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元年所募铳师队伍之构成
葡人入居澳门后，曾多次应召援明，以抵御来自东南海上或东北边疆的威胁。1564年，广东地方官员为打击海盗而向澳门求援。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以后，企图从葡人手中夺取与中国的贸易权，曾数度攻击澳门，尤其以1622年之战役最激烈，但均告失败。[16]在荷兰人的威胁下，澳门葡人开始建筑城墙和炮台，设总督管理驻军，并建铸炮厂。[17]这一系列举动虽使广东地方官员颇为不安，但因知悉荷兰人的威胁，故不仅做了一些让步，还要求其抵御荷兰人，保护在澳华人与商旅。
明军于萨尔浒之役（1619）大败后，面对东北边疆的严峻形势，以天主教徒徐光启、李之藻等为首的士大夫建议：“西洋大铳可以制奴，乞招香山澳夷，以资战守。”[18]该年李之藻、杨廷筠合议捐资，遣张焘、孙学诗往澳门募兵购炮，天启元年五月和十二月，张、孙两人分别将四门西洋大炮取至北京。三年四月，广东解进英国东印度公司独角兽号沉船上之大铳二十六位，张焘并率领所募的独命峨等葡国铳师二十四人进京，传习炼药、装放之法，但因保守人士的反对，他们最终以“水土不服”的理由被遣还。这批西洋火器的一部分在六年正月的宁远大捷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不久后，参与这次战斗的袁崇焕、满桂、茅元仪、孙元化等均因得罪阉党而遭罢逐。不过，引进西炮的努力并未中止，七年九月，由原两广总督商周祚解送的红夷铜铳二门、铁铳八门运抵北京。在此次置办火炮过程中，皇帝还命两广总督李逢节从澳门征募二十名铳师，但因当时澳门正面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威胁，故拒绝了中国官方的这次招募。
崇祯帝即位之初，黜斥权倾一时的魏忠贤阉党，并重新重用袁崇焕、徐光启、孙承宗、满桂、祖大寿、茅元仪等人。[19]在此一氛围下，明廷自澳门募兵购铳的想法再度兴起。兵部尚书梁廷栋在《神器无敌疏》中有云：
查广东香山嶴商慕义输忠，先年共进大炮三十门，分发蓟门、宣大、山西诸镇。宁远克敌，实为首功。京营止留伍门，臣部蚤虑，万一有警，非此不足御虏，节次移文两广督臣，再行购募。[20]
崇祯元年，皇帝得知澳门从荷兰船上缴获十门火炮，便命李逢节购置这批火炮，并再次命他从澳门招募二十名铳师。葡文文献转述了李逢节向澳门宣示的这份圣旨，称：“因澳门是皇帝的领地，故在此情急之下应该效力，以谢皇恩。”澳门当局经会议后，一致同意满足中国皇帝的要求。[21]
澳门葡人之所以积极配合，有其自身动机。进入十七世纪以后，因为贸易纠纷和修筑防御工事，粤澳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马士加路也任澳门总督后，在修城墙、建炮台等问题上，对中国官方的态度强硬；而澳门葡商在与广州贸易过程中，屡遭地方官员盘剥，抱怨“除了正常缴纳给广州的赋税（这种正常的税收已经被中国人增加很多了）之外，每次广州的交易会又增加很多新的负担，遭受新的苛政”；广东官员也常下令中断生活物资的供应，以使澳门葡人屈从。因此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葡萄牙人在澳门陷入困境，生活窘迫，治安混乱，甚至考虑放弃澳门。崇祯帝的圣旨就是在此背景下传至澳门的，澳葡官员视其为摆脱困境的良机，打算派遣一位率队输铳的统领，并让他兼任使节，与中国官方交涉，为澳门争取权益。[22]
崇祯元年九月，澳门议事会选派代表加斯帕尔·洛佩斯（此人后来并没有随队入京，其生平待考）、公沙·的西劳和陆若汉等前往广东，与总督、海道协商西人、西铳入京事宜，双方就报酬问题顺利达成协议。[23]由于中国官员再三催促，公沙等人返回澳门后，议事会和总督迅速任命赴京人员，由公沙担任入华队伍的统领兼使节。据委黎多（澳门议事会理事官）的《报效始末疏》，此队伍其他成员包括铳师伯多禄、金荅等四名、副铳师结利窝里等两名、通官西满·故未略、通事屋腊所·罗列弟、匠师若盎·的西略等四名、驾铳手门会腊等十五名、傔伴几利梭·黄等三名，共携大铜铳三门、大铁铳七门及鹰嘴铳三十支，陆若汉则以传教士的身份，负责“管束训迪前项员役”。[24]四名铳师中有一人名叫拂朗·亚兰达，在登州阵亡后被追赠守备。[25]这十门大铳即先前澳门葡人从荷兰船上缴获者，至于鹰嘴铳则为个人用火器，当时多以鹰嘴铳、鹰铳或斑鸠铳等称呼大号鸟铳，但往往器同名异。
此队伍当中应还有一位副统领鲁未略，后来在登州阵亡并获追赠为参将，[26]其姓名及职衔在委黎多《报效始末疏》和故未略《大事记》中均漏书，但却见于《守圉全书》。亦即此队伍若不含传教士应为三十二名，其数与韩霖的说法相合。[27]耶稣会士巴笃里尝称，明廷于天启二年遣人招募葡国铳师至京教铳时，澳门曾议派百余人部队援明，并委Laurenzo de Lis Veglio统领。[28]方豪疑此人即鲁未略，因其译音与地位均相似。[29]惟明朝文献中直指此行乃由独命峨率领，[30]与巴笃里的说法不合，疑因募兵所费不赀，且遭朝中保守人士反对，故当时决定仅聘请少数几名铳师，而Laurenzo de Lis Veglio或因此未成行，直至崇祯元年始随公沙来华，并担任副统领。(https://www.daowen.com)
陆若汉在写于1630年5月的一封信中多次提到此队伍中真正的葡人只有七名（含自己），其余则是黑人、印度人或混血儿。[31]疑此七人除陆若汉外，应就是位阶较高的统领、副统领以及四名铳师。
公沙·的西劳出生于葡萄牙，携眷住澳已有二三十年。[32]此次的统领职位本有多人争取，但因陆若汉指出包括两广总督在内的广东官员均倾向由公沙出任，加上他曾担任澳门的判事官（Juiz）和议事官（Vereador），表现杰出，且有多年与中国人交往的经验，曾在广州交易会上主动地与中国官员协商，为澳门谋取利益，故议事会决定由其负此重责。[33]另据公沙·的西劳《西洋大铳来历略说》云：“只因红夷海寇等类，出没海洋，劫掠货物，公沙等携带大铳，御敌保命。”[34]指出公沙参加过抵御荷人的战斗，拥有实战经验。援明队伍出发前，澳门议事会授权公沙，要求“所有前往北京交涉的人绝对服从他的管理”；澳门兵头也给公沙颁发了委任状，授权其“处罚任何有违纪行为的人”。[35]
担任随军神父的陆若汉，于1577年抵达日本，曾长期在幕府中担任“通辞”（Tçuzzu），后因与幕府权贵发生利益冲突，1610年遭放逐至澳门。[36]陆若汉在《贡铳效忠疏》中称“臣汉自本国与先臣利玛窦辈前后航海至墺，已五十余年”。[37]然而，他在澳门其实只有二十年。陆若汉此次随铳师来华，虽年已七十，但因他拥有与中国官员交涉的丰富经验，且曾以两年时间深入内地，结识徐光启和李之藻，故成为最合适的人选。[38]由于西洋火器曾在日本诸藩与欧人接触时扮演重要角色，[39]陆若汉深知当权者渴望借重新式武器的心理，于是满怀憧憬地率队北上助战。当时中国教区署理主教安东尼奥·多罗萨里奥还颁给陆若汉一纸委任状，命他担任此行众人的代牧，拥有与主教一样的权力。[40]但陆若汉在《贡铳效忠疏》中自书头衔为“西洋住墺劝义报效耶稣会掌教”，则易让人误认为他是澳门耶稣会的最高领袖，也暴露其在显赫一时之后不甘于平凡的野心。
此次入华的六位火炮手（包括四名铳师和两名副铳师），由于文献阙如，我们仅知道伯多禄、金荅曾在马尼拉的炮台任职，后应聘至澳门效力。[41]1622年澳门遭受荷人攻击后，曾向马尼拉发出求救信，很快便有一百多名军士在席尔瓦的率领下抵达澳门，金荅或是随此队伍来到澳门的。当时葡、西两国共王，故澳门在遭遇荷、英军事威胁时，除向葡属果阿求援外，亦向西属马尼拉求救。至于拂朗·亚兰达，有学者将其与葡商弗朗西斯科·卡瓦略·阿拉尼亚混为一谈。[42]后者曾于1620—1650年间在澳门经商，并多次向澳门耶稣会捐赠，而亚兰达于1632年在登州战死，显然并非同一人。
队伍中主要负责翻译工作的是通官西满·故未略。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称故未略“先曾报效到京”，知其或尝于天启三年四月随独命峨等铳师抵京。[43]此前有学者谓故未略就是葡籍耶稣会士瞿西满，[44]然瞿西满于1624年始到达澳门，[45]此已在独命峨等人抵京之后！且瞿西满于1624年抵杭州，1629年到福建传教。[46]故未略在《大事记》中自称此次赴京之前，已曾至京，并曾获得皇帝颁发的“通官证书”，[47]其职衔比一般通事略高。查《崇祯长编》在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条下，记徐光启奏遣中书姜云龙同掌教陆若汉、通官徐西满等前往澳门“置办火器及取善炮西洋人赴京应用”，[48]由此推测西满·故未略之汉名应作徐西满。在天启、崇祯两朝多次雇募澳门铳师来华的过程中，徐西满以通事或通官的身份几乎全程参与，具体协助双方进行沟通，对西炮入华应有一定贡献。另外，此队伍中的通事屋腊所·罗列弟，则是在澳门成家的泉州人，也是一名天主教徒。[49]
至于队伍中级别较低的其他人员，文献失载，但可以肯定他们大多来自印度和非洲。由于相貌与肤色的不同，他们进入中国后经常引来众人围观。在非洲和亚洲的葡萄牙人，所有未婚成年男子均自然地是军人，一部分当地人也会被招为雇佣兵，往还于葡属各领地之间。[50]而此次入华队伍中的傔伴、匠师、驾铳手等人，应就是公沙等在葡国各属地招募的助手或仆役。
此外，耶稣会巡按使班安德以及两位中国籍修士，亦跟随队伍至内地巡访。由于耶稣会士对澳门事务多有了解，故澳门议事会希望教会方面积极参与其中，并且赋予队伍中两位耶稣会士相当大的权力。[51]自万历四十四年南京教案爆发以后，耶稣会巡按使一直无法进入中国内地视察教务，班安德则借此次机会在中国内地考察了十多个月。[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