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独特复合金属炮的兴衰[1]

至迟于万历四十八年，明人开始仿铸欧洲的前装滑膛铜炮。此后二十多年与清军交战的过程中，明朝工匠陆续融入南方较发达的铸铁工艺以及北方已有逾百年传统的铁心铜体佛郎机子铳制法，造出品质绝佳的“定辽大将军”炮。稍后，清朝也利用投降汉人工匠成功量产出结构类似的“神威大将军”炮。这些复合金属炮比铜炮更轻更省，且可强化炮管的抗膛压能力，其品质应在世界居领先地位。然而，此一先进制法却在清朝定鼎之后长期的平和状态中遭到遗忘。道光二十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迫使清廷重新大量造炮。此拨新炮追求厚重，并令复合金属技法再度风行，制出“耀威大将军”等万斤重炮。惟因其炮管内壁不够匀称，材质亦较西炮为差，仍无力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红夷火炮在中国也终于随着线膛炮的崛起而走入历史。本章除介绍笔者过去十多年来所获见的四十八门深遭学界忽视的明清复合炮外，还尝试勾勒出此类特殊炮种的“文化传记”。

自十五世纪末叶以来，“大航海时代”中以葡萄牙和西班牙为首的欧洲国家，开始透过其坚船利炮影响美洲、非洲以及亚洲许多紧邻大洋的地区。先前欧洲已出现许多口径超过30厘米的前膛装填式轰巴炮（bombard），此种炮是将熟铁（wrought iron）先锻打成长条形，^[2]再箍起来焊接成圆管。^[3]惟因其既笨重且装填费时，故自十五世纪后期开始，转而生产用熟铁锻造而成的小型后膛装填式火炮（breechloader，西班牙人称之为verso），每门母铳附数门子铳，^[4]事先装好弹药，发射后可立即抽换。但由于锻造法十分费时费工，且铁炮在海船上容易生锈，膛炸时还易裂成碎片伤人，遂于十六世纪初又出现较轻的青铜铸后膛装填式火炮，葡萄牙人名之为berço，其内径约5厘米，炮重约150千克，发射1磅重之弹，每门母铳配备四门子铳，有效射程约600米，最快每半分钟可发射一发。^[5]然因当时机械的制造精度不够，导致膛内火药的爆炸力量常从母、子铳的间隙外泄，此故，铜铸的前装滑膛火炮在十六世纪前期逐渐引领风潮，并在该世纪末叶令后膛装填的火炮开始从欧洲各国的海船淡出。^[6]至十六世纪末叶，因航海需求益增，且铜价远高于铁，铸铁炮才日益普及。^[7](https://www.daowen.com)

中国虽然是火药甚至火炮的发明国，但自明朝统一以来，长期的安定与和平，令火器的设计或制造均无太大进展，反倒因“大航海时代”的兴起，而接触到欧洲已后来居上的火炮。1498年（明弘治十一年），葡国探险家达·伽马发现从欧洲到印度的新航路，直抵印度西南岸的古里（Calicut）；1510年，占领印度西岸的卧亚，并继续沿海岸往南发展；1511年，更夺取满剌加（今马六甲），自此对原先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南亚国际秩序产生严重冲击。^[8]赴海外发展的华人应至迟在正德中叶左右，即亲见葡萄牙人所使用的berço炮，并名之为佛郎机铳，^[9]但此一新型火器当时尚未在中国普及。正德中后期，因盗贼四起和宸濠叛乱，令佛郎机铳很快就在闽粤和江西一带流传。^[10]嘉靖以后，更因要防范“南倭北虏”的侵扰，而使佛郎机铳逐渐变成明军的制式火器。嘉靖二年起，军器局陆续发造大、中、小样佛郎机铜铳，至于铁佛郎机铳的铸造，则始自嘉靖四十年。^[11]据嘉靖末年的统计，辽东各城总共配置了各式佛郎机铳一千四百四十三门，其中至少有五百四十九门为铜铳；而戚继光在《纪效新书》中，亦曾提及佛郎机铳有长达九尺者。^[12]

明人首度接触欧洲制的前装滑膛火炮，不会迟于十七世纪初。万历四十七年，明军于萨尔浒之役大败，为求在武备上有所突破，遂由协理京营戎政黄克缵主导，聘请曾在马尼拉协助西班牙人铸炮的闽籍工匠于次年仿铸“吕宋大铜炮”，惟因品质不佳，未能在天启元年的沈辽之役中力挽狂澜。接着，天主教官员徐光启透过教中人士的帮忙，尝试直接自澳门引进西洋制前膛装填炮和炮师，揭开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物质文明的第一课。^[13]迄崇祯年间，除陆续将打捞自东南沿海欧洲沉船的西洋大炮解京外，闽粤等地亦因冶铁技术较发达，^[14]而拥有量产此种新型武器的能力。^[15]

许多学者在研究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火炮技术传华史时，常误以为中国一直只停留在模仿抄袭的层次。^[16]事实上，以冶铁见长的明朝，在接纳欧洲较先进的设计后，也曾激荡出新的制炮技术，并于明末造出全世界品质最高的铁心铜体炮，惟此法并未能在明清中国得到足够认同，也未能在近代学界引发应有重视。^[17]过去十余年来，笔者曾多次实地调查各种现存火炮，本章将首度结合文物与文献，有系统地介绍这类复合金属炮（composite-metal cannon），并追索其在华的发展兴衰，且与其他国家类似的技术进行比较分析，希望能为近代军事史、科技史或物质文化史开创新的研究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