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 语
罗盘与火药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两项重要发明，促使欧洲海权国家得以发展出坚船利炮，并从十六世纪左右开始将其势力伸入东亚，进行商业交易与殖民扩张。徐光启和李之藻等亲天主教人士为救亡图存且宣扬西学西教，乃积极引进威力强大的红夷炮，并协助自澳门雇请葡籍军事顾问来华传授操炮的技巧。但由于火炮是欧人赖以称霸海陆的利器，而与中国往来较频繁的葡萄牙，又因荷兰与英国觊觎澳门而自顾不暇，故明人从广东沿海（澳门往来东南亚或中南半岛的航线所必经）自行打捞的欧洲沉船火炮，遂成为其获得西洋制大炮的主要途径。
十七世纪初叶打捞自中国海岸的西方沉船大炮，原只是当时欧人海外贸易浪潮下所发生的一些小涟漪，但随着满汉冲突以及晚明民变的持续扩大，操作并仿铸红夷炮，就成了鼎革之际各个政权加强军备的重点项目，而炮学的相关知识与技术，也因缘际会地变成近代东方大陆文明向西方海洋文明学习的第一课。
明朝曾通过与西人西教接触较多的闽粤或天主教人士独占西方的炮学知识，并不断精进相关的铸造技术。从协理京营戎政黄克缵于万历四十七年铸出品质并不甚佳的二十八门“吕宋大铜炮”起，福浙都督俞咨皋在天启四年已能仿造一批大型红夷铁炮，到崇祯前半叶，南方和北方也均有官员有能力量产中小型红夷炮。但由于当时红夷炮装填发射的速度不快，且明军每役所能动员的门数尚不足以构成有效的火网，故在野战中可发挥的功用并不太大，导致其在面对满蒙的重铠铁骑时，只敢凭城坚守。
在天启六年的宁远之役中，守城明军的红夷大炮锋芒毕露，崇祯三年的滦州之役，明军以红夷大炮攻城亦立下大功，这几次败战令皇太极对此种新式火器的威力有了深刻认识，遂积极进行仿铸。经由历次征战所虏获的汉人工匠，加上意外在海边发现的一门西洋制铜炮，金军终于在天聪五、六年成功铸成七门“天祐助威大将军”。而天聪七年孔有德军的投顺，不仅带去几近金国总门数的红夷炮，同时还把教会中人一直引为不传之秘的火炮操作和瞄准技术外泄，令明军不能再以红夷炮作为克敌的独门长技。
鼎革之前，明朝的财政日益窘困，只能靠部分官员的捐资来铸炮，导致崇德年间，清军在关外每场战役中所能动员的红夷大炮均超过明军，并已拥有攻城略地时所需的优势火力。皇太极因此有意无意地将关外逐城围打的战役，变成其军中满蒙汉三民族以及步骑炮三兵种熟练彼此协同作战的演习，演出一场又一场结果几乎已可预知的“瓮中捉鳖”的游戏。
崇德八年八月，皇太极病卒，虽不及见到清军于顺治元年四月开入山海关的军容，但他一手所创立的劲旅，凭借满蒙汉八旗“军政一体”的特殊兵制，则奠定了清朝逐鹿中原、统一中国的基础。当时清军的总兵力达二十万人，规模堪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强权分庭抗礼，其中汉人部队约四万人，[196]拥有质量俱佳的红夷大炮。入关前夕，已占领关外绝大部分土地的清朝，更已能综合明人创获的冶铸技术以及欧人先进的火炮设计，铸出三十五门全世界最高品质之铁心铜体的“神威大将军”，[197]从此掌握在逐鹿中原时“孰与争锋”的火炮部队。
皇太极恰与同一时代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东西辉映。被誉为“近代战争之父”的古斯塔夫，施行义务兵役制，组建训练有素的常备军，统一火炮的形制，提升火炮的设计，建立专门的炮兵部队和后勤系统，并发展炮步骑联合作战的战术，这种种改革大多成为稍后欧洲各国的典范。[198]虽然皇太极在军事史上的创见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层面，相对于古斯塔夫二世而言，绝对不遑多让，但积弱的汉学界却尚未能将其令名搬上世界舞台。[199]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中国历代军事家》，共选收了八十二位在中国军事史上有过重要贡献和成就的历史人物，但皇太极竟然亦未列名其间！
明清鼎革之前延亘二十多年的大规模军事对抗，为两政权造就出一个研发火器的绝佳环境。崇祯时期，明人首先铸出铁心铜体的“捷胜飞空灭虏安边发熕神炮”以及“定辽大将军”，若与先前的铁炮或铜炮相比，此两种新型火器不仅管壁较薄、重量较轻、花费较少，且较耐用。而清国则利用降顺汉人，于稍后以类似技术铸成口径更大且数量更多的“神威大将军”。
在此，我们或许能借用生态学的理论，[200]来解释中土的铸炮技术为何能在当时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两相邻生态体系的交会带（ecotone）往往会出现许多混交的新物种，前提是此两体系必须渗透力相当，且需要一定的时间孕育。如果我们将明朝（以冶铁技术见长）与西洋（以设计并铸造铜炮见长）视作两大对等的生态体系，前述铁心铜体的红夷大炮，就相当于交会带中所孕育出的优势新物种。汉人优越的冶铁和铸造传统，令其自制的红夷大炮得以在一二十年的混交过程中达到当代的技术巅峰。
透过生态学的研究，我们也知道交会带通常是不稳定的，空间的移动能力亦强。新兴的大清政权很快也形成类似明朝与西洋相接的交会带，且在皇太极的强势主导之下，其所铸的“神威大将军”拥有较明炮更优越的基因。虽然明清两朝先后铸出品质甚佳的红夷大炮，但清朝的厚实物力和领导者的认知，令其得以动员包含“神威大将军”在内的约百门红夷炮攻入关内，建立一个长达两百多年的火药帝国（gunpowder empire）。[201]
徐光启等天主教人士原本希冀能利用红夷大炮帮助明朝救亡图存，但历史的发展往往事与愿违，这种新型火器最后却转成为清朝得以吞并大明的利器。
【注释】
[1]原刊于《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2]《徐光启集》，页108；《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6，页13；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赵庆男，《乱中杂录》，续篇，卷1，页38—40。
[3]刘旭，《中国古代火炮史》，页73；杨泓等，《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古代兵器分册》，页156；方裕谨编选，《崇祯十三年辽东战守明档选（下）》；Collection of Korea Army Museum，p.38.
[4]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3，页32。下文中有关当时各种火器的形制，均请参见茅元仪《武备志》卷122—134。
[5]本章中之红夷炮，乃指重型之前装滑膛火炮，此为十六世纪以来欧洲各国所习用。清初每避“胡”“虏”“夷”“狄”等字，故红夷炮常被改作“红衣炮”，或将“夷”字书作“彝”或“
”（“夷”之古字）。雍正十一年和乾隆四十二年，清廷曾两度严旨禁止蓄意改避，认为该做法反倒是“背理犯义，不敬之甚”。经查现存之汉字沈阳旧档，发现清入关前并无此一避忌，在文件中屡可见以“夷”或“虏”称呼周遭其他之少数民族。甚至，明降将马光远在天聪四年上疏皇太极叙述归顺始末时，称己先前曾以“夷情紧急”而将金兵欲突犯蓟门一事上报明廷，亦未忌用“夷”字以称金国。为求行文统一，下文中除非直引文献，不论入关前后均使用“红夷炮”名之。参见李光涛，《明清档案存真选辑三集》，页42—46；第二、八章。
[6]《徐光启集》，页175。
[7]第七章。
[8]第二章。
[9]因本文主要讨论清前朝之历史，故优先采用清朝年号。至于内文中所涉及之一般性史事，均请参见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
[10]《明熹宗实录》卷79，页19；第七章；王兆春，《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卷》，页242—244。
[11]B.S.Hall，Weapons and Warfare in Renaissance Europe，pp.153-154.
[12]《明清档案存真选辑三集》，页39。
[13]《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7，页3—6。
[14]《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7册，页487；第8册，页390—391。沈演，《止止斋集》卷33，页27—33。第七章。
[15]李光涛，《记崇祯四年南海岛大捷》；第六章。
[16]如Frederic E.Wakeman，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Joseph 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5，part 7：Military Technology；the Gunpowder Epic，pp.365-414；孙文良、李治亭、邱莲梅，《明清战争史略》；张小青，《明清之际西洋火炮的输入及其影响》；韦庆远，《清王朝的缔建与红衣大炮的轰鸣》；李映发，《明末对红夷炮的引进与发展》；王戎笙主编，《清代全史》；解立红，《红衣大炮与满洲兴衰》；阎崇年编，《清朝通史·太宗朝》；李鸿彬，《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刘旭，《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先前的研究乃以张小青之文的内容最为丰富，本文则尝试在这些学者的基础上，提供一更全面且深入的研究。
[17]《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8，页3—4；关孝廉编译，《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一）》。
[18]如天启间孙承宗在经营辽东时即曾下令曰：“近各局所造，半属潦草，以至铳炮伤人，今后各镌其官、其匠姓名及日月于上，糜费可五金者斩匠，倍则斩官，失款识者，兵将不得擅领。”见茅元仪，《督师纪略》卷3，页7。
[19]钱载，《萚石斋诗集》卷23，页2。
[20]牟润孙，《明末西洋大炮由明入后金考略》。
[21]钟方，《炮图集》卷5，页1—3。作者乃于道光四年起奉命管理正黄旗炮营，遂对各种火炮的形制和历史进行详细的调查和整理，此书图文并茂，或是现存有关清朝火炮最详尽的一本专书。
[22]张葳等译注，《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二）》，页202。
[23]下文中有关当时各种欧洲火炮之诸元，均请参见O.F.G.Hogg，English Artillery 1326-1716，p.27.
[24]《清史稿》卷117，页3361—3363。
[25]转引自陈佳华、傅克东，《八旗汉军考略》。《八旗通志》亦列举其家之世袭过程，参见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103，页2484。
[26]关孝廉编译，《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二）》。《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3，页24；卷62，页1—2。在阎崇年所编的《清朝通史·太宗朝》中，误以王天相在征北京时带回红夷炮（页172）。
[27]参见《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3，页24；卷47，页9—10；卷62，页1—2。《八旗通志初集》卷103，页2474、2484；郭成康、刘景宪等译注，《盛京刑部原档》，页131。
[28]“季世昌”原在马光远旗下，“金世祥”隶正黄旗，而马光远则于崇德四年六月获授为两黄旗固山额真。
[29]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页511—550。
[30]此法亦见于明季耶稣会士汤若望口授的《火攻挈要》。参见汤若望授、焦勗述，《火攻挈要》卷上，页8—17。
[31]汤若望授，焦勗述，《火攻挈要》卷上，页9、16。
[32]《崇祯长编》中分别提及“副将丁起鸣”及“标将丁启明（被擒）”，两处均指该人是刘之纶的下属（卷30，页21—24）；《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称“生擒明副将丁启明”（卷6，页13）；《清史稿》称“丁启明”（卷229，页9280；卷305，页14331）；《八旗通志初集》则以其名为“丁起明”（卷105，页2542；卷219，页5010）。此同音之“起鸣”“启明”“起明”，应均指的是同一人，本文暂用“启明”之名。
[33]第七章。《明史》卷261，页6766—6768；卷271，页6969；卷277，页7090—7091。《崇祯长编》卷28，页17；卷29，页6—9。
[34]方裕谨，《天启三四年对安邦彦的用兵（上）》。
[35]茅元仪，《督师纪略》卷9，页14—15。
[36]方裕谨，《崇祯十三年畿南备防档》。
[37]《明史》卷261，页6766—6768；卷271，页6969。《清史稿》卷2，页31。
[38]韩霖，《守圉全书》卷1，页94—95；卷3之1，页83—95。《崇祯长编》卷30，页5。
[39]黄一农，《扬教心态与天主教传华史研究——以南明重臣屡被错认为教徒为例》。
[40]如在1616—1628年间登科的进士中，笔者即发现有数十人曾替教会书籍作序，或与传教士往来，或其亲友中有奉教者。而在笔者过眼的近四百篇明清之际天主教书籍的序跋中，更有相当多是由未奉教的士大夫所撰写的。参见黄一农，《明末中西文化之冲突析探——以天主教徒王徵娶妾和殉国为例》。
[41]熊开元，《鱼山剩稿》卷5，页43—44。
[42]此在火炮和历算两种西学的传华过程中均曾发生，参见黄一农《汤若望与清初西历之正统化》；第十二章。
[43]有关茅元仪之事，参见第二章。
[44]此段参见第二章；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2，页85—86。
[45]韩霖，《守圉全书》卷3之1，页85—86。
[46]此段参见《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二）》，页166、187、236。《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二）》，页5。《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6，页13；卷16，页7—8；卷21，页29。《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页13。《八旗通志初集》卷219，页5010。关孝廉等译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页129。
[47]《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8，页2。《清朝文献通考》卷194，页6587。《八旗通志初集》卷105，页2558；卷111，页2761—2766；卷181，页4323—4324。
[48]《清史稿》卷5，页143；卷178，页6324—6343；卷239，页9527。
[49]王钟翰，《〈天聪谕奏〉校注》；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阁大库档案”网站。乔治忠在《清文前编》中亦曾略论及此（页81）。
[50]八旗中的“汉军”之名乃于顺治十七年始起用（详见后文），先前则称作“乌真超哈”，但许多清前期文献的汉译本，则屡在记顺治朝之前的史事时，将“乌真超哈”径改成“汉军”。
[51]《满文老档》，页1311、1370。《清史稿》卷3，页64；卷178，页6324—6343；卷239，页9526—9528。《八旗通志初集》卷15，页273；卷111，页2761—2766；卷181，页4323—4324。《明清档案存真选辑三集》，页45。
[52]此段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卷103，页2484；卷105，页2542、2557；卷181，页4324。
[53]《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二）》，页17。惟此文将“祝世昌”误译成“祖世昌”。
[54]《满文老档》，页1238—1239。
[55]参见《满文老档》，页1196—1197。二十世纪有许多学者极其辛劳地将大量的满文史料汉译，此对无法阅读满文或接触原档的多数研究者而言，可说是功德无量。然因先前编译者的主要专业或多在语文，而非史学，且此一时段的文献浩瀚庞杂，常令人在转译汉人姓名时无从查考，只能勉强音译，遂屡可见类此之鲁鱼亥豕的情形。惟因近年来明清实录等重要史籍正陆续数字化，强大的全文检索功能，将有条件至少令人名的对译出现重大突破。如我们能将已整理或翻译的文献全部数字化，并重新订正或统一各种译名，且依编年体加以编辑排比，相信应有可能将清入关前史事的研究提升至一崭新的层次，而这应也是目前学界在大力推动编纂新清史时所须先努力完成的基础工作之一。
[56]崇祯四年十一月，明军即听闻金朝“自铸大铳二门，比红夷更长五尺”；参见《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12册，页164。
[57]此段参见《清史稿》卷231，页9324；《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9，页16；谢景芳，《八旗汉军的名称及含义沿革考释》。谢氏虽指出《清史稿》之误，然其并未得见《八旗通志初集》上的材料。
[58]《满文老档》，页1226；《清史稿》卷231，页9329。
[59]如努尔哈赤即曾于天命八年指派张秉益在铁匠聚集的石城（今辽宁省凤城东北）担任“精炼铁百总”，并任命王之登为“精炼铁参将”，以整合相关的人力与物力。见丛佩远，《中国东北史》第4卷，页1026—1038。
[60]孙文良、李治亭，《天聪汗崇德帝》，页150—175；李治亭，《论清初满汉贵族地主联盟》。
[61]此段参见《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5—6。又据天命八年四月之《满文老档》，当时命每牛录携二十二门炮，每甲喇携大炮（非红夷炮）两门（页448）。
[62]《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7，页27—29；卷10，页36。
[63]此段参见《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8，页1—2；陈佳华、傅克东，《八旗汉军考略》。
[64]《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9，页22、36；《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二）》，页237、243、245。
[65]《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7，页14。
[66]谢景芳，《八旗汉军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
[67]努尔哈赤初定八旗制度时，每三百丁编一牛录，由牛录额真率领，下设代子两人和章京四人协助管理，惟此处平均每十兵有一章京，比例甚高，这很可能是因汉人当兵之比例远低于满洲的“三丁抽一”所致（见后文）。参见《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二）》，页5；《满文老档》，页36。
[68]Hogg，English Artillery，p.24；A.R.Hall，Ballistic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169.
[69]《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二）》，页16。
[70]《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1，页12—13。
[71]《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页14—15；李燕光、关捷，《满族通史》，页410—412。
[72]曹汛，《有关曹雪芹家世的一件碑刻史料——记辽阳喇嘛园〈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
[73]《满文老档》，页1226—1227。
[74]《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9，页11—12。
[75]杜家骥，《清代八旗领属问题考察》。
[76]《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页166。
[77]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页87—91。
[78]《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页6—8。
[79]《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24，页7—9；《满文老档》，页1226—1227。后者在将官员姓名汉译时颇多讹误，如崔应泰应为崔膺泰、高功绩应为高拱极、王义兵应为王一屏、严庚应指的是李延庚。
[80]《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7，页15。
[81]《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页49。
[82]《清史稿》卷231，页9325、9329。《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2，页16、27；卷13，页2；卷15，页10；卷15，页10、14。
[83]《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页1。
[84]《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页22。
[85]郭成康、刘建新、刘景宪，《清入关前满洲八旗的固山额真》。
[86]《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页30。
[87]有学者误以此为正式建汉军旗之始，如孙文良、李治亭，《天聪汗崇德帝》，页317—318。
[88]此段参见《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页24、33—34、42—43。《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4，页32；卷15，页14。《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页46。Arthur W.Hummel，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pp.797-798.惟《内国史院档》中误石廷柱在七月时已为总兵官，而Hummel的书中亦误以马光远于天聪七年任固山额真。
[89]马光远于天聪六年十一月上疏时即已使用“正蓝旗总兵官”的头衔。参见《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页42—43；《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页46。
[90]《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页49、54—56。
[91]《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页74—75、79—80。
[92]以稍后崇德四年叙松山之役功罪为例，当时由乌真超哈析出的石廷柱和马光远两旗，获特别赏赐者全是因用炮、装药和掘城有功。参见《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页422—423。
[93]谢景芳，《八旗汉军的名称及含义沿革考释》；《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页8。
[94]《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页83；《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47，页9。
[95]《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24，页12—13；卷25，页23。(https://www.daowen.com)
[96]《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6，页35—42。
[97]《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页51；《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7，页30。
[98]此段参见《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47，页9—11；卷61，页7—8。《八旗通志初集》卷34，页617。浦廉一，《汉军（乌真超哈）に就いて》。
[99]关孝廉译，《盛京吏户礼兵四部文》；杜家骥，《清初汉军八旗都统考》。
[100]参见《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页11—13；卷38，页10—11。《清史稿》卷178，页6328；卷229，页9285—9286；卷243，页9601。《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1册，页39。
[101]姚念慈，《略论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的建立》。
[102]谢景芳，《“三王”、续顺公所部“隶旗”考辨》。
[103]阎崇年，《论大凌河之战》。
[104]《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二）》，页232—239。
[105]《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二）》，页242—243；《满文老档》，页1149—1150；《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9，页36—38；关孝廉编译，《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三）》。惟前两年在翻译断句时语意不清。
[106]《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二）》，页245—246。
[107]此段参见《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0，页2、5—6；《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三）》，页17、19。
[108]《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二）》，页248。
[109]此段参见阎崇年，《论大凌河之战》。
[110]《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二）》，页248—249；《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0，页21—25；《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三）》，页16、19；关孝廉编译，《天聪五年八旗值月档（四）》。但关氏将“祝参将”误译成“祖参将”和“朱参将”，且将“灭虏炮”误成“迷路炮”，“佛郎机”误成“傅朗吉”。
[111]《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页7—9。
[112]《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0，页5—6。
[113]第七、十二章。
[114]《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2，页27；卷14，页33；卷15，页10。
[115]《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4，页8—12；卷15，页13。
[116]西洋炮乃为较小型的红夷炮，《炮图集》中记其诸元为：“身长五尺二寸，底围二尺一寸，口径三寸六分。”
[117]《崇祯长编》卷54，页22；卷55，页2—3。
[118]《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页26。
[119]《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页29—31。
[120]《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6，页1—2。
[121]《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页82。
[122]《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4，页1—2。
[123]崇祯四年九月，驻防在皮岛的张焘曾奉命率公沙·的西劳等至旅顺旁之双岛，以从后方牵制金兵，解大凌河城之围，但当时东江总兵官黄龙却不准张焘携带大炮，理由是要“留以进剿”。参见《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12册，页84—89。
[124]《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34，页10、18；《满文老档》，页1728—1729。
[125]罗万甲，《丙子录》。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5，页452；卷26，页526。《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34，页1。
[126]《满文老档》，页1702。
[127]郭成康，《清初牛录的数目》。
[128]由于皇太极在征服朝鲜之后，曾命各外藩蒙古部落于遣还时顺道往征瓦尔喀部，当时征瓦尔喀的蒙古兵总额为三千六百人，此外，另有部分蒙古兵参与皮岛之役，因知初征朝鲜时，参战的蒙古兵总数或在四千至五千人。见《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5，页20—22。
[129]《八旗通志初集》卷17，页297；Fang Chaoying，“A Technique for Estimating the Numerical Strength of the Early Manchu Military Forces.”
[130]《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页320。
[131]此一数字未见于文献，但因尚可喜降金时乃携男子共一千四百零五名，故约略估算于此。见《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17，页36。
[132]《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6，页20—42。
[133]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页17—26；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页106—114。
[134]有关当时清军造船技术之讨论，参见陈文石，《明清政治社会史论》，页311—312；《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4，页4；李光涛，《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页100；赵庆男，《乱中杂录》，续篇，卷4，页64；金光焕辑，《金议政江都丁丑录》，页1—30。
[135]赵庆男：《乱中杂录》，续篇，卷4，页12、19—21；石之珩：《南汉日记》卷4，页153。
[136]朝鲜军中所用的天、地等字铳筒之上，亦铸有两铁环，但其方向则与铳身平行，功能是方便用粗绳将炮身紧绑在炮车之上。参见赵仁福，《韩国古火器图鉴》，页22—23。
[137]赵庆男，《乱中杂录》，续篇，卷4，页20。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5，页479；卷26，页494。
[138]方裕谨，《明军守卫松山等城堡的六件战报》。
[139]有关天字和地字铳筒的形制和操作方式，请参见赵仁福，《韩国古火器图鉴》，页22—27、182—185；《陆军博物馆图录》，页91—93；许善道，《朝鲜时代火药兵器史研究》，页297—302；韩孝纯，《神器秘诀》，页2—3。
[140]《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34，页20；赵庆男，《乱中杂录》，续篇，卷4，页11—26；石之珩，《南汉日记》卷4，页172；李光涛，《记明季朝鲜之“丁卯虏祸”与“丙子虏祸”》；刘家驹，《清朝初朝的中韩关系》，页106—128。
[141]当时清人要求朝鲜派战船五十艘和兵丁一万二千五百名助战，但实际派出的人数应远少于此，一方面因朝鲜有意推托，另一方面，则因该等战船每艘顶多仅可容载三四十人至百人；参见《沈阳状启》，页10—11。
[142]此段参见《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4，页1—2、19—20；《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34，页24；赵庆男，《乱中杂录》，续篇，卷4，页25。下文中有关此役的讨论，如未加注，均请参见刘建心、刘景宪、郭成康，《一六三七年明清皮岛之战》。
[143]凌义渠，《奏牍》卷5，页21。
[144]谈迁对皮岛覆没一事的记述颇多讹误，如其以沈世魁（误作沈冬魁）当时乃携家走石城岛，而不曾殉国，并称白登庸亦于五月降清，此均与清朝或朝鲜文献中所记不合。此外，《明史》中亦误沈志祥为沈志科，并称：“总兵官沈冬魁走石城岛。”参见《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5，页4；卷37，页3。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6，页527。《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34，页47。《明史》卷271，页6968—6969；卷23，页231。《国榷》卷96，页5778、5783。
[145]《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4，页21；卷35，页2。
[146]《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5册，页218—221。
[147]此段参见《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45，页16—31。明人称当时清军共携带四十余门红夷大炮，每门用十二头牛拉曳，所用铁弹各重十余斤，此一炮数或不精确。见方裕谨，《明军守卫松山等城堡的六件战报》。
[148]《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页422—423。
[149]方裕谨，《崇祯十三年辽东战守明档选（续三）》。
[150]方裕谨，《崇祯十三年辽东战守明档选（续二）》。
[151]《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册，页468—469。
[152]郭美兰选译，《崇德七年奏事档》，页1—15。一扎原指张开的拇指尖和中指尖的距离，约合20厘米，一庹则是成人两臂平伸的长度，大概等于八扎，此待考。
[153]有误称清军在松山和锦州共虏获红夷炮数十门者。参见汤若望授，焦勗述，《火攻挈要》卷中，页27。
[154]关孝廉译，《盛京满文清军战报》，页22—74。
[155]刘建新，《论明清之际的松锦之战》。
[156]《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4，页7。
[157]汤若望授，焦勗述，《火攻挈要》卷上，页3—4。
[158]参见《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62，页1—2。据《盛京吏户礼兵四部文》，其中由祖泽润旗所派之李茂是在崇德七年七月升授甲喇章京的（页83）。
[159]《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2，页10。
[160]允禄等，《皇朝礼器图式》卷16，页8。
[161]先前相关之记述，参见成东、钟少异，《中国古代兵器图集》，页261；王兆春，《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卷》，页274—275；刘旭，《中国古代火炮史》，页87；杨泓等，《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古代兵器分册》，页163；王育成，《火器史话》，页140—141；胡建中，《清代火炮》，页49—57。
[162]《八旗通志初集》卷172，页4196；卷181，页4327。
[163]王兆春，《中国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卷》，页200—201。
[164]先前学者因误释铭文为：“崇祯戊辰年兵仗局铸造，捷胜飞空灭虏安边发熕神炮。头号节裹铜发熕炮一位，用药二斤□少分□，打五六榔头不等，木马子一个，二斤重铅子一个，或再添一斤铅子亦可”，故错认此炮除发射一枚铅弹外，在炮口处还放置一枚以铜为壳的爆炸弹。感谢时任长城博物馆的马威澜副馆长在笔者调研时所提供的协助。参见成东、钟少异，《中国古代兵器图集》，彩版29；成东，《明代后期有铭火炮概述》。
[165]O.F.G.Hogg，Artillery：Its Origin，Heyday and Decline，pp.264-269.
[166]此说见于《炮图集》，查清初各炮的药弹重量比亦与此合。参见伊泰等纂修，《大清会典》卷200，页18—19。
[167]嘉靖间，虽已出现重约五百斤的“铜发熕”，惟其并非红夷型的火炮。崇祯间，清军曾在大凌河城、皮岛、松锦和广宁等役中虏获明军发熕炮十余门，此不知是否与长城博物馆藏炮同批或同型？据《炮图集》中的记载，道光朝时汉军还仍拥有一些天启、崇祯年铸造的红夷型发熕炮，入清后，亦曾以铸铁依式制造。参见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3，页35。
[168]李约瑟在其著作中误读铭文，认为该炮是由一名为“吴捐资”者所铸造。参见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vol.5，part 7，p.394；刘韫，《明定辽大将军炮——吴三桂固守宁远抗清的物证》。感谢早稻田大学的江场山起先生提示刘文，惟该文中对此炮诸元的量度以及所录引的铭文均出现一些讹误。
[169]参见Serope Kalpakjian & Steven R.Schmid，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4th ed.，p.256；Donald B.Webster，“Rodman’s Great Guns，”Ordnance，July-August 1962，n.p.感谢台湾清华大学材料系叶均蔚教授的提示与说明。
[170]笔者2004年在大陆访查古炮期间，曾见到一门无铭铁炮，其炮口可清楚见到两层铁，详细情形待考。
[171]汤若望授，焦勗述，《火攻挈要》卷上，页5。
[172]康熙十五年所铸成的两种“神威无敌大将军”铜炮，其内径分别为11.8（10.6）厘米，炮口铜壁厚10.1（8.3）厘米，底径为38.4（35.2）厘米，全长246（243）厘米，炮长与内径之比为20.8（22.9）。亦即，前述内径为13（13.5）厘米、全长为264（305）厘米的“神威大将军”，如用纯铜铸造，依比例推算，其炮口铜壁应厚11.1（10.6）厘米，而底径应为41.2（44.2）厘米。参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94，页6588。
[173]崇祯前期，铜每斤约值八分银，而最好的闽铁每斤约值一分二厘。参见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卷7，页10；卷67，页17。
[174]此据笔者自国内外各图书馆搜得并依编年重新整理之南怀仁《熙朝定案》的百衲本（页码多不连贯），因此本未流传，故不书页码。
[175]黄启臣，《十四—十七世纪中国钢铁生产史》，页31—34。
[176]Adrian B.Caruana，The History of English Sea Ordnance 1523-1875，pp.48-50；Richard W.Stewart，The English Ordnance Office 1585-1625：A Case Study in Bureaucracy，pp.63-79.
[177]金国平、吴志良，《镜海飘渺》，页275—283。
[178]第七、十二章；《崇祯长编》卷30，页14。
[179]汤若望授，焦勗述，《火攻挈要》卷中，页19；《徐光启集》，页280—281。
[180]《崇祯长编》卷31，页24—25、35；卷34，页10。《徐光启集》，页297—302。
[181]《崇祯长编》卷63，页10—11。
[182]此段参见《国榷》卷91，页5518、5530、5538—5539。《崇祯长编》卷35，页36；卷40，页16、27。沈演，《止止斋集》卷62，页10、20—21、34—36；卷64，页4—5。
[183]徐新照，《焦玉〈火攻书〉是元末明初的火器著作吗？》。
[184]焦玉，《火龙神器阵法》，页36—39。
[185]李盘等，《金汤借箸十二筹》卷4，页27—28；何汝宾，《兵录》卷12，页5—6。
[186]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页185。
[187]唐文基，《“三饷”加派——明末反动的财政政策》。
[188]这些炮的外形却无通常红夷炮“前弇后丰”的明显特征。参见任万平主编，《清史图典·太祖太宗朝》，页107；成东、钟少异，《中国古代兵器图集》，页241；成东，《明代后期有铭火炮概述》。
[189]此一数字远超过图表10.2中之统计，当时明朝官员为掩饰自己的无能，往往习于夸大敌军的力量，如宣大总督张福臻即尝奏称清军于崇祯十二年冬造红夷炮六十门，但此并未见于清人文献。参见《国榷》卷97，页5863。
[190]《明清史料》，乙编，第5本，页492—494。
[191]方豪，《明季西书七千部流人中国考》。
[192]茅元仪，《督师纪略》卷2，页15；《徐光启集》，页280—304；第七章。
[193]Alfons V
th，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Missionar in China，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1592-1666，pp.111-113.或见杨丙辰译，《汤若望传》第1册，页163—165。
[194]C.R.Boxer，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s and Illustrations，pp.19-21.
[195]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卷，页10—12；《明史》卷255，页6582—6583。
[196]如法国在1634年参加“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War）的前夕，共有约十万名兵士，至1648年停战并签订Westphalia和约期间，其全国一般维持十五万至十六万之军队，规模在欧洲可能仅次于西班牙（1635年有三十万人）。参见李新达，《入关前的八旗兵数问题》；阿南惟敬，《清初军事史论考》，页343—369；John A.Lynn，“Recalculating French Army Growth during the Grand Siecle，1610-1715”；Jeremy Black，A Military Revolution ？ Military Change and European Society 1550-1800，pp.6-7.
[197]明人常用此一炮名，如崇祯三年由葡籍军事顾问自澳门解送北京的十门西洋制大炮，即获御赐名为“神威大将军”：十一年，卢象升等人亦曾铸造一批“神威大将军”（长约286厘米、内径为10.2厘米）；十六年，明军再铸造了一批同名铁炮，长约266厘米、内径为10厘米、重五千斤，惟这些明炮的威力和品质应均远逊于清朝的同名炮。参见韦镇福等，《中国军事史·第1卷·兵器》，页224—225。
[198]Trevor Nevitt Dupuy，The Military Life of Gustavus Adolphus：Father of Modern War，pp.54-67.
[199]在《哈泼军事史百科全书》中，有关古斯塔夫二世的事迹见于第20页，但涉及皇太极（Abahai）者却只有一句话，称其“在努尔哈赤死后继位，并立即扩编八旗”。参见Dupuy & Dupuy，The Harper Encyclopedia of Military History，pp.1585，1629.
[200]参见陈良佐，《从生态学的交会带（ecotone）、边缘效应（edge effect）试论史前中原核心文明的形成》。
[201]“火药帝国”的概念首见于McNeill的一本小书，但作者并未做深入讨论。参见William H.McNeill，The Age of Gunpowder Empires 1450-1800，pp.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