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 语
崇祯初年，原被冀望能扮演牵制金国角色的东江一镇，连续发生重大变故：先是，袁崇焕以尚方宝剑斩杀皮岛总兵毛文龙；接着，刘兴治杀署岛副总兵陈继盛，张焘和沈世魁又杀刘兴治；然后，新任总兵黄龙遭耿仲裕等乱兵拘禁拷打，好不容易复出视事，却又发生吴桥兵变。由登莱巡抚掌理的海上防线，经此一连串变乱之后，终于如骨牌般塌垮，进而影响到明朝的覆亡。
就在登莱巡抚孙元化因吴桥兵变而遭弃市的前一年多，袁崇焕亦同样骈首西市。清初史家计六奇指称当时百姓对袁氏怨恨至深，以致“争啖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甚至有自称曾见证此事之人曰：“昔在都中，见磔崇焕时，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205]崇焕虽因被误认作勾引金军入寇而引发诸多怨尤，但前述之描述应纯属过于夸张的传闻，或仅某种程度地反映一般民众的心理。
然而，自明末以来即有许多人主张袁崇焕的弃市与毛文龙之死攸关，清礼亲王昭梿的说法就颇具代表性，称：
袁崇焕之杀毛文龙，其事甚冤，世儒以崇焕后死可怜，故尔掩饰其过，至谓毛文龙果有谋叛诸状，非深知当日之事者也，……使留之以拒大兵，不无少补。崇焕乃不计其大事，冒昧诛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南诸将阴怀二心，反为本朝所用，此明代亡国之大机。[206]
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一事导致孔有德等降清，而此乃明亡的关键。虽然该两史事之间有无因果关系，尚无法获得近代学者的共识，[207]但据前文的研究，孔、耿等人之降清确曾深刻影响明朝的败亡。
作为明代最大一场兵变的吴桥之乱，导火线的最端点表面上虽仅因一件夺鸡小事，但却造成影响深远的“蝴蝶效应”。不仅明军引为长技的西洋火炮以及操作技术转为清朝所有，孔有德等降将且协助清军建立全世界最大的专业炮兵部队之一，并领军弭平南明诸政权的抵抗。无怪乎，康熙朝曾任庶吉士的金以成在序《平叛记》时有云：“壬申之变猝起吴桥，莱州首当其冲，弃疾（农按：指加害）于登州，虽其祻乱一隅，乃明之所以亡也！”[208]认为吴桥兵变是明亡的重要导火线。
附录9.6
汉军旗人在清朝的地位
入清以来，以辽人为主体的汉军旗人和汉姓包衣（又称作包衣汉军或内务府汉军），[209]因共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影响，令其心理意识更贴近满人，风俗习惯也高度满化。然而，汉军从来就只被当作是“在旗的汉人”，如在考选任官的制度上，汉军就与汉人同榜，亦与汉官一体升转，官缺也与汉职一致。汉军往往尴尬地发现自己介于“旗、民”或“满、汉”之间，甚至仍被满洲统治阶级视同奴仆。康熙六年，储方庆在殿试策中，即曾生动描述此一地位，曰：
至于满汉之外，复有汉军一途，其仕之尊显者，亦列于公孤之选，然位虽尊于天家，而名仍隶于私室。方其得位之时，非不赫然贵矣，一遇其主，则俛首帖耳，执役之不暇，举人世可卑可贱之事，恒视为固然，而不敢少有所抵牾。[210]
当乾隆帝为解决八旗制度因“包管”和“恩养”所产生的困境时，更在“首崇满洲”的思维下，强迫驻防各地的大多数汉军“出旗为民”。[211]
【注释】
[1]原刊于《清华学报》（新竹），新42卷第1期，2012年3月。
[2]蝴蝶效应乃美国气象学家Edward Norton Lorenz（1917—2008）于1963年所提出的理论，指出一件表面上看来关系不大的细微小事，却有可能带来巨大改变。他以蝴蝶为喻，指出当一只亚马孙流域的蝴蝶扇动翅膀之后，将有可能掀起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一场风暴。
[3]刘志刚，《时代感与包容度：明清易代的五种解释模式》。
[4]参见第六章；黄一农，《e考据时代的新曹学研究：以曹振彦生平为例》。
[5]《明熹宗实录》卷11，页543。
[6]李光涛，《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
[7]天启元年新设此职，崇祯二年罢，三年复设；参见方汝翼、贾瑚修，周悦让、慕荣榦纂，《增修登州府志》卷12，页5。另，由于当时教会人士积极引进西洋火炮和兵学，并在明末的军事史中拥有一席之地，故在下文中亦先将奉教之人点出，以备后文的讨论。
[8]此段参见第七章。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12册，页128；张世伟，《张异度先生自广斋集》卷12，页24—25。
[10]包括《崇祯长编》《国榷》《满文老档》在内的明清文献均未记此役，而天主教人士的描述则或有浮夸之嫌，如张焘尝称“西洋一士可当胜兵千人”，韩云称“击死奴酋七百余人”，耶稣会士汤若望亦谓“殄敌万余”。参见第四章。
[11]此段参见《崇祯长编》卷52，页30；春秋馆编，《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5，页39—42；《王徵遗著》，页147—149；罗振玉校录，《平南敬亲王尚可喜事实册》，页1；《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12册，页128—130。
[12]如见宋伯胤，《孙元化与吴桥兵变》；宋伯胤，《孔有德底叛明与降清：敬覆郭慕天先生》；李学智，《孔有德、耿仲明降清始末及明史黄龙传考》；神田信夫，《孔有德の后金への来归：“天聪七年档”の检讨を通して》；第七章。
[13]萧一山，《清代通史》，页143—146；《明史》卷248，页6430—6437；杨国桢、陈支平，《明史新编》；毛佩奇、王莉，《中国明代军事史》；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年）》；滕绍箴，《三藩史略》，页97—123；Frederic E.Wakeman，Jr.，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pp.196-200；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7：The Ming Dynasty，1368-1644，pp.617-618.
[14]参见第八章；黄一农，《奎章阁明清军事史重要文献过眼录》。
[15]任世铎等译，《满文老档》，页1151—1155。
[16]此段参见阎崇年，《论大凌河之战》；第十章。
[17]《满文老档》，页1162—1171；《清太宗实录》卷10，页137—143。
[18]此段见《清太宗实录》卷10，页143。
[19]《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12册，页2—5；《清太宗实录》卷10，页143—144；《满文老档》，页1175—1176。
[20]此段参见《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12册，页84—87。
[21]《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12册，页88—89。
[22]《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12册，页134—137。
[23]《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12册，页2—8、25—28、51—52、138—140、194—198。汪辑等，《崇祯长编》卷51，页33；卷52，页3。《清太宗实录》卷10，页141—142。
[24]王廷臣所统领的官兵一千一百三十余名，暨家口、妇女一千二百余名，乃于崇祯五年正月十三日出关，其时登州已遭叛军攻陷，廷臣最后是在十五年二月清兵攻陷松山时被杀。参见《崇祯长编》卷55，页10。
[25]《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12册，页147—148；沈徵佺，《江东志》卷8，页11—12。
[26]张存武、叶泉宏，《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1619—1643）》，页580；《国榷》卷91，页5577。
[27]《明史》卷248，页6431。
[28]《清史稿》卷234，页9395—9396。
[29]孔有德在信中称：“前奉部调西援，钱粮缺乏，兼沿途闭门罢市，日不得食，夜不得宿，忍气吞声，行至吴桥，又因恶官把持，以致众兵奋激起义。”此信原件不知现藏何处，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页144—145。
[30]登州备兵的目的原是为支援辽东战事，因而亟需可以陆战之马，由于“腹里之马低小柔脆，不堪战斗，必用口外夷种，方可应敌”，故通常均会遣人往大同、甘肃一带购马。参见陶朗先，《陶元晖中丞遗集》卷上，页14。
[31]毛霦，《平叛记》，页1。
[32]明遗民文秉亦称夺鸡之事发生在新城，因官兵不满该犯罪之同僚将被正法，遂说服已抵吴桥的前队士兵叛变。惟文秉对此变的记述中有多处失实，如他误称陈有时和毛承禄二人在初叛时即加入（见后文）；且误指叛军“尽灭王象乾家”，当时王家主要人物应仅象复及其子与夔被杀（见后文）。笔者因疑入清后隐居在家乡苏州郊外撰述的文秉，对此变细节的掌握或欠翔实。参见文秉，《烈皇小识》卷2，页38—39。
[33]孔有德和耿仲明在天聪七年（崇祯六年）四月十一日向金国的乞降书中，即称：“前奉部调西援，钱粮缺乏，兼沿途闭门罢市，日不得食，夜不得宿，忍气吞声。行至吴桥，又因恶官把持，以致众兵奋激起义。”参见冯其庸，《两桩历史事实和两件珍贵文献》。
[34]沈徵佺，《江东志》卷8，页12；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11，页3；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11下，页82；王家彦，《王忠端公文集》卷2，页36；马世奇，《澹宁居文集》卷1，页30；张岱，《石匮书后集》卷35，页6；《明清史料》，甲编，第8本，页744。
[35]此见张廷玉等，《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卷35，页10。又，光绪《增修登州府志》中亦有类似叙述（卷13，页11）。
[36]何成，《新城王氏：对明清时期山东科举望族的个案研究》，页33。
[37]参见《明代登科录汇编》，页11898；张世伟，《张异度先生自广斋集》卷11，页9；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66，页5；王兆弘等纂修，《新城王氏世谱》卷4，页29、55—56。
[38]程其玨修，杨震福等纂，《嘉定县志》卷16，页33；梁蒲贵、吴康寿修，朱延射、潘履祥纂，《宝山县志》卷9，页9；沈徵佺，《江东志》卷10，页16。
[39]如户部尚书毕自严为其弟自肃所撰之行状中即尝称：“徵兵络绎，所至纵恣，闾门多昼闭，兵至无所得食，益肆掠。”此行状未见于《四库全书》文渊阁本之毕自严《石隐园藏稿》，惟该书之文津阁本则有。参见杨讷、李晓明编，《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据文津阁四库全书补》，集部，第7册，页7。
[40]马世奇，《澹宁居文集》卷1，页31。
[41]此段参见杨讷、李晓明编，《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第7册，页25；沈徵佺，《江东志》卷8，页12；《崇祯长编》卷11，页21。
[42]参见王兆弘等纂修，《新城王氏世谱》卷1，页7—17；何成，《新城王氏》，页85—86、89。
[43]两家在“象”字辈之后依然颇多互结姻亲之例。参见于瑞桓、何成，《明末清初新城王氏婚姻简论》。
[44]查继佐误以吴桥县令毕自寅在兵变中被杀，其实，自寅于崇祯五年还改调宛平县令。参见倪昌燮等修，施崇礼等纂，《吴桥县志》卷6，页15；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12下，页17。
[45]王兆弘等纂修，《新城王氏世谱》卷1，页3—17。
[46]何成，《明清新城王氏家族兴盛原因述论》，页109—113、119；《崇祯长编》卷35，页1—2；王鸿绪等，《明史稿》卷123，页6。
[47]张世伟，《张异度先生自广斋集》卷12，页15。
[48]此刑应即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释之“聅”（音同撤），其意为：“军法，以矢贯耳也，从耳、从矢。”查楚成王三十九年，子玉奉命练兵，一日之内即曾“鞭七人、贯三人耳”。参见许慎，《说文解字》卷12上，页8；杜预注，林尧叟补注，王道焜、赵如源辑，《左传杜林合注》卷13，页2。
[49]戚继光，《练兵实纪》卷2，页16—17。
[50]文秉在《烈皇小识》中有云：“辽丁贪淫强悍，登人不能堪。适是冬有大凌河之警，孙（元化）令孔有德等率辽丁往援，即于原籍着伍，亦两全之术也。”（卷2，页38—39）
[51]《崇祯长编》卷53，页33—34；《国榷》卷91，页5577。
[52]崔懋修，严濂曾纂，《新城县志》卷11，页18—19；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12下，页21；张世伟，《张异度先生自广斋集》卷11，页10—11。
[53]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66，页4。
[54]靳润成，《明清总督巡抚辖区研究》，页67—72；严有禧纂修，《莱州府志》卷13，页111。
[55]《崇祯长编》卷55，页3。
[56]毛霦，《平叛记》，页2、4；张世伟，《张异度先生自广斋集》卷12，页23。
[57]《崇祯长编》卷55，页1—2；毕自严，《度支奏议》，新饷司，卷34，页67。
[58]春秋馆编，《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25，页39；张世伟，《张异度先生自广斋集》卷12，页22—23；《明档》，第186号卷，第9号，转引自《明清战争史略》，页329。
[59]如兵部尚书杨嗣昌于崇祯十一年尝疏称：“耿仲明者，该抚孙元化之中军也。黄蟒、湖丝，黄龙所执，以为仲明透贩之物，而并以持元化之短长者也。镇（农按：指黄龙）主贩而欲专之，抚（农按：指孙元化）分权而旋噬之。”参见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24，页2。
[60]范景文，《战守全书》卷10，页50；卷12，页29。
[61]范景文称当时城内有“西洋大炮八门”，此或指的是规制较大者。参见毛霦，《平叛记》，页5；范景文，《战守全书》卷12，页29。
[62]毕自严，《度支奏议》，新饷司，卷28，页69。
[63]此段参见第四章。
[64]此段参见张世伟，《张异度先生自广斋集》卷12，页23；毕自严，《度支奏议》，云南司，卷15，页6；《崇祯长编》卷55，页3；《王徵遗著》，页150。
[65]毕自严，《度支奏议》，新饷司，卷28，页70。
[6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8，页46。
[67]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4，页12。
[68]《崇祯长编》卷24，页10。
[69]《崇祯长编》卷29，页17；卷56，页4。
[70]陈仁锡，《无梦园初集》，海集一，页39—40。
[71]孙承宗先前即已提出此说。参见孙承宗，《高阳集》卷19，页5。
[72]毛承斗，《东江疏揭塘报节抄》，页115—117；《明熹宗实录》卷77，页5。
[73]此段参见《崇祯长编》卷55，页3；光绪《嘉定县志》卷32，页10—11；文秉，《烈皇小识》卷2，页38；沈徵佺，《江东志》卷8，页12。
[74]艾容，《微尘暗稿》，书，卷13，页30。
[75]沈徵佺，《江东志》卷8，页10—11；卷10，页16。
[76]陈仁锡，《无梦园初集》，海集一，页39—40；漫集二，页93—94。
[77]周文郁，《边事小纪》卷3，页14；吴骞辑，《东江遗事》，页153—154；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页60、62、90、94、101、127、133；春秋馆编，《朝鲜仁祖大王实录》卷19，页53。
[78]郭之奇，《宛在堂文集》卷11，页5。
[79]《崇祯长编》卷55，页11、13；卷56，页12。
[80]赵弘恩等修，黄之隽等纂，《江南通志》卷130，页8。
[81]《崇祯长编》卷56，页12—19。
[82]柏应理，《徐光启行略》。
[83]沈徵佺，《江东志》卷10，页17。
[84]两书均转引自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论丛》第1辑，页226—227、246。惟方豪误将欧林斯之书名译作“鞑靼人两次征服中国记”。
[85]《明史》卷248，页6432—6433；卷264，页6828—6829。
[86]毛霦，《平叛记》，页19、27。
[87]《王徵遗著》，页150—151。
[88]传说崇祯帝后曾派人量孙元化颈间刎痕，得“深二寸许”；参见张世伟，《张异度先生自广斋集》卷12，页23。
[89]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页78、154—155、169、221、468。
[90]查明朝当时并无“都元帅”之称谓，此一命名或与孔有德等人先前在东江的经验有关，因朝鲜自萨尔浒之役起即设都元帅和副元帅，“受命专征”，以因应金国崛起后边境许多突发之军情。参见春秋馆编，《光海君日记》卷129，页46—48；卷130，页196。
[91]参见毛霦，《平叛记》，页1、5—6；《崇祯长编》卷55，页1—4。
[92]《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81册，页28；《明清史料》，甲编，第8本，页742—744。
[93]《清太宗实录》卷14，页190—191；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175，页4236；卷178，页4287—4288。
[94]崔懋修，严濂曾纂，《新城县志》卷8，页22；卷11，页18。
[95]沈演，《止止斋集》卷33，页27—32。
[96]此段参见毛霦，《平叛记》，页6、13—14、23；《崇祯长编》卷55，页2—4；补过居士，《东事纪略》，页1。
[97]《崇祯长编》卷55，页12。
[98]毛霦，《平叛记》，页6—12；《崇祯长编》卷55，页31。
[99]毛霦，《平叛记》，页9—25。
[100]毛霦，《平叛记》，页28—31。(https://www.daowen.com)
[101]毛霦，《平叛记》，页40—43。
[102]毛霦，《平叛记》，页38、45—47、61。
[103]毛霦，《平叛记》，页48—49。参与剿贼的总兵资料，亦见此书各页。
[104]毛霦，《平叛记》，页52—58；《崇祯长编》卷61，页24；谢斯茂，《围城接入书揭》，页21—22。有关谢书之讨论与介绍，参见黄一农，《奎章阁明清军事史重要文献过眼录》，页235—237。
[105]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页149。
[106]徐景贤，《明孙火东先生致王葵心先生手书考释》。
[107]Alfons V
th，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Missionar in China，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1592-1666，p.98；魏特著，杨丙辰译，《汤若望传》，页142。
[108]程其玨修，杨震福等纂，《嘉定县志》卷16，页34。
[109]此因《明史·五行志》并未记此地震，且人在北京的祁彪佳亦称：“时地震，余不知也。”参见《明史》卷30，页504；《祁彪佳文稿》第2册，页969。
[110]应宝时修，俞樾纂，《上海县志》卷23，页10；刘懋官修，周斯忆纂，《泾阳县志》卷13，页17；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页11。
[111]方豪在引述祁彪佳日记《棲北冗言》时，或误解原文之意，称：“所谓宣抚有周旋之者及托阻止华凤超之疏，均可证当时知元化受诬，而欲营救者，实不乏人。”其实，祁氏乃指先前有欲替宣抚沈棨脱罪（因其私自与入侵的后金议和而下狱）者反受皇帝切责，而非指沈棨替元化辩诬。又，祁氏托人阻止华允诚（号凤超）上疏，应亦非为元化之事，而较可能是为救沈棨或攻击温体仁。事实上，华氏对元化的评价不高，他曾于崇祯五年六月疏纠温体仁等乱政，其中即批评不应将“洁己爱民之余大成与孙元化并逮”。参见方豪，《孙元化手书与王徵交谊始末注释》；《祁彪佳文稿》第2册，页969；《明史》卷257，页6631；卷258，页6648—6649。
[112]徐石麒，《可经堂集》卷7，页24。
[113]毛霦，《平叛记》，页59—61。
[114]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5，页430。
[115]参见毛霦，《平叛记》，页11—12、17、24、27；徐从治，《围城日录》，页30—31、39；张忻，《归围日记》，页10。徐从治称当时每日铸炮弹三千余个，此数目或太过夸张。
[116]若以人力运炮，将是很大的负担，如清代之制即规定：“军营铸造炮位、运送炮台，如道路平坦、易于抬送者，均按五十斤用夫一名；如山路崎岖险仄处所，炮身千斤以内，仍按五十斤用夫一名；其重在千斤以上者，按十五斤用夫一名。”此应可略见明末的情形。参见毛霦，《平叛记》，页13、19；徐从治，《围城日录》，页8；张忻，《归围日记》，页4—5；阿桂、和珅等纂修，《钦定户部军需则例》卷5，页3—4。
[117]此以铁的密度为7.8克/厘米3估算，而当时中国所行用的斤约合597克。
[118]邓玉函口授、王徵译绘，《远西奇器图说录最》卷3，页1—6。
[119]毛霦，《平叛记》，页62—63。
[120]毛霦，《平叛记》，页63—64。《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页5；甲编，第8本，页739—740。《崇祯长编》卷63，页5。《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83册，页66。
[121]王子登原为金国参将，后投降毛文龙，因向袁崇焕密告毛氏有反意而升授副将。参见《崇祯长编》卷66，页24；陈生玺，《明清易代史独见》，页199—213。
[122]毛霦，《平叛记》，页63—67。《明清史料》，甲编，第8本，页742、744。《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81册，页28—29；第83册，页67—68。
[123]《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83册，页86—91。
[124]沈演，《止止斋集》卷33，页30。
[125]周文郁，《边事小纪》卷3，页26—36。
[126]叶觉迈修，陈伯陶纂，《东莞县志》卷61，页39。
[127]周文郁，《边事小纪》卷3，页33。
[128]李学智先生以为“忌者”或为尚可喜。但因周文郁的《边事小纪》序刊于崇祯十五年，故他实无理由为已降清且封王的尚氏隐讳其名，事实上，周氏在该书中乃直称尚可喜为“贼党”。相对地，该“忌者”为金声桓的可能性较大，因金氏当时乃奉黄龙之命随周文郁攻贼，由于崇祯末年他仍为明军副将，周氏或因此姑隐其名。参见毛霦，《平叛记》，页68；周文郁，《边事小纪》卷3，页36；《国榷》卷97，页5838；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73，页16；李学智，《孔有德、耿仲明降清始末及明史黄龙传考》，页1—24。
[129]此段参见张存武、叶泉宏，《清入关前与朝鲜往来国书汇编（1619—1643）》，页578—581。
[130]任世铎等译，《满文老档》，页1151—1155。
[131]周文郁，《边事小纪》卷3，页34；李光涛编，《明清档案存真选辑三集》，图版10—1至10—3。
[132]文郁后归隐西湖，其友黎遂球为其诗集题序时慨叹曰：“所握手共事者，非死于□（农按：此应为避‘虏’字而不书），即死于法（应指孙元化等人），几一时顿尽。”参见周文郁，《边事小纪》卷3，页35—36；黎遂球，《莲须阁集》卷18，页48—50。
[133]《崇祯长编》卷64，页24；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13，页15。
[134]当时曾重新评价明季殉节诸臣的历史地位，参见黄一农，《正史与野史、史实与传说夹缝中的江阴之变（1645）》。
[135]叶高树，《降清明将研究（1618—1683）》，页287—297。
[136]转引自李大伟，《孔有德葬地考》。本节中有关《定南王孔有德碑》的讨论亦见此文。
[137]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1册，页69。
[138]《明史》卷110，页3384；卷280，页7180。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页61—63。
[139]周延儒与元化有同年举江南乡试之谊，且延儒的亲族文郁也与元化相熟，文郁且曾于天启间在辽东经略孙承宗幕中与元化共事多年。参见周文郁，《边事小纪》卷1，页5；黎遂球，《莲须阁集》卷4，页26。
[140]《崇祯长编》卷53，页13、18。
[141]文秉，《烈皇小识》卷2，页39。
[142]《崇祯长编》卷62，页6—7。
[143]《明史》卷308，页7927—7928；孙致弥，《杕左堂续集》卷2，页7。
[144]王冬芳，《满族崛起中的女性》，页167—171。
[145]天命十一年十月，副将楞额礼自巴林还，俘获甚多，皇太极出城十五里相迎，并特许行抱见礼，此或因其即位未久，为收人心，且当时恰逢明宁远巡抚袁崇焕派人来吊太祖丧，遂特地邀明使观礼以壮声威。参见《清太宗实录》卷1，页28。
[146]《清太宗实录》卷7，页107。
[147]此段参见第十章。
[148]周文郁，《边事小纪》卷3，页26—37；释今释（本名金堡）编，张允格续编，《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上，页3。
[149]沈演，《止止斋集》卷33，页30；魏刚，《明与后金对旅顺的争夺》。
[150]沈演，《止止斋集》卷33，页30；《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上，页6—7；第十章。
[151]杨嗣昌有云：“沈世魁者本一买头牙行，有女绝色，毛文龙纳之为妾，宠冠一时。文龙死，刘兴治纳之；兴治死，陈继盛纳之；继盛死，黄龙又纳之；至黄龙死前，此妇乃死。而历毛、刘、陈、黄四姓，皆尊世魁为沈太爷。”参见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15，页30—31。
[152]《平南王元功垂范》卷上，页7—11。
[153]细谷良夫，《归顺于清朝（后金）的汉人》。
[154]谢景芳，《八旗汉军的建立及其历史作用》。
[155]第六章。
[156]叶高树，《降清明将研究（1618—1683）》，页302—305；杨学琛，《清代民族史》，页101—104。
[157]如清末黄濬即曾指出：“清自乾隆以后，得有天下，实皆汉人之力，即三藩削平时，力量已竭蹶，词科八股亟事怀柔，更无改革文字风俗之勇气，此亦满终为汉同化之一因。”参见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补篇，页96。
[158]《崇祯长编》卷65，页11。
[159]此段参见滕绍箴，《三藩史略》，页117—123、392—40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页5—6；《国榷》卷101，页6077；滕绍箴，《清初汉军及其牛录探源》。
[160]王景泽，《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161]《清史稿》卷474，页12841。
[162]叶高树，《降清明将研究（1618—1683）》，页115—123。
[163]李大伟，《孔有德葬地考》。
[164]《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页26。
[165]《清史稿》卷234，页9395—9413；卷474，页12835—12841。
[166]除三顺王外，仅崇德元年扬古利因攻朝鲜时战死而追赠武勋王、顺治十四年孙可望因来归封义王、康熙十四年黄芳度因战死漳州而赠忠勇王等少数事例，但其爵均未世袭。参见昭梿，《啸亭杂录》卷10，页569。
[167]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页460—465；杜家骥，《清代〈玉牒〉中的满族史资料价值》。
[168]安双成选译，《顺治朝八旗男丁满文档案选译》。
[169]此段参见李燕光、关捷，《满族通史》，页440—451；杨学琛，《清代民族史》，页99—101；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页579—596；姜守鹏，《明末辽东势族》；渡辺修，《顺治年间（一六四四～六〇）の汉军（辽人）とその任用》；刘凤云，《清康熙朝汉军旗人督抚简论》。
[170]《清史稿》卷234，页9414—9416；卷474，页12842—12862。
[171]参见张世伟，《张异度先生自广斋集》卷12，页14—26；第七章。
[172]参见何成，《新城王氏》，页217—219。
[173]张维华，《南京教案始末》。
[174]沈
，《南宫署牍》，前序。
[175]《黄宗羲全集》第11册，页389。
[176]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36，页20—21；卷53，页17—19。
[177]徐昌治，《圣朝破邪集》卷2，页13—19。
[178]查时杰，《明末佛教对天主教的“辟邪运动”初探》；徐昌治，《无依道人录》卷下，页22—28；Adrian Dudink，“The Sheng-Ch’ao Tso-P’i（1623） of Hsu Ta-Shou.”
[179]沈演，《止止斋集》卷33，页28。
[180]如乡绅张忻是当时回教界的知名人士，曾撰《清真教考》；力战殉国的莱州卫指挥李梦果和百户白仲仁，亦是色目人（多信奉回教）后裔。参见刘智，《天方至圣实录》卷20，页15—18；张思勉修，于始瞻纂，《掖县志》卷4，页39。
[181]孙致弥，《杕左堂集》，诗，卷1，页17—19。
[182]《明史》卷268，页6901；卷271，页6970；卷274，页7018；卷277，页7096、7106。《清史稿》卷3，页75—76；卷171，页5651。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页229。
[183]温睿临，《南疆逸史》卷49，页8；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卷1，页14。
[184]《明史》中有云：“（沈世魁）从子副将志科集溃卒至长城岛，欲得世魁敕印。监军副使黄孙茂不予，志科怒杀之，并杀理饷通判邵启。副将白登庸遂率所部降大清。”不仅误沈志祥为志科，且末两句的句读亦应作“并杀理饷通判邵启、副将白登庸，遂率所部降大清。”参见《明史》卷271，页6968—6969；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23，页27—28。
[185]黄惟正当时掌管招练营，参见谢斯茂，《围城接入书揭》，页18。
[186]诗中的“若盎·末略”，疑为“若盎（Laurent）·未略（Veglio）”之误，应即《明实录》中所称的鲁未略（鲁为Laurent的对译），乃澳门军事顾问团的副统领。参见第四章。
[187]沈徵佺，《江东志》卷9，页16。
[188]耿仲明曾担任直属孙元化的抚标游击，元化在登州被俘后即被仲明翼庇在其家，知他与孙氏的关系或应较其他三异姓王亲近。参见张世伟，《张异度先生自广斋集》卷12，页23。
[189]方志中有和斗小传，称其在鼎革之后“埋名著书，不关世务。中丞部将皆为侯王，延致之。礼以上宾，或讽以仕，辄不应，辞归食贫”，文中所营造的气节形象，显然与事实不符。参见康熙《嘉定县续志》卷3，页30；孙致弥，《杕左堂集》，诗，前序；卷1，页2—3；卷2，页7—11、25—26；卷3，页4、14—17。
[190]因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印中有“都尉耿信公书画之章”，疑此人或为耿继茂三子昭忠（号信公，娶固山贝子苏布图女，为额驸，康熙二十五年卒）。又，孙致弥的友人亦指其“馆于耿额驸，耿进其诗于上，遂命与使臣同往”。参见陈康祺，《郎潜纪闻》卷6，页10；陆陇其，《三鱼堂日记》卷5，页2；刘伟华，《千华山志》，页278；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检索资料。
[191]袁翼，《邃怀堂全集》，文集，卷4，页3—4；梁国治，《钦定国子监志》卷62，页4。
[192]刘耘华，《徐光启姻亲脉络中的上海天主教文人：以孙元化、许乐善二家族为中心》。
[193]孙致弥，《杕左堂集》，诗，卷6，页9—10。
[194]如孙元化为徐光启门生，不仅同入天主教，两家且有联姻之好：光启第三孙尔斗娶元化女，此女实为元化所抚养之嫡甥女王氏。此外，元化之孙致弥亦娶尔斗之女。致弥与其表兄徐以济（号有袽，尔斗长子）和徐以棐（字宝弓，尔斗次子）相当亲近，也与对天主教相当友善的许之渐和佟国器有所往还。参见王成义，《徐光启家世》，页175、182、251。孙致弥，《杕左堂集》，诗，卷2，页25；卷6，页12；词，卷1，页6。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页88—89、141。
[195]孙元化，《西法神机》，前序及后跋。
[196]孙致弥，《杕左堂集》，诗，卷2，页4；吴历著，章文钦笺注，《吴渔山集笺注》，页616、624。
[197]由于戴梓后与在宫中服务的耶稣会士南怀仁、徐日昇有激烈斗争，因疑他或非教徒。参见张先清，《清代中文史料中的徐日昇形象》。
[198]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页11。
[199]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13，页355。
[200]龚缨晏、马琼，《关于李之藻生平事迹的新史料》，页89—97；应宝时修，俞樾纂，《上海县志》卷16，页27—28。
[201]《王士禛全集》，页824。
[202]《王士禛全集》的编纂者误读钱氏之文为“禽息之精阴，庆在季木可知也”，其中禽息乃春秋时人，曾向秦穆公力荐贤士百里奚，令秦国迅速强盛。参见王充著，黄晖校释，《论衡校释》卷1，页9；《王士禛全集》，页3—4、132—134、4887—4888。
[203]这些进士当中包含象春之子山立（武科）以及士禄、士祜、士禛三兄弟；至于王家“与”字辈及“士”字辈婚配毕氏者，亦至少有八人。参见何成，《新城王氏》，页42、86—90。
[204]《王士禛全集》，页926、5084—5085。沈徵佺，《江东志》卷4，页7。孙致弥，《杕左堂集》，诗，卷1，页9—17；卷3，页10—11、14。
[205]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页119。
[206]昭梿，《啸亭杂录》卷10，页591—592。
[207]罗志钦编，《袁崇焕研究论文选集》，页484—506。
[208]《清圣祖实录》卷281，页750；乾隆《掖县志》卷6，页61—63。金以成之序未收入现存各《平叛记》刊本中。
[209]张书才，《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页15—35、95—102。
[210]储方庆，《储遁庵文集》卷6，页5。
[211]此段参见孙静，《试论八旗汉军与满洲的差异性》；定宜庄等，《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历史文献、人口统计与田野调查》，页196—234；谢景芳，《清代八旗汉军的瓦解及其社会影响：兼论清代满汉融合过程的复杂性》；张玉兴，《包衣汉姓与汉军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