，知二人在刘兴治死后即成为岛上的头领。[54]
4.《乱中杂录》在三月十五日条下记宜谕使朴兰英上奏曰：
（皮岛）守备毛有增设计尽杀刘姓，后率降鞑五十名、汉兵四百余骑、汉女一百五十余名，出来宜川地，而多有战伤者。[55]
惟据《承政院日记》，此应系于三月二十二日。毛有增其人不详，而守备的官阶亦不甚高，经查记天启元年至崇祯二年事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并不见其人，知他在毛文龙统领东江期间，尚默默无名。
《乱中杂录》在此则记事之后，还连续录有两则平安监司的状启，具体的日期均待考，其一称对阵双方各着红或黑的服色，[56]知冲突应发生于两不同部队之间。又文中所提及的龙胡，指的是当时奉命来朝鲜处理两国开市事宜的后金大臣龙骨大（又名英俄尔岱）。虽然在皮岛之变发生初期，详细消息一直遭封锁，但邻近的朝鲜官民已感受到山雨飘摇之势，此故，朝鲜国王李倧尝于三月十七日对大臣曰：“近日岛众有相通奴贼之事，故西民恟惧。”[57]认为刘兴治或即将率众投奔后金。
至于第二封状启则称降鞑之中仅五分之一持有军器，并颇多战伤者，[58]知他们当时应是狼狈逃离皮岛，或因这些人熟悉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故朝鲜官员亟欲剿灭他们，以防其投敌酿成大患。但稍后在龙骨大的恐吓之下，朝鲜不得不妥为安置这批夷丁，并任金人迎归沈阳。[59]
5.在关孝廉先生翻译的天聪五年满文《八旗值月档》中，有如下之记载：
三月二十四日，有诸申人十五名自皮岛逃来，英俄尔岱遇之，选遣一人来报信称“汉人欲杀我诸申人，诸申人先觉之，杀明官兵一半，捆拿五哥兄三人。五哥诡称：‘尔等尽杀良善，何必杀恶人，可作俘虏，解往汗处，作奴驱使。尔等若不相信我等，则杀牛饮血为盟’等情。诸申人信其言，盟誓免杀。五哥复下书招汉兵齐集，夜进攻战，诸申人败，被杀，余者实不知何往，守船者逃来”等语。因此消息，遣人持书往谕英俄尔岱云：“汗曰：据闻海岛诸申、汉人互相战杀，著英俄尔岱探明消息，如何相杀，于原岛上以谁为主将，详查诸情，具书速派贤能晓事之人。”[60]
此处所称“捆拿五哥兄三人”，应指的是捆拿三哥兴基、四哥兴梁和五哥兴治共三人。由皇太极命英俄尔岱探明皮岛兵变消息的字里行间，知后金对此一事件并不曾预先知情或介入。否则，当时英俄尔岱所率来朝鲜边境参与开市事宜的从胡数千人应会有所因应。[61]
6.三月三十日，英俄尔岱自朝鲜捎信回沈阳，称此变是“由内地下书杀五哥及我诸申人”，[62]此与第5则或下文中的第10则资料有异的。衡诸刘氏家族在当地的势力，明廷应不太有能力说动当地军民起而杀兴治及其手下精锐之降鞑。否则，明廷亦不至于在陈继盛等官员被杀近一年之后，仍对东江的局势一筹莫展。
7.朝鲜人李肯翊之《燃藜室记述》中有云：
辛未（仁祖九年）三月，兴治劫岛众欲投虏，岛众不从，纵降鞑屠杀，招入南商五十余人，没数戕杀，夺其货物。游击张焘、将官沈世魁等，率奋死之民，先杀降鞑，不知其数，又杀兴治兄弟及腹心之人。招我国译官，急急咨报于平安监司曰：“兴治谋反投虏，引虏兵祸朝鲜，故俺等设计先除之。八百降鞑中，三百余鞑乘船逃走，必下泊于尔国地方，期于必捕。出陆汉人，切勿乘时乱杀。”[63]
当时张焘等明将告知朝鲜驻岛使臣，刘兴治是被设计除掉的，因他不仅“谋反投虏”，且欲“引虏兵祸朝鲜”，希望能说服朝鲜同仇敌忾，严惩逃离岛上的降鞑。
8.四月初一日，一受厚赂的守门人禄世告诉朝鲜出使沈阳的大臣朴兰英曰：
自岛中生变，投来真鞑十四名。去月二十八日入来言：岛中汉人则或出入朝鲜地方和卖资生，真鞑六百余名无路得食，饥馑兹甚，方欲结约投来之际，汉人万余名人知机相战，汉人见败，刘兴治返为投入真鞑之中，方欲乘船出来之际，岛中汉人作倘（船？）来到，厮杀真鞑之际，逃生者十五名云云。而不信其言，方欲囚禁云云。[64]
综合前述各则资料，知当时皮岛之上共有汉人万余名、降鞑六百至八百名。作为一少数族群，降鞑在岛上的社会或经济地位或较为卑下，其与汉人之间虽然拥有共同的敌人，但日积月累的摩擦与矛盾，很可能最后爆发成族群冲突。而在此一不幸事件当中，汉人至少有两千多人被杀，降鞑则约有半数死于乱事，余均外逃。
9.《崇祯长编》中收录登莱总兵黄龙于四月十一日所上的疏报，称：
八角口居民程宵元载客至皮岛贸易。三月十六日，刘五集各客二百余名，责以无粮欺诳，欲俱杀之：将刘兴基捆打三十；杀沈世魁一家，惟世魁得脱；崔耀祖、吴坚忠二人自相争杀而死。次日，刘三山（农按：山应为衍字，下同）、刘四、沈世魁齐入刘五家，候至更深时，杀死刘五。佟驸马（指佟养性）勾引东兵三百名刘（此应为“到”字之误）铁山，拨船接济，亦被刘三山杀散。夫兴治谋为不测，将士不附，兄弟仇杀，实有因势导机之妙用。彼此胜负虽尚未闻，然而兴治死，则兴基无所逃，其党当俱尽矣！[65]
崇祯皇帝命其核实以闻。
此则记事提供了一些其他文献所不曾提及的细节，称刘兴治于三月十六日集合在皮岛上的客商两百余名，斥责他们不提供粮食，而威胁欲尽杀之。如再参照第1则文献中的资料，兴治或于十七日晨杀害了其中配合不力的南商五十余名，并没入其货物。在东江开镇之后，毛文龙等将领因实际需要且为谋私利，促使皮岛成为明朝、朝鲜和后金等地转口或走私贸易的乐园，[66]大量商人麇集该地，如天启五年，姜曰广、王梦尹奉旨视察东江诸岛，他们即曾指出当时从事相关货贸的商人，不下五六百人，半在登州，半在东江。[67]
参照第8则资料中的记载，自陈继盛被杀近一年来，当时岛中很可能因为此变而未能如前获得明朝和朝鲜官方的粮食接济，当地的汉人或因善于与朝鲜民众贸贩，而尚能维持，但降鞑则因此“无路得食，饥馑兹甚”，前述刘兴治斥责并杀害南商之举，或即是替其以降鞑为主的下属争取权益。
至于当时岛上的争斗，或因各将领的态度而分成两个主要的对立群体，此则资料中指称刘兴治捆打其兄弟刘兴基，并杀害沈世魁的家人，世魁仅以身免，而崔耀祖和吴坚忠二人更自相争杀而死，且谓刘兴基、刘兴梁、沈世魁等人于稍后奋起反击，终将兴治杀死。登莱总兵黄龙将兴治之死归因为“谋为不测，将士不附，兄弟仇杀”，但他并未明白指出兴治究竟如何“谋为不测”，由于黄龙迟至四月十一日才上疏报告此变，且他当时仍有“彼此胜负虽尚未闻”之谓，亦不知兴基的存殁与否，可见他并未能确切掌握事件的原委及其发展。
至于黄龙所称后金的驸马佟养性勾结朝鲜兵在铁山接应一说，应属附会卸责之举。后金在刘氏兄弟死后，随即出动大军抢攻皮岛，并要求朝鲜提供战船，遭拒，[68]依据《八旗值月档》中的记载，当时随军的汉官乃以副将石国柱、佟三和高鸿中为首，如佟养性确曾参预其事，则所有汉官均应听其节制，其名亦不至于失载。[69]黄龙很可能情报错误，而将佟养性与佟三相混了！(https://www.daowen.com)
前引文中的崔耀祖和吴坚忠乃兴治部将，兴治起事杀陈继盛时，全借两将为“爪牙腹心”，其中崔耀祖在兵变之后，初获兴治私授游击一职，但在兴治稍后获朝廷空札六纸为其部将填具正式官衔时，却均仅授予较低的都司之衔，[70]两人遂对兴治大为不满。其中崔耀祖先前与兴治的关系应较为密切，想法亦较相近，如周文郁奉命来抚变时，兴治即派崔耀祖的家丁随船服侍并监视，而在天聪四年七月刘兴治兄弟与皇太极订盟时，他也在七名同盟官员中排名第二。至于吴坚忠，原为兴祚属下，天启七年，他奉兴祚之命徒步将金兵欲围锦州的情报先期通知袁崇焕，直至兴祚战死后他始回岛投奔兴治，[71]但坚忠并未在与皇太极的盟约中列名。
由于吴坚忠与刘兴基均曾任职于袁崇焕军中，[72]他们与崇祯元年起任宁前兵备道的孙元化原有密切的从属关系，故两人有可能对崇祯三年五月奉命巡抚登莱和东江的孙元化较能信赖，[73]加上明廷对刘氏兄弟着意安抚，如三年六月将参将兴祚原“管东江前协副将事”之职衔实授兴治；七月，赠兴祚三级，并荫其子大缙锦衣卫指挥佥事世袭；八月，更赐兴祚祭六坛以及造坟、安葬。[74]且在四年欲派人赴皮岛钦赐兴治蟒龙衣、玉带、黄金和免死牌，[75]并于补叙先前罗岭之功时，对兴基“升赏有差”，[76]遂使兴基与兴治两兄弟的立场渐行渐远。
在此变当中，刘兴治、崔耀祖、李登科等人以及刘兴基、吴坚忠、沈世魁等人应分属立场不同的两派。虽然在第1则文献中，朝鲜伴臣称：“兴治将官李登科、吴坚忠、崔耀祖、李麻屈、刘兴基及守备、千总同恶者，其数亦多”，但这些军官应非声气相通、共同作恶，而是彼此相互争斗。
八月二十一日，登莱巡抚孙元化将兴治、刘兴梁、华大、石汉等四颗“逆级”解送到京，并依“解到夷级例”由兵部和兵科会验，二十三日，还奉旨传首九边。[77]虽据黄龙的说法，刘兴梁曾参与杀死兴治之事，但从他与兴治并罪的情形判断，兴梁或在事件之初曾参与降鞑的叛变，此故，在降鞑败离皮岛之后，岛中汉人还尽杀兴梁之妻孥（见第2则资料），至于刘家的另一兄弟兴基，则因曾试图力挽狂澜而未被加罪。
10.四月二十日，满臣曾向朝鲜使臣朴兰英细陈此变曰：
南朝闻有刘兴治与真鞑投入我国之意，自南朝送差檄书于兴治曰“汝兄兴祚从死于节，卒为忠臣，汝亦岂无效报之心耶？岛中投鞑数多，后患可虑，并为生擒绑送，则升汝爵禄，钦差仍领岛中”云云。兴治信其言，与诸将等密议真鞑等处治事，设策约束毕，又言及于厥妻，而厥妻乃曾在沈阳，自上年兴治有向意，于（与）我国通信，然后许以出送者也。其妻曰：“我等金国之恩虽死难忘，而汝何出此不忍之计耶！”反覆相诘之际，兴治亲近使唤儿鞑窃听，漏通于真鞑之中，又，他将官使唤儿鞑亦知机漏通，两言相附，故真鞑等惊慌发愤，乃敢先犯，汉人等头头将官二十余名及以下军兵几尽厮杀，兴治等兄弟亦为绑缚，将杀之际，兴治哀乞曰“我与你等依当初结约同入沈阳”云云，而诸鞑或有以为可者，或有以不可者，论议纷纭未决。兴治又与杀牛决盟，以定众议，然后乘夜潜请邻岛汉兵大张形势，更为接战之时，真鞑突入，只砍杀刘兴治兄弟，即为见逐，退遁艰难，乘船生还者四百余名，下陆于贵国地方。登岩休息之际，又贵国官员二员率其军兵围立放炮，似有接战之状。真鞑等曰：“我等今方投入金国，而今国与贵国通和，岂料到此有战斗之事乎？”其官员等及闻此言乃止不战云云。男丁三百一名，鞑女六十名，儿鞑七名，则自真路已为入来，又百余名，则见贵国发兵围立，惶惧散走，指向水上之故。自此迎护军二百余骑亦为出送，而贵国欲害投来真鞑，何向南朝之意尤重而然也。[78]
此与四月十九日《八旗值月档》中的记载大致相同，[79]只是描述更加详尽。我们可发现满人依旧向朝鲜使臣强调刘兴治与真鞑有投入后金之意。
11.五月初九日，《八旗值月档》纪日：
将爱塔之弟，诸子连族中幼小俱诛之，其主未杀，坐罪缘由记注前月册内。以其母年老，将要死亡，故未诛之。其诸申妻所生之童男留养，至满人妻、家中诸物，给与旗贝勒。[80]
此则资料详细叙述了羁留在沈阳的刘氏家族最后遭处置的情形，他们的出处乃依其为满汉或男女而有所不同。
前列整理出共11则有具体纪日的叙述，下文即分别整合清、明和朝鲜各不同立场的记述，尝试还原事实的真相。
清代官方对此一事变的定调，总结在《明史》（顺治朝初修，乾隆四年刊行，乾隆五十四年勘改修定）中的三十余字：
（崇祯）四年三月，（兴治）复作乱，杖其弟兴基，杀参将沈世魁家众。世魁率其党夜袭杀兴治，乱乃定。[81]
如当时刘兴治确欲投降后金，则此一叙述中或不会用“作乱”一词，而应使用近似同书中所称崇祯六年孔有德及其党“航海降于我大清”的语词。[82]
后金当时对此变的了解，主要得自逃归降鞑的说词。依据天聪五年的《八旗值月档》，岛中的降鞑在逃回后金之后，报称此变的缘由是因他们见到明廷颁给刘兴治的一件诏书，文中要求兴治尽杀岛中夷人，即愿将其拔擢，故他们抢先于三月十六日下手，连续两日，共杀岛上汉人二千余人，十七日，兴治称恶逆汉人已被尽杀，仅余疲羸而已，故劝降鞑止杀，双方遂刑牛歃血为盟。但兴治却暗中联络邻岛汉兵，乘夜增援反扑。虽然兴治与兴梁俱于接战中被杀，但降鞑亦溃败不支，仅余三百多人乘船逃走，经朝鲜返回他们原先所叛离的后金。至于兴基，据朝鲜人的说法，则是死于“陈大鼎亲戚”之手。[83]在此乱中，除了刘氏三兄弟外，尚有十三员小吏被杀，亦即，岛上官吏有相当部分一时俱殁。但在此档中，并不曾提及刘兴治于此变中曾与后金预谋勾结。康熙二十一年定稿的《清太宗实录》，对此变的描述亦大致如此。
至于明廷对于此一事件的了解与态度，则因各种官方文献在鼎革战乱中的大量亡佚，以致我们目前似乎仅能从登莱总兵黄龙的奏疏（第9则资料）中略知一二。然而，黄龙的叙事却甚缺条理，不仅将刘氏兄弟的排行与名字混杂使用，令不熟悉者，如坠十里云雾，且亦不曾说明兴治为何要捆打其兄兴基并杀害内戚沈世魁的家人，他也未指出崔耀祖和吴坚忠相互争杀至死的原因。仅在疏末含混地称“兴治谋为不测，将士不附”，隐约指出岛上的争斗乃因兴治欲投降后金而将士不愿顺从所致，[84]无怪乎，崇祯皇帝要他“核实以闻”。又，该文中亦完全未提及降鞑在此变中所扮演的角色。
曾在陈继盛被杀后奉派至东江安抚刘兴治的副总兵周文郁，对于此一事件的认知则与黄龙有异，他在崇祯末年成书的《边事小纪》中的《刘将军（指兴祚）事实》中有云：
至辛未春，以兴治部将崔耀祖、吴坚忠争杀，两俱败没，兵丁又乘机焚掠，兴治命夷丁剿乱，而遂彼此奋斗不解。兴治大恸曰：“去年朝廷以我兄故，饶我死，今复何辞再倖逃国法。纵朝廷宥我，我能自安乎？”遂赴火自焚死。于是沈世魁等遂并杀刘氏一门，而名为叛。登抚孙初以变报，后以为间。[85]
周氏声称此变乃肇因于崔耀祖和吴坚忠之间的彼此争杀，而在两相败没之后，其兵丁更乘机焚掠，兴治遂命手下的降鞑平乱，终一发不可收拾，导致满、汉人之间的恶斗，兴治因而自焚以赎罪。周氏在此文中指沈世魁等人诬兴治图叛，且谓孙元化本以兵变上报此事，后却改口强调他是用间以铲除刘氏的势力。
周文郁以兴治乃因内部纷争而感愧自焚的说法，恐有为死者讳之嫌。文郁先前奉旨抚变，声称曾成功劝服兴治戴罪立功，以至在其离去时，“兴治搏颡大哭，从人亦莫不坠泪”，然兵部却将此一功绩全归于他人，文郁于是撰《抚变纪事》长文，以五千余字详述过程，一抒内心怨气。[86]此故，当文郁于稍后为兴祚撰《刘将军事实》一文时，他很可能因不顾承认自己对兴治的招抚工作仍以失败告终，且因其与兴祚彼此相契，[87]为维护兴祚以性命换得的家声，而蓄意遮掩了兴治的真正死因。[88]
经查孙氏家族之友人稍后为元化所写的传志中，确见大家均众口一致地称其是用间以促成此变的，如在归庄所撰的《孙中丞传》中，即称当时孙元化曾遣人将朝廷抚恤兴祚之事告知兴治，并责令兴治以光复金州来赎罪，且答应为其请饷，但最后终以“隔海难御”，而改令旧岛将孔有德等部属“间疏其腹心，伺衅图之”。[89]在张世伟所撰写的孙元化墓志铭中，亦称：
辛未春，刘兴治跳踉屠岛，岛旧帅张焘与兴治之内戚沈（指沈世魁）合谋杀之，数年所虑，一朝廓清矣！公（指孙元化）布置行间，力独多。于是遣黄龙以总镇行抚焉，疏列始末上闻，得旨：“岛逆既歼，具见孙元化沈谋远略，差官斋赏，相机料理，知道了。”[90]
此外，孙元化的部属黄龙于崇祯四年四月十一日所上的疏报中有云：“兴治谋为不测，将士不附，兄弟仇杀，实有因势导机之妙用。”其中“因势导机”一语，亦与行间之说相互呼应。
在第10则资料中，提及满臣曾向朝鲜的使臣指出刘兴治于事变之前接到明廷一诏书，其文有云：“汝兄兴祚从死于节，卒为忠臣，汝亦岂无效报之心耶？岛中投鞑数多，后患可虑，并为生擒绑送，则升汝爵禄，钦差仍领岛中。”此与《八旗值月档》中所谓“尔尽杀诸申，来献首级，拨尔为臣”的意旨相近，[91]此或即孙元化所声称其用间的一部分？
刘兴治在杀害陈继盛之后，曾遣使向金国约降，但投奔后金或非其最佳的选择，其主要目的应仅是为己保留最后一条退路。因当时后金尚无能力直接威胁到皮岛的存亡，而作为一位干领明饷、坐拥贸利的东江之主，到底远胜于在先前敌人的统治下苟延存活。崇祯三年十一月，登莱总兵黄龙奉命赴皮岛担任都督，此事明显威胁到兴治作为东江之主的现实地位，然而，黄龙一直因当地局势的不明朗而稽延行程。[92]
前引文件中所提及的“升汝爵禄，钦差仍领岛中”，对一直觊觎岛主之权的刘兴治，应该极具吸引力，而明廷或为取信对方，甚至已发船送出御赐的蟒龙衣、玉带、黄金和免死牌。此举显然颇有深意，如兴治确将降鞑“生擒绑送”，即相当于自废臂膀，将来他恐无足够的本钱再兴风作浪。但权衡利害关系，重隶明朝的体制或仍是刘兴治最好的选择，因即使他自立为东江之主，亦将在无法持续获得粮饷和物资的情形下，难逃被明朝、后金或朝鲜消灭的命运，故他很可能因而选择牺牲追随自己的降鞑。然而，刘兴治的算盘却因事机不密而完全被打乱了（见第2、5、10则资料），降鞑遂抢先袭杀汉人以求自保。
虽然周文郁与孙元化对此变的说法颇异，但两人其实关系密切，如周文郁乃当时首辅周延儒的亲族，而延儒与元化二人有江南乡试同年之谊，且文郁与元化曾于天启间在辽东经略孙承宗幕中共事多年，以至元化在上疏叙杀刘兴治之功时，还将时任宁远海口副总兵的周文郁亦顺便带上一笔，陕西道试御史余应桂还因此严辞批评元化此一“隔海叙功”之举是谄事延儒。[93]亦即，在孙元化的奏疏中，兴治并非自裁而是被他用间所杀的，讽刺的是，周文郁甚至还列名于杀死兴治的有功人员当中！类此的浮夸冒滥之风或弥漫于明末官场。
朝鲜对此变的了解，主要得自于其派驻皮岛和沈阳的使臣。依据朝鲜大臣朴兰英于崇祯四年四月在沈阳的日记，当时后金与朝鲜双方人员曾互探虚实，后金当时甚至不许人与朝鲜使臣相接，亦不许回归之降鞑谈及此事。[94]
综观前述朝鲜公私两方面在当年有关此一事变的记载，均一致认为是由于刘兴治与降鞑欲胁岛众投奔后金所引起的，此一看法即使在朝鲜成为清朝的属国后仍未改变，如在李选所撰的林庆业小传中即谓后金与兴治两相预谋，陆续派人假装投诚至皮岛，以致降鞑在短期内即暴增。[95]但此说的可信度颇令人怀疑，因若属实，当时由英俄尔岱所率来朝鲜开市的数千名从胡应会对此一事件有所因应，然而，第8则资料中已显示后金对皮岛兵变似不曾预先知情或介入。
况且，刘兴治在杀死陈继盛之后，虽不断向皇太极示好，但仍偶向明廷报告其擒杀夷兵的“战绩”，希望能在两国的夹缝中求存，如兴治即曾于崇祯三年九月间报称自己在辽东的青山、凤凰城和通远堡等地与金兵交战，共获得夷级三十四，并擒获活夷一。故若当时确有数以百千计的夷人抵岛，兴治理应会大作文章，借以争取明廷的信任与粮饷，然而，我们却完全未见到此一情形。
虽然刘兴治先前确曾与皇太极缔盟，但综合明清两造的记述，此一事变或是孙元化行间（分化兴治与降鞑的关系）的结果，而非兴治欲胁众投金所致。[96]朝鲜人的误解主要源出于其派驻皮岛的伴臣，而该说法或得自守馆的汉人，或得自张焘和沈世魁等平乱的明将（见第1、7则资料）。又，后金为责难朝鲜，争取利益，亦有意造成此一错误印象，[97]如崇祯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满臣就曾对朝鲜使臣朴兰英表达不满，称：若非朝鲜供粮援助皮岛，兴治早就于先前即已投靠金国了。[98]
朝鲜君臣在国家屡受刘兴治及其部属侵扰的情形之下，对兴治之死多抱持庆幸的态度，如崇祯四年四月初五日，朝鲜国王在与大臣谈及皮岛之变时，即尝曰：“兴治之死，实是我国之幸，兴治不死而东抢，则祸不可测矣！”完平府院君李元翼也回应曰：“兴治之死，非人力所致，实是天佑之幸也。”[99]此一心态也很容易深化或渲染前述所称兴治欲胁众以投虏的错误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