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 语
十七世纪初叶，闽粤之人开始在东南亚接触到欧洲较先进的前装滑膛式火炮，当时西方海船上以铸铜炮最为普遍，锻铁炮已渐落伍，而成本较省的铸铁炮则正风行，故当拥有深厚铜铁铸造传统的中国开始仿制西炮时，就直接跳过了锻造的阶段。万历四十八年，协理京营戎政黄克缵首先延揽十四名福建同安工匠至京铸成二十八门“吕宋大铜炮”，这批炮匠应有人曾在马尼拉受雇于西班牙人的铸炮厂，但或因未能掌握关键性技术和设计，此次努力并未获预期效果。然而，东南沿海铸造西式火炮的风潮已起。天启四年，钦差福浙都督俞咨皋成功仿铸多门红夷铁炮。崇祯年间，闽粤地区所仿制的这类铁炮已可量产。
明朝工匠除单纯模仿西方的铜炮或铁炮外，亦曾尝试从本土的特殊工艺出发，寻求新的突破。有助于强化炮管抗膛压能力的铁心铜体结构，就是其中最突出者。中国现存已知最早的铁心铜体火器，应是嘉靖十二年由兵仗局在北京所制造的佛郎机子铳。至迟天启七年，此一制法更被用于较大型的传统火炮，量产出“铁里安边神炮”和“铁里虎蹲神炮”等武器。差不多同一时间，兵仗局更进一步仿欧洲前膛装填式火炮的设计，铸出大型的“头号铁里铜发熕炮”。此后，相关技术仍持续发展，吴三桂于崇祯十五年在宁远捐资铸成的“定辽大将军”，应就是明代的巅峰之作。此炮在技术上是以欧洲的火炮设计作为基础，再融入中国南方较发达的铸铁工艺，并受到北方已有近百年传统之铁心铜体制法的启发。
然而，讽刺的是，虽然技术已趋近成熟，明廷的财政却濒临破产，无力大量制造此种新型火炮。耶稣会士汤若望即尝于崇祯末年慨叹曰：“彼（农按：指清军）之人壮马泼、箭利弓强，既已胜我（指明军）多矣，且近来火器又足与我相当。……目前火器所贵西洋大统，则敌不但有，而今且广有矣！我虽先得是铳，奈素未多备，且如许要地，竟无备焉！”[167]
相对地，满人虽原无冶铁之传统，但因辽东本多铁矿，且冶炼所需的木炭和煤炭亦不匮乏，遂自天命年间起，在投诚或虏获之汉人及朝鲜匠人的协助下，开始逐步建立炼铁工业。[168]天聪五、六年（崇祯四、五年）间，先铸出“天祐助威大将军”铁炮七门，更于崇德八年（崇祯十六年）在锦州一举铸成三十五门铁心铜体的“神威大将军”，此数接近当时清朝所拥有大小红夷炮之半，[169]且各炮之吨位和质地均远超过先前，令原本就已经所向多捷的清军更如虎添翼。
在顺治元年清人入关之前，有长达二十五年时间明清两阵营均竭尽最大努力引进或制造新型武器，并分别铸出世界级的“定辽大将军”和“神威大将军”。
惟复合金属之炮管并非中国的专利，至迟在十六世纪中叶，印度和欧洲应亦已出现，只不过因其铸铁工业尚未成熟，故发展的方向异于中国。如印度古吉拉特苏丹于1537—1554年间所造之一门炮，即是在锻铁内管外浇铸铜体；1629年沉没之荷兰巴达维亚号上的咪灵炮，则是将铜、铁、铅、锡等金属以锻造和铸造两法混合制成。此外，荷兰也曾于十七世纪前半叶出现两种与复合金属炮相关的专利。[170]
但在欧洲各国，或因锻造的人工成本日益增高，且咪灵炮类之复合金属炮制程繁复，故在经济因素的考量下并未持续发展。而在印度，因技术纯熟的锻铁工匠或仍较易取得，且为因应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频繁征战之需要，故于十七世纪下半叶还陆续制造许多大型的复合炮。至于明清两朝，虽在鼎革之际出现多种制法之复合金属炮（如管壁有熟铁心、生铁体者，亦有生铁心、铸铜体者，更出现三层之复合铁炮），但或因战事倥偬之际恐无暇具体评估其优越性，导致较费工费钱的复合炮未能普及。
康熙十二年，三藩乱起，耶稣会士南怀仁开始奉旨铸炮，他在宫廷中原本从事治历的工作，[171]并无冶铸的相关经验，故他很可能是参酌西书上所载之法，且因大清的物力丰阜，故所铸大多是制法较简便的铜炮。康熙二十年至三十年间，清廷虽曾数度铸造铁心铜炮，但均为便于行军野战的百余斤小炮。清朝在底定三藩和攻克台湾明郑政权之后，因长期处于和平状态，故不再积极制造重型火器，也不发展炮学。[172]
历经一个半世纪的沉寂后，清廷始为应付第一次鸦片战争所掀起的危机而重新大量制炮。南从闽粤，北迄山海关，沿海各省均积极加强军备。为求超越十七世纪的火炮，此拨新炮追求厚重，[173]而明末原已成熟的复合金属制法，因可增加炮管的抗膛压能力，遂再度被启用。惟因中国原本领先的冶铁技术，在入清以后一直停滞不前，甚至不进反退，[174]相对于西方而言，造炮品质往往十分粗糙，炮管内壁通常不够匀称，铸铁品质欠佳，游隙值也较大。中国自制的前装滑膛炮，虽在道光朝后期再掀高潮，然因欧洲强权的火炮技术与时俱进，即使是清军新铸成的“耀威大将军”等复合金属重炮，仍无力面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挑战。红夷火炮也终于在历经两百多年的仿制与改进之后，随着线膛炮的崛起而走入中国历史。
另一方面，钢铁工业的精进亦让复合炮在西方丧失竞争力。十八世纪末叶，英国所制之炮不仅铸铁的品质已大幅提高，[175]且常是先铸成实心铁管，再以机械镟出匀称的内膛，此法不仅精度较高，且成本仅需传统模铸法的十分之一。[176]1856年，美国北军军官托马斯·J.罗德曼更发明一种铸造铁炮之新法，该法采用中空的模芯，并在其中导入冷却水，如此，即可使炮管自内向外渐次凝固，所铸之炮因而可以更大（内径可超过50厘米），且耐用程度更可达到先前的十几倍。[177]
复合金属炮本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华大地上技术最先进的火炮，但吊诡的是，它几乎在此前所有相关专著中缺席。本章尝试整合浩瀚文献中的零散记载，以及笔者过去十余年来对现存大量古炮所进行的实地勘察，努力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勾勒出复合金属炮的“文化传记”。[178]不仅首度重现该炮种在中国三百多年间的演变过程和多样性，而且从技术、效能和成本等角度切入，以理解此特殊制炮法的兴颓变化及其最终遭淘汰的历史因素。或因复合金属炮的品质十分突出，它在明清两朝曾被赋予如“捷胜飞空灭虏安边发熕神炮”“定辽大将军”“神威大将军”“平夷靖寇将军”“振远将军”“耀威大将军”等名称，由于绝大多数古炮并无赐号，这更显示其在时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而炮身上斑驳铭文所浮现的官匠姓名和制造年月，在文献的对照下，亦让古炮在历史长河中的“生命史”更加真实与清晰。
最后，我们或可借用生物学中遗传与育种（genetics and breeding）的概念尝试进一步理解复合炮的起落兴衰：两个可以相互杂交的亚种通过育种的手段有机会产生新物种，若该新物种的生存和繁殖能力均明显提高，具有进化上的适应意义，则谓之杂种优势（true heterosis），先前人类对金鱼、水稻、玉米等所做的品种培育，即是典型案例；但若该新物种只出现某些器官或能力的增大，其生存和繁殖能力并未增进，则被视为假杂种优势，或称作杂种旺势（hybrid luxuriance），无生殖能力的骡（马与驴之混种）即是著名个案。[179]
不同地区复合炮所出现的多样性制造模式，常是不同技术传统中的优质成分相互融通的结果。明末在接触欧洲前装滑膛铸铜炮之设计后，闽粤地区先与当地发达的铸铁工艺结合，成功仿制出红夷铁炮，当这些新型火器因明清间的长期对抗而出现在辽东和京畿后，又陆续与北方原有的铁心铜体技术杂交出新的炮种：“头号铁里铜发熕炮”“定辽大将军”和“神威大将军”等。这些中国的复合金属炮虽曾在战场上发挥相当正面的作用，但因其制程较为烦琐，终只能于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无法形成风潮，并在清前期中国社会长达一百多年的和平状态中遭到遗忘。也就是说，其出现应较近似杂种旺势的现象。至于十七世纪荷兰和印度所制造的复合金属炮，则是结合了锻铁和铸铜两工艺的优质基因，但亦因未能持续保持技术优势及经济效益，而于稍后遭淘汰。
史学中还有一些问题也可用前述生物学的育种观念有效解释：如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圈在中国各地兴起，以华夏族为主体的中原地区，因被燕辽、陕北内蒙古草原、甘青、长江中游、山东等文化区环绕，且具有极强的开放性与凝聚力，遂能博采众长，奠定灿烂悠久的中原文明，此应属真正的杂种优势现象。[180]同样地，禅宗的出现亦是如此：南北朝时，印度僧人菩提达摩来华，提倡“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法门，再经慧能等融入道家庄子等思想，遂发展为中国化的禅宗。亦即，前述遗传与育种的概念，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较容易理解的解释平台，用来思索并比较文明交流史中的许多课题。
【注释】
[1]原刊于陈玨主编《超越文本：物质文化研究新视野》，2011年3月。文中许多技术相关概念，非常感谢台湾清华大学工程学系叶均蔚教授以及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孙淑云教授的提示与说明。
[2]西方古代制造锻铁或熟铁（wrought iron，指含碳量小于0.25%之铁，依其碳含量的高低相当于现在的极软钢、软钢及半软钢）的方法有二：早期的“块炼法”（bloomery）是用木炭在炉中加热铁砂，当温度接近1150℃左右，矿石中的氧化铁会还原成金属铁，产生疏松多孔的块炼铁（bloomery iron），此时，若将块炼铁自炉中移出，加以锻打，即可挤出大部分的杂质，并打进适量的碳，以增加其硬度，但此法的产量不高。十五世纪以后，则出现“间接法”（indirect），先用高炉使温度加高到1150℃之上，令铁砂熔炼成流体状态，产出生铁或称铸铁（cast iron；含碳量约为3%—5%），由于液态的生铁与杂质彼此密度不同，故在倒出冷却时可以较易分离；接着，以另一精炼炉（finery）将生铁再度加热，并运用氧化环境把生铁中的碳转化成二氧化碳，即可产出低碳的熟铁，此法因工序较易，逐渐取代块炼法。西方现存的轰巴铁炮大多采用块炼法，但少数亦出自间接法。中国在西汉中期就已使用炒铁（puddling iron）技术发明了间接法，该法先将生铁熔成流态后，再用木棍持续搅拌，使生铁中所含之碳元素不断氧化，如此，就可得到低碳的熟铁。虽然熟铁的强度及硬度可能不及生铁，但较具韧性和延性，也较容易焊接和锻造。参见Robert D.Smith & Ruth Rhynas Brown，Bombards，Mons Meg and Her Sisters，pp.98-102；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页380—385。
[3]Robert D.Smith & Ruth Rhynas Brown，Bombards，Mons Meg and Her Sisters，pp.7-9.
[4]明人丘濬有云：“自古中国所谓炮者，机石也，用机运石而飞之致远尔。近世以火药实铜铁器中亦谓之炮，又谓之铳。……今炮之制，用铜或铁为具，如筒状，中实以药，而以石子塞其口，旁通一线用火发之。”由于中国古代对“铳”“砲”“炮”“礮”“熕”等字的用法，并无明确区分，笔者在行文中，除引用原始文献外，将尽量只使用“炮”或“铳”两字，且将所讨论的火炮局限在非个人火器（重量大于20磅）。参见丘濬，《大学衍义补》卷122，页11；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5，pt.7：Military Technology；the Gunpowder Epic，p.292.
[5]John Vogt，“Saint Barbara’s Legion：Portuguese Artillery in the Struggle for Morocco，1415-1578.”
[6]此段参见John F.Guilmartin，Jr.，Gunpowder and Galleys：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16th Century，pp.168-171.
[7]Adrian B.Caruana，The History of English Sea Ordnance 1523-1875，vol.1：1523-1715，the Age of Evolution，pp.48-50.
[8]廖大珂，《满剌加的陷落与中葡交涉》。
[9]佛郎机（又名佛朗机、佛狼机、狼机等）原为法兰克人（Franks；曾于五世纪入侵西罗马帝国，占据今法国北部、比利时和德国西部等地，建立中世纪早期西欧最强大的基督教王国）之对音，但又常被狭义地指葡萄牙人。此词波斯人作Farangī或Firingī，阿拉伯人作Al-Faranj，Ifranjī，Firanjī，锡兰人作Parangi，南印度人作P’arangi，暹罗人作Pharang。使用时略带贬意，如印度社会就将佛郎机人（当地乃指葡萄牙人或在印度出生的葡裔）归类为低贱之种姓；此与葡萄牙人称呼伊斯兰教徒为摩尔人（Moors）的情形相近。当时中东和亚洲之人大多用出处来命名berço。印度莫卧儿帝国的第一位皇帝Zahirud-din Muhammad Babur（1483—1530），在叙述奠定其开国基业的Panipat（1526）之役时，声称曾得力于一种被称作firingī的火炮，应就指的是此种后膛装填炮。参见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页1；Henry Yule，Hobson-Jobson：A Glossary of Colloquial Anglo-Indian Words and Phrases，and of Kindred Terms，Etymological，Historical，Geographical and Discursive，pp.352-353，582；Zahirud-din Muhammad Babur，trans.Annette Susannah Beveridge，Babur-nama，pp.369，473-474，670；G.N.Pant，Mughal Weapons in the Bāburnāmā，pp.160-162.
[10]李斌，《关于明朝与佛朗机最初接触的新史料》；周维强，《佛郎机铳与宸濠之叛》。
[11]李东阳等撰，申时行等重修，《大明会典》卷193，页2—3。
[12]参见李辅等修，《全辽志》卷2，页67—69；有马成甫，《火炮の起原とその传流》，页520—581。
[13]第一章。
[14]闽粤地区因使用木炭炼铁，避免因煤中含硫所导致铸铁品质低落的现象，故所铸之炮冠绝全国。参见李弘祺，《中国的第二次铜器时代：为什么中国早期的炮是用铜铸的？》。
[15]第三章。
[16]如见Keith Krause，Arms and the State：Patterns of Military Production and Trade，pp.48-52；Nicola Di Cosmo，“Did Guns Matter？ Firearms and the Qing Formation.”
[17]先前只有少数文章零星提及此法，如Donald B.Wagner，“Chinese Monumental Iron Castings”；第二章。
[18]王兆春，《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卷》，页197—240；刘旭，《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页106—116；成东、钟少异，《中国古代兵器图集》，页240；杨豪，《辽阳发现明代佛郎机铜铳》。
[19]有学者认为此活盖乃传自安南，参见李斌，《永乐朝与安南的火器技术交流》；Laichen Sun，“Chinese-style Firearms in Southeast Asia：Focusing on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20]参见程子颐，《武备要略》卷2，页7—8。
[21]改绘自John F.Guilmartin，Jr.，Gunpowder and Galleys：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16th Century，p.170；Robert D.Smith & Ruth Rhynas Brown，Bombards，Mons Meg and Her Sisters，p.26.
[22]改绘自成东、钟少异，《中国古代兵器图集》，页239。
[23]有马成甫，《火炮の起原とその传流》，页122—141；王兆春，《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卷》，页154—156。
[24]《大明会典》卷193，页2—3。
[25]改绘自成东、钟少异，《中国古代兵器图集》，页231。
[26]参见成东、钟少异，《中国古代兵器图集》，彩版29；成东，《明代后期有铭火炮概述》。
[27]第十章。
[28]“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封号见于《明熹宗实录》卷69，页20。依照体例，“捷胜飞空灭虏安边发熕神炮”受封之事亦应见诸实录，惟因崇祯朝实录均已亡佚，故其事不明。查在崇祯二年的“己巳之役”中，后金攻入关内，三年五月，明军围攻遭后金占领的遵化、永平、滦州和迁安四城，大贝勒阿敏等大败，弃城逃回关外，而在此一明朝称作“遵永大捷”的战役中，红夷炮曾在攻坚时发挥大用，不知前述发熕神炮是否于此时立下大功？参见第十章。
[29]黄一农，《从e考据看避讳学的新机遇：以己卯本〈石头记〉为例》。
[30]有学者认为木马子乃受安南影响，参见李斌，《永乐朝与安南的火器技术交流》；Laichen Sun，“Chinese-style Firearms in Southeast Asia：Focusing on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31]《明熹宗实录》卷69，页5；卷81，页9。
[32]郭美兰选译，《崇德七年奏事档》。
[33]网上新闻所辨识的铭文有误，已参照前文对“捷胜飞空灭虏安边发熕神炮”之研究试改。
[34]钟方，《炮图集》卷2，无页码。感谢北京大学陈昱良协助抄写此书内容。
[35]嘉靖间已出现重约五百斤的“铜发熕”，惟其并非红夷型的火炮。参见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3，页35。
[36]《明熹宗实录》卷81，页9。
[37]参见《明清史料》，癸编，第3本，页206。
[38]孙淑云主编，《中国古代冶金技术专论》，页213—227。
[39]参见Serope Kalpakjian & Steven R.Schmid，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p.256.
[40]当时中国的铜价较贵，如崇祯前期铜每斤约值八分银，而最好的闽铁每斤约值一分二厘，相差六七倍。又，早期铜炮和铸铁炮在膛炸时最大的不同是：铜炮通常会先出现裂纹，再鼓起，最后才裂开；铸铁炮则多在无预警的情形下就膛炸，且会出现碎片伤人的情形。此外，铁制内管也较不易磨损。另一方面，因抗膛压能力增强，故亦有可能铸造较薄（也就是说较轻、较省）之炮。参见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7，页10；卷67，页17。William Rostoker，“Troubles with Cast Iron Cannon”；Adrian B.Caruana，The History of English Sea Ordnance 1523-1875，vol.1：1523-1715，the Age of Evolution，p.xvii；Donald B.Wagner，“Chinese Monumental Iron Castings.”
[41]刘旭，《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页112。
[42]《崇祯实录》卷9，页288—289；卷12，页367。《明史》卷252，页6514。
[43]李约瑟误读铭文，认为该炮是由一名为“吴捐资”者所铸造。参见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5，pt.7，p.394；刘韫，《明定辽大将军炮：吴三桂固守宁远抗清的物证》。笔者感谢早稻田大学的江场山起先生提示刘文，惟该文所录引的铭文颇多讹误。
[44]《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页360。
[45]此段参见刘凤云，《吴三桂传》，页20—41。
[46]《明清史料》，乙编，第5本，页454。
[47]如同月礼部尚书率同属捐资三百两，尚膳监和司礼监官员各捐三十两和五十两，真定府的将吏士民也被要求“各捐帑箧，以奠封疆”。参见《明清史料》，辛编，第9本，页827、832—833。
[48]感谢刘鸿亮博士提示。
[49]感谢淡江大学历史系何永成教授提供此一摄于2001年之照片。
[50]第十章。
[51]先前相关之记述，参见成东、钟少异，《中国古代兵器图集》，页261；王兆春，《世界火器史》，页282；杨泓等，《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古代兵器分册》，页163；王育成，《火器史话》，页140—141；胡建中，《清代火炮》。
[52]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172，页18—19；卷181，页11。
[53]参见南怀仁，《熙朝定案》。虽疏中或依炮之外壳泛称此为“崇德八年所铸铜红衣炮”，惟因该年所量产的红夷炮似仅“神威大将军”，故将两者相系。
[54]允禄等，《皇朝礼器图式》卷16，页8。
[55]翁同爵，《皇朝兵制考略》卷5，页9、12。
[56]《清世祖实录》卷22，页193；卷24，页207；卷32，页269。
[57]宋权等，《皇清奏议》卷2，页13。
[58]《清世祖实录》卷17，页150；卷26，页225。
[59]《清世祖实录》卷29，页242。
[60]《明清史料》，丁编，第3本，页228—231。
[61]由弹重推估内径时，设游隙为0.25英寸。参见O.F.G.Hogg，Artillery：Its Origin，Heyday and Decline，p.267.
[62]英国内战时所用的大蛇铳（culverin），重4000磅，长335厘米，内径为12.7厘米，长径比约26.4，远小于此炮之38.4；参见O.F.G.Hogg，Artillery：Its Origin，Heyday and Decline，p.272.又，中欧炮种的对译，请参见孙元化，《西法神机》卷下，页22—23；A.R.Hall，Ballistic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167.
[63]如钟方在《炮图集》卷5中有云：“旧炮设若不知用火药分量，先将合炮膛铁子用秤称准。如二斤铁子，必用火药一斤，此旧例‘以一摧二’之说。斯已定之良模，万无一失也。”
[64]孙元化，《西法神机》卷下，页18；汤若望授，焦勗述，《火攻挈要》卷下，页7；O.F.G.Hogg，Artillery：Its Origin，Heyday and Decline，pp.269-272.
[65]此炮的平均外径可由Hogg所提供的公式粗估为约27厘米，由于笔者所见明清复合金属炮的底径与内径比通常大于3.2，得炮口厚度应小于6厘米。参见O.F.G.Hogg，Artillery：Its Origin，Heyday and Decline，p.266.
[66]张廷玉等，《清朝文献通考》卷194，页6588。
[67]托津等纂，《钦定大清会典图》卷69，页18。
[68]钟方，《炮图集》卷2，无页码。
[69]《清圣祖实录》卷147，页618；卷148，页638。
[70]嵇璜等，《清朝通志》卷41，页6986。
[71]《清文宗实录》卷92，页249；《清穆宗实录》卷288，页983。
[72]翁同爵，《皇朝兵制考略》卷5，页1—17。
[73]此节参见刘丽、王雪农，《山海关长城脚下出土的大铁炮》。
[7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页675—677；第3册，页74—76。
[7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页62—71。
[76]《清宣宗实录》卷346，页273；卷347，页280。
[77]周学军，《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建设中的探索精神》。
[78]孙维昌，《上海地区发现的抗英战役大炮》。
[79]感谢宝山区文物保护管理所的林杰先生提供此一资料。
[80]灰口铁为生铁中性能较好的一种，含碳量约3%，含硅约2%，因断面呈深灰色而得名。感谢刘鸿亮博士提供此炮金相分析之结果。
[8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5册，页420—421；茅海建，《1842年吴淞之战新探》。
[82]Arthur Cunynghame，An Aide-de-camp’s Recollections of Service in China，A Residence in Hong Kong，and Visits to Other Islands in the Chinese Seas，pp.72-73.
[83]上海地区从道光二十一年起就积极铸炮，其中四千至六千斤的铁炮至少有二十二门，八千斤的铜炮有八门。参见茅海建，《1842年吴淞之战新探》。(https://www.daowen.com)
[84]英军在炮身设计、铸造工艺、弹药质量、火炮操作、射击精度和射速等技术关键之处均优于清军。参见刘鸿亮，《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火炮的技术比较》。
[85]此段参见William Dallas Bernard，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s of the Nemesis，from 1840 to 1843；and of the Combined Naval and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hina，pp.358-359；Arthur Cunynghame，An Aidee-deecamp’s Recollections of Service in China，A Residence in Hong Kong，and Visits to Other Islands in the Chinese Seas，p.73.
[86]《清宣宗实录》卷345，页251—252；卷364，页562。
[87]唐汉章，《江阴小石湾古炮台发掘》《黄山炮台出土的古炮》。笔者感谢徐华根和唐汉章两位先生热情协助拍摄古炮照片，并提供测量数据。
[88]参见杨仁江，《台湾地区现存古炮之调查研究》，页90、93。感谢李华彦与吴贺博士提供实测资料和照片。又，金相分析可见刘鸿亮、孙淑云，《鸦片战争时期中英铁炮材质的优劣比较研究》。
[89]《清史稿》卷19，页690—691。
[90]季云飞，《鸦片战争后清政府“防务善后”述论》。
[91]《清宣宗实录》卷387，页960。
[92]《清宣宗实录》卷388，页978。
[93]《清宣宗实录》卷392，页1039。
[94]道光二十年六月，因英军骚扰江浙海面，故在上海和崇明两处派员设局，“供支兵糈，并制造军装、火药、炮位”，江苏管理炮局或即是在此时成立。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页414。
[95]大石湾古炮台曾出土两门“振武将军”，全长270—280厘米，口径12—12.5厘米，配弹二百四十两，用药一百二十两。参见唐汉章，《黄山炮台出土的古炮》。
[96]唐汉章，《天堑锁钥江阴黄山炮台》。
[9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48册，页497。
[98]斐大中等修，秦缃叶等纂，《无锡金匮县志》卷15，页62。
[99]《清代起居注册·道光朝》第87册，页50745；《军机处档折件》。
[100]此炮原藏扬州博物馆，经笔者联络后得知现已移交史可法纪念馆。
[101]George Banks，“Chinese Guns.”
[102]参见Ian Heath，Arm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Asia，2：China，p.54.此书称图下之炮乃铁心铜体，长约11.5英尺、内径8英寸、重5965千克，是1860年8月被英军载运返国的两三百门战利品（其中有二十二门乃形制相近的纯铜炮）之一。
[103]金相分析可见刘鸿亮、孙淑云，《鸦片战争时期中英铁炮材质的优劣比较研究》。
[104]笔者曾于2005年应该馆马修·巴克（Matthew Buck）先生的邀请，亲赴当地进行访查。另参见J.P.Kaestlin，Catalogue of the Museum of Artillery in the Rotunda at Woolwich：Part 1 Ordnance，p.33.
[105]《清史稿》卷18—20，页679—726。
[106]此见道光二十八年四月之《兵部为补授总兵事》。
[107]此见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三日之《吏部为奉上谕刘衡调补清苑县知县事》。
[108]《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页778—781、802—803。
[109]《清朝文献通考》卷194，页6588。
[110]胡建中，《清代火炮（续）》。
[111]《左宗棠全集》卷13，书牍，页40。
[112]改编自H.L.Peterson，Round Shot and Rammers，p.26；徐启宪主编，《清宫武备》，页197。其中葡萄弹木质底座之实物，可参见Jens Auer，“Fregatten Mynden：A 17th-century Danish Frigate Found in Northern Germany.”
[113]O.F.G.Hogg，Artillery：Its Origin，Heyday and Decline，pp.265-266.
[114]当时炮弹直径与炮管内径之比约为0.9；参见魏源，《海国图志》卷88，页12。又，霰弹筒乃圆柱形，其外壳多以金属薄片卷制，内置大量的小铁弹丸，空隙则填以锯木屑；至于葡萄弹内之弹丸，通常较霰弹筒内者为大，外则以铁环、帆布或绳网包裹而成，后有一圆柱木块或金属底板，以将弹丸推出炮口后四散杀伤敌人。惟因这两种炮弹沿炮管方向的长度常大于横切面的直径（与炮之内径相近），且空隙不多，故其重量往往超过合口的实心圆球铁弹。
[115]如空心弹内不置物的话，二十六斤重之“炸子”，壳厚不超过3.5厘米；而十八斤重之“火攻炮子”，壳厚不超过2.3厘米。
[116]《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页186。
[117]《清宣宗实录》卷394，页1076。
[118]魏源，《海国图志》卷87，页6。
[119]魏源，《海国图志》卷87，页7。
[120]《清宣宗实录》卷429，页382。
[121]《清文宗实录》卷89，页205。
[122]《清穆宗实录》卷47，页1268；卷77，页582。
[123]此种设计或仿自西方，称为“底窄推弹式”。参见孙元化，《西法神机》卷上，页11。
[124]转引自魏源，《海国图志》卷86，页9。
[125]此两种炮膛底部的设计，参见孙元化，《西法神机》卷上，页10。
[126]依照现藏广西宜州的道光十六年“造药程式”碑所记，广西提督陈阶平要求炼制火药每臼应用硝八斤、磺粉一斤一两、炭粉一斤六两掺合，其重量比约为76.6∶10.2∶13.2，此与目前工业用黑火药所用比例75∶10∶15已相当接近，此药可将鸟枪的射程从120弓（1弓=1.6米）提高至160弓。道光二十三年，陈氏更成功仿制西洋火药，将鸟枪射程再提升至240弓。笔者感谢广西民族大学容志毅教授提供“造药程式”碑之照片；另参见刘鸿亮，《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火炮发射火药的技术研究》。
[127]韦及，《铁模铸炮的首创者：龚振麟》。
[128]此或因制炮的泥模未完全干燥，故在浇上铁液后，易出现水汽，而形成蜂窝状的管壁。参见丁拱辰，《演炮图说辑要》卷3，页11；黄一农，《奎章阁明清军事史重要文献过眼录》。
[129]《清宣宗实录》卷392，页1045。
[130]J.P.Kaestlin，Catalogue of the Museum of Artillery in the Rotunda at Woolwich：Part 1 Ordnance，p.33.
[131]英军当时共将虏获的两三百门炮运回国，其中最大的铁心铜体炮通长351厘米，内径20厘米，重5965千克。参见Ian Heath，Armi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Asia，2：China，p.54.
[132]Alexander Bruce Tulloch，Recollections of Forty Years’Service，p.112.
[133]其文有云：“磨盘炮架须选极坚、极燥之木为之（原注：榆、槐、樟、柳皆可，惟松、杉、枫不可用）……其机巧在一枢心（即图中蘑菇头中心）。两滑车（即辕木所藏铁轮）配合时，务须度取炮身轻重之中心，以辕木上承炮耳处为准则，下布枢心滑车为犄角势，使轻重持平（此最要者，总在炮耳之前后，轻重相匀，不特运用轻捷，而施放时，亦无坐跳之弊）。虽重至万斤，以一人之力，即可旋转轻捷，指挥如意。”转引自魏源，《海国图志》卷87，页12。
[134]Armstrong炮的制法乃先铸出具膛线之内管，次用热胀冷缩原理依次在其上紧箍一至数层套筒，如此即可承受较大的膛压。所用炮弹外部有一层软的薄铅，令该弹之横切面较内径稍大，装填时即可使炮弹紧紧“咬住”膛线，让游隙值趋近于零。此段参见Frank E.Comparato，Age of Great Guns：Cannon Kings and Cannoneers Who Forged the Firepower of Artillery，pp.18-21.
[135]Charles Callwell & John Headlam，History of the Royal Artillery from the Indian Mutiny to the Great War，Volume I（1860-1899），pp.145-150；Robert swinhoe，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 of 1860，pp.84，105；Wally Ruffell，“The Armstrong Gun，Part 2：The RBL Armstrong 12-pr Field Gun.”
[136]Frank E.Comparato，Age of Great Guns：Cannon Kings and Cannoneers Who Forged the Firepower of Artillery，p.208；Austin C.Carpenter，Cannon：The Conservation，Reconstruc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Historic Artillery，pp.125-127.
[137]感谢马修·巴克先生的提示。
[138]赵仁福，《韩国古火器图鉴》，页66—67；이강칠（李康七），《한국의화포（韩国之火炮）》，页186—187。后书所辨识之铭文多处有误。
[139]《清文宗实录》卷73，页953—954。
[140]沈传义修，黄舒昺纂，《祥符县志》卷3，页13。
[141]J.P.Kaestlin，Catalogue of the Museum of Artillery in the Rotunda at Woolwich：Part 1 Ordnance，p.32.
[142]《清文宗实录》卷12，页191；卷74，页960；卷185，页1068—1069；卷242，页753；卷272，页1217。《清穆宗实录》卷49，页1339—1340；卷54，页11—13。
[143]感谢刘鸿亮博士提示。
[144]下文中有关各式火炮之讨论，均请参见R.Balasubramaniam，The Saga of Indian Cannons，pp.168-172，235-250；Iqtidar Alam Khan（ed.），Gunpowder and Firearms：Warfare in Medieval India，pp.96-97，110-111；R.Balasubramaniam & Pranab K.Chattopadhyay，“Zafarbaksh：The Composite Mughal Cannon of Aurangzeb at Fort William in Kolkata”；R.Balasubramaniam，“Fath Raihbar.The Massive Bronze Cannon at Petla Burj of Golconda Fort.”据笔者2009年5月3日与R.Balasubramaniam教授的私人通信，他刚发现Fath Raihbar亦为复合金属炮。
[145]O.F.G.Hogg，Artillery：Its Origin，Heyday and Decline，pp.72，76.
[146]O.F.G.Hogg，Artillery：Its Origin，Heyday and Decline，p.271.
[147]Jean Deloche，“Gunpowder Artillery and Military Architecture in South India（15-18th Century）.”
[148]笔者感谢R.Balasubramaniam教授同意使用其所摄制的图档。
[149]R.Balasubramaniam & Pranab K.Chattopadhyay，“Zafarbaksh：The Composite Mughal Cannon of Aurangzeb at Fort William in Kolkata.”
[150]Iqbal Ghani Khan，“Metallurgy in Medieval India：16th to 18th Centuries.”
[151]此段参见Jeremy N.Green，“The Armament from the Batavia.1.Two Composite Guns”；Ian D.Macleod & Neil A.North，“Conservation of a Composite Cannon Batavia（1629）.”
[152]1630年左右，荷兰东印度公司规定其所属最大之船只上，应装备二十四门铁炮、六门铜炮以及两门mignon炮。参见Jeremy N.Green，“The Armament from the Batavia.1.Two Composite Guns.”
[153]该咪灵炮的颈部和炮耳的壁厚均比大蛇铳或大鸩铳的对应值小许多，此与旋转炮的特征最接近。又，不计药膛的话，咪灵炮的管身约为内径之十倍，而旋转炮则通常是八至十二倍。参见Albert Manucy，Artillery through the Ages：A Short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annon，Emphasizing Types Used in America，pp.32-41；Tomaso Moretti，A Treatise of Artillery，or，Great Ordinance，pp.19，35-37.
[154]改论自Albert Manucy.Artillery through the Ages：A Short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annon，Emphasizing Types Used in America，pp.33-38.
[155]John F.Guilmartin，Jr.，“The Cannon of the Batavia and the Sacramento：Early Modern Cannon Founding Reconsidered.”
[156]John F.Guilmartin，Jr.，Galleons and Galleys，pp.175-176；John F.Guilmartin，Jr.，“The Cannon of the Batavia and the Sacramento：Early Modern Cannon Founding Reconsidered.”
[157]Jan D.Macleod & Neil A.North，“Conservation of a Composite Cannon Batavia（1629）.”
[158]此处装弹的方式乃参据Tomaso Moretti，A Treatise of Artillery，or，Great Ordinance，pp.68-69.
[159]John F.Guilmartin，Jr.，“The Cannon of the Batavia and the Sacramento：Early Modern Cannon Founding Reconsidered.”
[160]Richard Barker，“Bronze Cannon Founders：Comments upon Guilmartin 1974，1982”；J.B.Kist，“The Dutch East Company’s Ships’Armament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An Overview.”
[161]改绘自H.L.Peterson，Round Shot and Rammers，p.28.
[162]O.F.G.Hogg，English Artillery 1326-1716，pp.9-12；J.Barto Arnold，Ⅲ & Robert S.Weddle，The Nautical Archeology of Padre Island：The Spanish Shipwrecks of 1554，pp.244-247.
[163]John F.Guilmartin，Jr.，“The Cannon of the Batavia and the Sacramento：Early Modern Cannon Founding Reconsidered.”
[164]此炮被置于入口处，内径为12.9厘米，炮口厚度6.2厘米，是由Gerrit Coster在阿姆斯特丹铸造，惜无机会详细研究，仅能摘录说明牌上之叙述。又，Coster（或作Koster）乃十七世纪阿姆斯特丹著名的铸钟及铸炮家族，巴西Itaparica岛附近海域曾打捞出一门由Assuerus Koster于1634年所造之炮，英国打捞出的Mary号上也有门炮是Gerard Koster造于1660年。参见Ulysses Pernambucano de Mello，“News：Brazil”；Peter W.J.McBride，“The Mary，Charles II’s Yacht：2.Her History，Importance and Ordnance.”
[165]Sotheby’s Auction Catalog：Important Clocks，Watches，Scientific Instruments and the Arqueonautas Collection of Marine Archaeology，p.184.
[166]所庄吉，《火绳铳》，页191—192。附图改绘自嘉永七年的《入个大熕之图》。
[167]汤若望授，焦勗述，《火攻挈要》卷上，页3—4。
[168]如努尔哈赤即曾于天命八年指派张秉益在铁匠聚集的石城（今辽宁省凤城东北）担任“精炼铁百总”，并任命王之登为“精炼铁参将”，以整合相关的人力与物力。参见佟冬主编，丛佩远著，《中国东北史》卷4，页1026—1038。
[169]第十章。
[170]Jeremy N.Green，“The Armament from the Batavia.1.Two Composite Guns.”
[171]黄一农，《清初钦天监中各民族天文家的权力起伏》。
[172]第十二章。
[173]如道光二十一年在大沽南北各炮台上即有一万斤之炮；二十二年曾于广东铸造重达一万三千斤的铜炮十门；咸丰六年，制成八千至一万斤的“武威制胜大将军”铜炮十门；七年，英军在广东虎门的穿鼻炮台掘出多门重达5000千克、长13英尺的清朝制巨炮；八年，清军从天津至海口共安设一万两千斤的铜炮四门、一万斤的铜炮十门。参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页15；茅海建，《大沽口之战考实》；昆冈等修，刘启端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894，页789；Laurence Oliphant，Narrative of the Earl of El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in the Years 1857，′58，′59，p.45.
[174]如道光十五年在虎门新铸的五十九门大炮（多为六千和八千斤重）中，竟有十门膛炸，经检查炮身后，发现“渣滓过多，膛内高低不平，更多孔眼”，炸碎的铁块上甚至“周身孔眼，形似蜂房，并有空洞，内有贮水四碗者”。又，钦差大臣琦善于道光二十年奏称：“从前所铸之炮甚不精良，现就其断折者观之，其铁质内土且未净，遑问其他。故连放数次后，炮已发热。”参见关天培，《筹海初集》卷3，页36—38、66—87；《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2册，页744—745。
[175]Richard Hayman，Ironmaking：Th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of the Iron Industry，pp.39-45.
[176]清朝要到同治七年才采用整体铸法镟制滑膛炮。参见Melvin H.Jackson & Carel de Beer，Eighteenth Century Gunfounding，pp.50-52，72-74，137-139；曾国藩，《曾文正公奏稿》卷33，页6。
[177]W.Johnson，“T.J.Rodman：Mid-19th Century Gun Barrel Research and Design for the U.S.Army.”
[178]Igor Kopytoff，“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感谢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陈玨教授的提示。
[179]参见Verne E.Grant，“Hybrid.”感谢台湾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曾晴贤教授提示相关观念。
[180]参见陈良佐，《从生态学的交会带（ecotone）、边缘效应（edge effect）试论史前中原核心文明的形成》。感谢台湾清华大学历史所陈良佐教授提示有关杂种优势文化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