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最大炮战之一的江阴之役（1645）
江阴之变（1645）与较出名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并列为“明末三惨”，许多文史工作者也不断根据以“野史”为主的文献（有些由邑人所撰写者，对城守之事往往逐日记载）记述此一惨案。[7]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内国史院满文档》和《清实录》等原始官方史料中，却无片语只字提及！[8]
顺治元年十一月，豫亲王多铎（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五子）获授定国大将军，统兵南征。他先平河南、陕西等地；二年二月，奉命往取江南；五月十五日，克南京；总共收降南明官兵约三十二万人，并于十月班师抵京，因功加封为和硕德豫亲王。清军仅用了几个月时间就平定江南，南明的高阶文武官员多望风迎降，正规军亦不曾有过激烈抵抗，反倒是民间因不愿剃发易服，屡屡自发起来反抗。
顺治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清朝新任的常州知州宗灏奉多铎令，限江阴官民在三日内依满俗剃发，并以“留发不留头”相威胁，邑人不从，乃于闰六月初一日倡议抗清，由知兵之原任典史阎应元负责城守。一些野史宣称清军在此役中共动员约二十四万人围城，损卒七万五千人，且有多位名王、骑将战死，并指清军在城陷后屠城，三日后封刀，全城仅五十三人幸存。如这些叙述接近真实，江阴之役应是十七世纪全世界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但其名迄今罕见世界军事史界提及！[9]
当时邑人取出前兵备道徐世荫、曾化龙和张调鼎所制造或窖藏的武器，再加上南明败逃水军留下的器甲，共有火药三百瓮、铅丸和铁子千石、火炮百位、鸟铳千杆等。阎应元于是安排众人分两班轮流守城，城墙上派十人守一垛，每百人置红夷炮一座。依照《江阴县志》的记载，明末该城城墙的周长近一千四百丈（一丈为十尺，一尺约合32厘米），而每丈平均有垛一个，知守城者共两万多人，约有百门红夷炮，这些能吊放至垛堞之上的炮应主要是小型的。
七月十七日，清军自松江解到火炮百门，并收民家的食锅铸为铁弹。二十日，贝勒博洛亲自领军，开始以炮分攻各城门，每间隔六尺置炮一门，但城中坚守如故。当时红夷炮的施放多由汉军之章京亲自管理，为避免炮手受到鸟铳或三眼铳的攻击，会用藤牌遮掩清洗炮管和装填弹药的过程。祝纯嘏在《江上孤忠录》中尝详细描述其操作曰：
贝勒舁炮君山下，放炮者用竹栈包泥，而蔽伏其侧。俟炮发，放者即抹去炮中药矣，盛药再炮，连珠不绝。城上欲击放炮者，铁子遇竹篓软泥即止，不能伤。后又移炮近城，放炮者豫掘地穴，塞两耳，燃火即伏穴中，盖恐震破胆死也。[10]
即清军将炮运至北门外君山的制高点，并用竹片编织成盛土的篓子，内置软泥，以有效阻隔敌军火铳所发射的铅子。攻击时，先将炮移至掩体后，次以羊毛制之洗铳帚将前次发射所残留的砂石抹去，以免出弹时损坏铳管内壁，再以装药锹盛取并置入适量火药，接着用撞药杖将其塞紧于铳管尾端，最后放入合口实心炮弹或杀伤人用的碎片。[11]
七月二十九日，清军又以南京和镇江解到的百门火炮攻城，每五六步（一步约合160厘米）置一炮，齐发猛击，一昼夜用去火药一万五千斤（一斤=597克=1.32磅），约发射数千发。但或因该城的墙垣甚坚，城垛倾塌时亦立能修固，故屡攻不下。八月二十日，清军再从水路自南京解到大炮二十四门，这些炮较前更大，每舟只载一门，仍收沿城民家的铁器以铸炮弹，又筑土笼，以避矢石。二十一日，博洛为集中火力，令人将总数达二百余门之炮尽徙至花家坝，专打东北城。由于双方以火炮互轰，“百里内外惟闻炮声，如万雷俱发，两边人马死伤无数”。是日，雨势甚急，遂用牛皮帐护炮装药。午刻，以百余门炮齐放，此一新战术终于奏效，祥符寺后的城墙被击塌，清军即从此处攻入并陷城。
据前所述，清军动用逾两百门炮（或多为红夷火炮）攻城，应是江阴城破的关键，而南京最后解到的二十四门大炮，可能居功更伟。前述文献有称这几门炮的铁弹重十三斤（约合17磅），但亦有作二十斤者。查二十斤重的实心铁球，直径约为14.3厘米，由于当时的铸造精度欠佳，故为避免卡弹，至少也得要内径在15厘米以上之红夷炮才可使用此种炮弹，而此类巨炮或要到清末才较常见于中国。[12]至于十三斤之铁弹，直径约为12.4厘米，此恰可纳入清军当时所拥有最好之“神威大将军”的炮管中，该型炮的内径为13—13.5厘米。[13]又，明人张佳图亦称清军是以“大将军”陷城的，因此当时志在必得的清军很有可能将最具威力的“神威大将军”炮队调至江阴。这批铁心铜体炮乃清朝于崇德八年十二月命投降之汉人工匠在锦州铸成，共三十五门，事后不曾加铸，现存的四门重3600—4000斤，炮长264—305厘米。学界先前常误以明清之际的中国火炮只停留在模仿抄袭欧洲的层次，其实这批炮的抗膛压能力与制造成本均远较同时代其他精致铜炮优越和便宜。[14]
我们从《八旗通志初集》和《钦定八旗通志》中，共可发现清朝有三十九名官员在进攻江阴时殉死或立功，其中满洲正红旗的吴纳哈赖、色勒布、达鲁哈三人中炮阵亡，蒙古镶白旗的沙门在登城时战殁，满洲镶黄旗的塔纳尔岱和顾纳岱，于火炮击塌处先登。至于汉军立功的三十一名官员，则无一战死，中有二十五名因督放红夷炮有功而晋阶。知火炮确实在江阴之役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以汉人为主的炮兵，尤其立功厥伟，而满、蒙八旗则主要担任近接攻坚的任务。
乙酉江阴之变是清朝征服明朝初期所发生的众多惨剧之一，或因地方人士有效抗拒势如破竹的清军长达八十一日，且令其伤亡惨重，以致官方史书长期隐晦其事。相对地，城破后军民遭大量屠杀的创伤，令邑人不断私下书写或流传这段痛史。随着清政权的稳固与汉化，官修的《明史》开始正对江阴事件，乾隆帝更下诏表彰前明忠义，让已习于接受清廷统治和笼络的汉人社会，抛弃华夷之辨的反清情绪，甘将江阴等地殉明之人的事迹收编在君臣之义的大纛下。而有力人士甚至在这过程中尝试操弄运作或伪造史事，冀求自己的先人能获谥或入祠。此故，当张若溎于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奏请应再扩大访查相关事迹时，谕旨即曰：“稽诸文献无征之余，必致真伪混淆，转不足以昭传信，且恐有司询访，不免于吏胥辈藉端滋扰里闾，更非朕轸恤遗忠之本意。”[15]
江阴之变主角阎应元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远逊于在扬州殉明的史可法，事实上，有清之世，除了部分历史工作者或江阴地方人士外，少有人知其名姓与事迹。乾隆帝给予史可法“忠正”之专谥，并誉其为“一代完人”，大幅拉抬了史氏的历史地位。而“慷慨致命，矢死靡他”的阎应元，虽尝获清初遗民侯方域评价曰：(https://www.daowen.com)
乙酉，师南下。时江北四大藩镇，其三解甲降，二藩更随豫王为前导，江南将相握兵者，亦或窜或降，而江阴尉阎应元独固守城八十日，不屈死。[16]
却因“平生无大表见”（主要或因他仅为典史小吏），仅与其他一百二十三人通谥为“忠烈”。清廷未对阎应元大力揄扬的主因之一，恐是因他曾抗运致命，令清军损伤惨重，故不愿加以凸显，避免被汉人引为表率。至于未能积极有效抗清的史可法，[17]反被塑造成忠君之典范，并特意淡化其事迹中涉及夷夏之防的成分。[18]
江阴之役虽然是一段痛史，但在血肉模糊的过程中，却也被推上军事史的世界舞台，而自欧洲传华的红夷大炮即扮演重要角色。此种新式火器历经中国工匠二十多年的技术磨合，亦挟着世界最高品质的声势介入江阴惨剧。
查明朝自万历四十七年萨尔浒之役大败之后，即开始仿铸西洋火炮，除打捞沿海欧洲沉船上的西洋大炮，并直接自澳门引进西洋制大炮和铳师，从而缔造了天启六年的“宁远大捷”。不幸，明朝最精锐的火炮部队却于崇祯四年闰十一月在吴桥叛变，并于六年四月浮海从镇江堡登陆投降后金。此变不仅令满洲人获得大量精良的西洋火器，而且得到由葡籍军事顾问所直接传授的铸炮炼药技术，以及瞄准的知识与仪具，促使明与后金在军事力量上呈现明显消长。
明朝叛军的加入，令清军得以很快建立全世界最大的专业炮兵部队（以汉人为主），更与以满、蒙人为主的八旗步、骑兵密切搭配，在鼎革之际形成一支几乎无坚不摧的劲旅。皇太极还将关外逐城围打的战役，变成其军中满、蒙、汉三族群以及步、骑、炮三兵种熟练彼此协同作战的演习。事实上，崇德年间清军在关外每场战役中所能动员的红夷大炮均超过明军，并已拥有攻城时所需的优势火力，何况，满、蒙步骑兵的冲撞力和战斗力更远非明军所及。顺治元年四月，多尔衮统率满洲、蒙古兵近十万人，以及约四万多人的汉兵，携带约百门西洋火炮，其中包含三十五门世界最高品质之铁心铜体的“神威大将军”，声炮起行，入关争夺大明江山。
虽然红夷大炮动辄几百至数千斤，本难长途搬运或拉至城墙之上，但因欧洲发明的起重滑轮已于明末经由耶稣会士传至中国，再加上江南地区地势平坦，且水路交通四通八达，故笨重的大炮常可通过船只方便地运到战场，[19]甚至移到制高点俯放，[20]遂使得火炮在清朝征服江南的攻城战中发挥极大的攻坚和震摄作用。
明清鼎革时，接战双方所动员的炮数常相当庞大，如顺治二年六月，清军攻克淮安前后，就虏获红夷炮一百二十门。[21]然因火炮的发射速率和准确度欠佳，且每发射数次后，还需暂歇以冷却，[22]故用于野战伤敌的效率尚不太高，但在攻、守城时，如运用得当，威力往往颇大，此因中国传统的城墙结构尚无法因应此种新型武器的轰击。尤其，清军所掌握的红夷大炮，多被用作随军之攻铳，而非分散置于各个城池上的守铳；此故，当清军攻坚时往往在短时间内集中优势火力，遂能不断在各地（如锦州、塔山、杏山、中后所、前屯卫、真定、潞安、太原、潼关、扬州、淮安等）上演破垣陷城的戏码。[23]
在江阴城破之际，清军动员了两百多门炮，其中应多为红夷炮；至于守方，也拥有约百门口径较小的红夷炮。下文即以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War）和英国内战（English Civil War）作为个案，就其规模加以对比。
三十年战争发生于1618—1648年间，原是一场基督新教与天主旧教间的宗教战争，但最后则演变成欧洲各国间的政治角力，其中由神圣罗马帝国的主将蒂利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于1631年在布莱登菲尔德（Breitenfeld）所爆发的会战影响最深远。双方各动员约四万人，先以火炮相互轰击数小时后才接战。古斯塔夫二世的炮兵除装备攻城用及野战用的大炮（发射24磅、12磅、6磅炮弹）外，各军团还配有发射3磅炮弹的轻型铜炮（因炮身变短，故重仅138千克，可随步兵迅速移动）。[24]瑞典军不仅炮数较多，还将定量火药预置于木匣中，故其发射速率可达敌方之三倍。由于蒂利军所携带的二十六门大炮（大多发射24磅炮弹，每门得配置二十匹马）移动不易，故在部队转进时全遭敌军虏获，并被倒转方向，令蒂利的部队在群炮轰击下损失惨重。据估计，此役中蒂利军共阵亡七千人，另有六千人受伤或遭俘虏，瑞典军则仅伤亡二千一百人。在此被西方学界视为近世第一场大战的事件之后，古斯塔夫二世立刻成为新教世界的英雄。[25]
翌年，古斯塔夫进军天主教联盟的大本营巴伐利亚（Bavaria），在吕茨恩（Lützen）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瓦伦斯坦发生会战。此役乃三十年战争的高峰，瑞典军动员约一万八千人，除装备二十门较大的野战炮（发射24磅和12磅炮弹）外，各军团还配有四十门可发射3磅炮弹的轻型炮。敌军则有两万人、各式火炮约六十门（至少包含九门24磅弹炮、六门12磅弹炮、四门6磅弹炮）。古斯塔夫在激战中中弹毙命，惟秘不宣布，瑞典军队继续猛攻，毙伤瓦伦斯坦军队约数千人，虏获其所有火炮，并迫其撤出莱比锡（Leipzig）。瑞典军队亦损失约六千人，虽取得战略性胜利，保证了供应线的畅通，然而被誉为“近代战争之父”的古斯塔夫二世却也陨落于此。[26]
至于英国内战，则是1642—1651年间由议会派（Parliamentarians）与保皇派（Royalists）所掀起的一系列武装冲突及政治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发生在马斯顿荒原（Marston Moor；1644）。议会派与苏格兰的联军在此役共有一万九至两万名步兵、八千七百名骑兵、三十至四十门野战炮，这些炮主要是发射9—12磅铁弹的半蛇铳，[27]长约10—11英尺，内径4.25—4.5英尺，重2300—3600磅，需三名炮手、四名傔伴（matrosses；意指炮手之助手）以及七八头牛操作；此外，还拥有八十八门轻型铜炮（名为frames，管长约3英尺，发射3磅铁弹）。[28]保皇派则配置一万两千名步兵、六千名骑兵以及十六门火炮，其中有少数几门可能比半蛇铳大，炮种相当分散。[29]此一持续仅三小时的战役，保皇派将士伤亡约三分之一，终结了英王查理一世对英格兰北部的控制。
江阴之役所使用的二十四门“神威大将军”的形制略大于前述之半蛇铳，且铁心铜体的特殊设计亦令其抗膛压的能力较佳。虽其内径小于发射24磅炮弹的半鸩铳，但不论是江阴之役的参战或死伤人数，以及所动用的火炮数量或总吨数，均不亚于布莱登菲尔德、吕茨恩或马斯顿荒原等役。这些火炮除清朝入关前利用汉人工匠在辽东铸造者外，绝大多数均是俘获自明军，令清军建置出全世界最强大的专业炮兵部队。综前所述，在现今世界战争史上默默无闻的江阴之役，很有可能名列十七世纪最大的炮战之一。[30]而新崛起的大清帝国，其武备绝对也可跻身世界各主要火药帝国之列。[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