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从治《围城日录》
徐从治，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吴桥兵变时为山东武德兵备道，崇祯五年正月，接任遭革职的余大成为山东巡抚，四月，于守莱时中弹死。《平叛记》中以“肩字”为其字（页6），应误，因在时人的著述中均称其为徐肩虞，惟方志中有以肩虞为其字，亦有称其字为仲华，肩虞乃其号，经查钱谦益应徐氏后人之请而撰写的墓志铭，后者应较正确。[34]
1993年，成都巴蜀书社出版的《中国野史集成》中收录有钞本《围城日录》，凡十九页，半页十行，行二十五至三十字不等，共万余字。原书乃抄在“驾说轩”之专用笺上，不知是哪位藏书家所有？此本中“玅”字的“玄”旁缺末笔（页2），而“弘”字亦缺末笔（页14）；又，文中可见因避崇祯帝名由检而改用的“繇”字（页18）；再者，此本并未蓄意改避“灭虏炮”和“红夷炮”中的“虏”和“夷”字，并在序首称后金为“奴”。从这些书写特征，可判断此本或根据明末之刊本所抄，抄写时间应在乾隆即位之后，或因属私人收藏保存，而非关公开出版重印，故该抄写之人仅单纯地处理帝名的避讳，对文辞则采取仍从其旧的态度。
此本的前序和正文均未见作者之名，内容起自崇祯五年正月十二日至四月十四日，除少数之日外，几乎每日均有与守莱相关的记述。考三月初六日条下有云：“（夷目马）岱深德余，因与各夷云：‘徐都爷待我甚厚，吾辈当皈依效力。’”知作者应就是被称为“徐都爷”的山东巡抚徐从治。徐氏于四月十六日中弹死，故此本止于他死前两日。由于《围城日录》撰于明末，故文中直谓孔有德为“孔贼”（页7），此与毛霦在《平叛记》中“为尊者讳”的态度不同。
山东省博物馆藏有另一钞本，两卷，钤有汪辉祖等人之收藏印，经比对内文，知其应与驾说轩本出自同源。此本正文凡四十九叶，半叶七行，行十四字。书末有收藏者的跋文曰：
《围城日记》二册，纪明末莱州城守事甚详，与东莱毛荊石先生霦所著《平叛记》，互有详略，体例亦复不同。辛未夏，书友挟此及《殷顽录》六册来售，以二十番易之。至前后所钤章记则大似好事者一手所为，可不必论矣！济南止适斋主人志。
从所钤之印知止适斋主人名为王贡坡。
徐从治在书首的自序末尝称：“余闲借毛生以纪围中日迹，而书此以弁之。”王贡坡在此以墨笔附书：“毛生者，即著《平叛记》之毛荆石也，名霦。”但此说应误，因徐从治殉国之时毛霦尚未出生，这里其实是用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中之材料以作《乐记》的典故，[35]亦知徐从治撰此日录的目的原就是为了公开出版，无怪乎，他在猝死之前早就撰成此序。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崇祯间初刊、康乾间递修补本之《徐忠烈公集》四卷，其卷二收录有《围城日录》，内容较前述两本为全。如崇祯五年二月十八日条下，驾说轩本记曰：
十八日，贼攻西门转急，合抱木垛尽行击碎，守垛者叠门板遮南门闸板，各兵踊跃而出，分为二：一闯南关，一闯西关……[36](https://www.daowen.com)
然在《徐忠烈公集》中则记：
十八日，贼攻西门转急，合抱木垛尽行击碎，守垛者叠门板遮身，不能外窥，致贼得闪藏城身，剜入
阇四尺许，绅衿皆流涕以为必无幸矣。杨总戎于城上穿一小窦，下放火礶烧贼，达曙尽退。自古及今，未有用红夷炮攻城如此酷烈者，则皆孙火东所遗贼也。隧道深入城根，我内亦掘壕沟更深，贴耳听之，斧凿铮铮有声，然不足深虑。本夜，差人同彭参将来，差持余与谢防院谕帖，调川兵登岸入援，而我差被贼□（农按：阻？）回，彭差不知下落，又觅人递按院公书。十九日，贼飞骑四出，有从西北海庙似匿者，有从西南似迎我大兵者，有载子女玉帛似回登城者，纷纷往来。而东北掘隧道犹故，西门台益增而高，尚未攻城，料其矢弹将尽，必向登州续取，然后再攻，而援兵杳无，消耗如望眼几穿何。二十日，天未曙，守南门朱知府令营兵三十名并难民十名直闯南关，贼方酣睡，砍死三贼，取其首级呈验，余俱逃散。午刻，余力主发兵击贼，出不意而攻无备，遂以余官丁孙玉增等一百十五名，共合四百名，启南门闸板，各踊跃而出，分为二股：一股闯南关，一股闯西关……[37]
驾说轩本中很可能抄漏了半叶。
此外，两者较大的不同出现于书末。据此可知驾说轩本止于崇祯五年四月十四日，但在《徐忠烈公集》中则续记曰：
十五日，黎明，闻西南炮三声，奸细罗宗禹即宜枭示，因西营兵有狐鬼之意，故送府禁狱，以潜毙之，而安津营之心。西兵与贼相持十日矣，未敢冲杀前进，似觉持重太过。杨总戎家丁霍云光又射烧西门外草房三十余楹。未刻以后，贼马步、车辆、旗帜从西南回来，俱垂首丧气，似败归之状。十六日，午时，贼在南门迤西放红夷炮攻城，连打不绝，徐抚院在城点兵击贼，左右请少避之，公曰：不可。未时，为贼炮所中，额骨破碎，身倒血膋中，尚指众大呼曰：“我死当作厉鬼杀贼，尔等坚守勿怖。”语毕，气遂绝。即时，谢防院、杨总镇同翟、徐二内监、朱郡守、洪县令等，皆亲为衣殓，从侯生员家得紫桬板治棺。次日，入殓。莱州乡宦贾毓祥续记。[38]
贾毓祥原任左副都御史，当时亦以乡宦的身分参与守城，他把徐从治死前还来不及补记的部分附加在后。经仔细比对两本之后，可发现驾说轩本较多误抄的情形。
上海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亦各藏《徐忠烈公集》一本，[39]笔者未见。此外，浙江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各藏《甲申野史汇钞》一套，分别题为顾炎武和全祖望辑，所收各书互见异同，其中同收有毛霦《平叛记》二卷和徐从治《围城日录》一卷，[40]但或均为后人借名，尤其是顾炎武乃卒于《平叛记》成书之前。
徐从治曾于万历四十五年以南京礼部主客清吏司署司事的身份审理所谓的“南京教案”，此案乃由南京礼部侍郎沈
掀起，对天主教的打击颇大，不仅将中国天主教徒定罪，且将耶稣会士驱逐出境。[41]而在此案之前，佛教与天主教的冲突已启，如祩宏大师即尝著《竹窗三笔》抨击天主教。徐从治之弟昌治亦在崇祯十二年编纂影响深远的《圣朝破邪集》，整理出版明末声讨天主教的文书与论述。昌治，字觐周，曾在莱围时，疏控督师刘宇烈误国，六年，中应天乡试。[42]由于徐从治兄弟与天主教的纠葛颇深，再加上与叛军不共戴天的东江总兵黄龙微时尝获沈
拔举，[43]而守莱的乡绅张忻恰巧是当时回教界的知名人士（见后文）；又，力战殉国的莱州卫指挥李梦果和百户白仲仁亦是色目人（多信奉回教）后裔，[44]这种种背景，颇令人怀疑在莱城的攻防战中有一些宗教的因素存在，前述诸人很可能将此变的罪源归于天主教人士，并因此对曾受教会人士（如巡抚孙元化、监军王徵、副将张焘）领导和训练的叛军更加敌视。[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