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桥兵变：明清鼎革的一条重要导火线[1]
崇祯四年八月，皇太极亲率大军围攻关外的大凌河城；闰十一月，孙元化奉命派孔有德救援，结果该支部队在北直隶的吴桥叛变，稍后降金。叛变的导火线表面上只是一件因夺鸡所引起的军民冲突，但却造成类似“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2]的后果，对明清鼎革产生深远影响。由于这场明末最大兵变缺乏上述角度的专题研究，为厘清其历史意义，笔者尝试对吴桥之乱的前因及经过作一较完整的析究，然后追索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等辽人家族及其部众，如何在此一事件后乘势崛起；并在清朝入主中原的过程中，从关辽裨将跃升权力核心，最后又如何在三藩之乱（1673—1681）后全面退出历史舞台。
自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以“七大恨”为由兴兵抗明以来，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满人就已入主中原，肇建一个由多民族共治且长达二百多年的庞大帝国。先前学界对明清易代原因的探究，基本上是在民族革命、王朝更迭、阶级革命、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及自然灾害等解释模式中展开；[3]然而，除却考量这些复杂且多元的宏观背景因素外，源自军事史角度的基础研究，尤其是对皇太极称帝之前史事的深入探讨，仍有许多尚待努力的空间，当中更以辽人（此一名词在明末即已行用，专指定居关外的汉人）以及东江（泛指以皮岛为中心的辽东半岛近海诸岛屿）海上长城所扮演的角色，最不为人所知。[4]
天启元年，沈阳与辽阳两边外重镇先后被努尔哈赤攻陷，明朝举国震惊，熊廷弼因此被重新起用为辽东经略，他尝疏言：“恢复辽左，须三方布置：广宁用骑步对垒于河上，以形势格之，而缀其全力；海上督舟师，乘虚入南卫，以风声下之，而动其人心，奴必反顾而亟归巢穴，则辽阳可复。”[5]于是新设登莱巡抚，兼管东江等地，希望能部署一道海上防线，以牵制金国后方，并与从广宁至山海关的陆上防线相呼应，且在山海关特设经略（参见书前“明末辽东、山东与东江地区简图”），以节制三方，统一事权。虽然启祯两朝对此“三方布置策”该如何施行并无持续的共识，但相关兵力的配置则不出此一轮廓。
如明廷于天启二年即在鸭绿江口的皮岛设置总兵官，以毛文龙为首任岛帅，希望能对金国发挥“进可攻、退可守”的积极作用。但很不幸地，毛氏却未以国事为己任，不仅偏安一隅，从事贸贩，谋取私利，甚至冒饷侵粮，伪造战功。崇祯二年六月，辽东督师袁崇焕以尚方宝剑斩杀毛文龙，但袁氏亦于十二月金军侵扰京畿时（史称“己巳之役”）下狱，并在翌年弃市，边事自此更加滋扰。[6]而在“后毛文龙时代”崛起的刘兴祚、刘兴治兄弟，则因缘际会掌握了东江地区的主要兵权。(https://www.daowen.com)
崇祯三年四月，留驻皮岛署前协事的都司刘兴治，因愤其兄兴祚战死后未获恩恤，且刘氏一家的忠贞亦受到怀疑，遂起而杀署岛副总兵陈继盛，并与金国热络往还；刘家不仅徘徊周旋于明、金两大政权之间，甚至还曾起意自立基业。六月，兵部尚书梁廷栋因孙元化素为兴治所惮，特破格荐用他为登莱巡抚，[7]除巡抚登州、莱州和东江外，兼恢复金州、复州、海州和盖州之责。十一月，登莱总兵黄龙奉命赴皮岛担任都督，但他却格于当地局势的浑沌一直稽延行程。[8]
四年三月，皮岛诸将领内讧，张焘和沈世魁等起而杀刘兴治，导致刘家在东江权倾一时的势力完全瓦解。当时明廷对东江战略地位的态度大有分歧，兵部尚书梁廷栋主张“用岛”，并声称“撤海之罪，同于弃地”，但他旋即去职。而作为东江诸岛直属长官的登莱巡抚孙元化，以“东岛之兵，豢养十年，实皆无用”，且称“海禁开而鲜人得为奴转输，真文龙之罪也；文龙诛而仍不撤海以收近局，是则崇焕之罪也”，故主张“撤岛”，惟以众说纷纭，终无成议。[9]
六月，皇太极以皮岛新遭变乱，或可乘机袭占，乃调派数千步骑进攻，新出镇皮岛的黄龙遂命赞画副总兵张焘出战。张焘督大小兵船百余艘迎战，并令公沙·的西劳等十三名来自澳门的随军炮手发西洋大炮，协助缔造了被辽东巡抚丘禾嘉形容为“海外从来一大捷”的“麻线馆之役”，暂时阻止金国对东江诸岛的觊觎。[10]
同月，新任兵部尚书的熊明遇，因担心防御战线过长，遂命在大凌河城的孤军撤还，但总兵祖大寿以城方新筑而不忍弃。八月，皇太极以精锐数万围攻大凌河。十月，祖大寿降，旋被金人放归。由于东江一再发生变乱，且罕有牵制敌兵之能，孙元化因此下令撤回岛众。十月，张焘率舟师一千三百人撤离皮岛，但黄龙则借口迟留不去，沈世魁亦不愿归，孙元化于是命黄龙率兵登岸牵制金军，但他却仅虚张声势，并未发兵。
十一月初四日，黄龙因隐没兵士赏银，且克扣月饷，致引起哗变。叛兵把黄龙拘于私第，拷打至重伤，甚至风传其耳鼻俱被割去，孙元化初欲以毛文龙的养子毛承禄权摄岛事，继改委沈世魁；后又疑世魁参与变乱，态度犹豫不决。熊明遇于是建议取消东江总兵之设，改由一副总兵负责岛事，黄龙则遭革任听勘，另委派监军王徵往查致变的情由，并执拿首乱。然而，王徵或尚未及成行，情势就急转直下，此因朝鲜移檄问罪，岛众担心食粮遭断绝，且尚可喜等将领亦率兵至岛平变，遂于二十八日杀带头倡乱的耿仲裕等十余人，扶黄龙复出视事，仍任登岛总兵，然明军在皮岛的战力已大受伤害。[11]
当明廷甫处理完东江的乱事，却在四年闰十一月爆发影响更深远的“吴桥之变”，令“三方布置策”因而解体，所部署的各支精锐明军亦先后降清，甚至转而协助清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征服大明江山（见后文）。然而，先前对此一兵变的研究既少且不够深入，[12]如在《明史新编》《晚明史》之类的通史或在《中国明代军事史》之类的专史中，均不见片言只字；至于《清代通史》《洪业：清朝开国史》和《剑桥中国明代史》等书中，亦只有极简略的叙述，其内容往往不出雍正十三年定稿的《明史》；惟有在《三藩史略》中有专章论此，但仍有许多疏漏与讹误。[13]为深入探索吴桥之变的历史意义，笔者先前曾专程赴国内外几家图书馆，抄阅时人所撰写的几本较罕见的著述，[14]并努力爬梳中、韩两国相关的档案文献，本章即尝试对此变的前因、过程和影响作一较完整的析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