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汉军的创建
大清帝国肇建的基础可说是由皇太极奠定的，他积极突破努尔哈赤时代独尊满洲的政策，起用归降的蒙古人和汉人以扩大其军事和行政组织，[60]并积累了足以征服大明的国力。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首次大举攻明，亲率“十旗兵”，兵分两路，一由右翼四旗及右翼蒙古诸贝勒兵攻大安口，一由左翼四旗及左翼蒙古诸贝勒兵攻龙井关，知当时除了八旗满洲外，大军中亦包含蒙古二旗，但汉兵则尚未单独编旗。《清实录》在记载此役的过程中尝两度出现“火器营兵”字样，且皇太极亦屡命八旗列炮攻敌，再从皇太极因恐新降明兵“不耐寒，甚苦野处”，而命其与“八旗炮手兵”同赴村庄居住，知当时八旗满洲已配置有专门的火器营，此很可能是将各牛录中原有的汉人炮手和传统火炮抽调集中所组成的。[61]
天聪四年六月，奉派留守永平等地的阿敏，因败逃而遭皇太极定其十六罪，虽从宽免死，但仍被幽禁，皇太极借此进一步巩固了他在八旗中的领导地位。十月，金国全国编审壮丁，皇太极宣称隐匿者将科以重罪，或许此时他已开始为成立汉兵新旗做准备，此故，我们可发现如副将高鸿中等降人，于年底从文馆被调离而转任八旗的甲喇额真。[62]在五年元旦所行的朝贺礼中，由总兵官额驸佟养性所率的汉官和生员，第一次在正式场合进入统治核心的庙堂，其行礼顺序甚至还排在八旗蒙古官员之前，此明显是为笼络汉人。正月八日，皇太极所殷切盼望的红夷大炮终于成功铸成，因此于二十一日谕负责督造的佟养性曰：“凡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付尔总理，各官悉听尔节制。”正式将独立成旗的汉兵交由佟养性管理。[63]
该新旗有称之为“佟养性所率旧汉兵”者，此因当时习惯称呼以领旗将领之名，故在《旧满洲档》中亦屡见径称为“佟养性旗”者。[64]虽然皇太极事后追述，成立此旗的目的在“别立旗分，予以生全”，但因入旗者只占金国内部汉人的极小比例，故此举应主要是用作缓和民族矛盾的象征，并扩大对明朝降顺精英的怀柔与恩养。[65]同时，皇太极则透过此一新编制，强化由己所直接控制的军事力量，而不再仅仅是作为八家均分制度下的“一整黄旗贝勒”。[66]
据《八旗值月档》，皇太极于天聪五年三月出阅佟养性旗的新编汉兵，因“验放火炮、鸟枪娴熟”，而赏给军士毛青布。此一部队当时共有行营兵一千六百六十名和守兵一千六百二十名（每人赏两匹），其中有三百二十七人为章京（每人另加一匹），此外，还有验放火炮的汉人二十四名以及制造火药的汉人两名（每人另加两匹）。[67]由于当时金国顶多只拥有四门红夷大炮，每门重约4000—6600磅，故最少各需七至十一头牛拉曳、四至五人操作，[68]而因“验放火炮”额外获赏的汉人只有二十四名，疑这些人或应均为专门操作红夷炮的炮手，至于各型将军炮，因熟悉者颇多，故可能并未特别加赏。
在天聪五年七月进攻大凌河城前夕，皇太极曾命各旗将随营的红夷炮、大将军炮共四十门，以及挽车用的牛、骡一百四十头，皆集中交佟养性掌管。[69]六年正月，皇太极在沈阳的北演武场阅兵，佟养性率汉兵竖标靶演试大炮，皇太极见其军容整肃，且以先前出征大凌河时，能遵方略，有克捷功，赐养性雕鞍良马一匹、银百两，并赐“六甲喇额真：副将石国柱、金玉和、高鸿中、金砺、游击李延庚、备御图瞻，精兵额真：副将石廷柱，步兵额真：参将祝世昌”等人鞍马各一匹，其余将士亦分赏银两和布匹。[70]据此可知佟养性旗下共有六个甲喇，分别由石国柱、金玉和、高鸿中、金砺、李延庚以及图瞻（亦作图占）带领。依照清初兵制，每旗亦会从诸甲喇当中选取精锐者组成护军，主要任务为策应、冲杀和防护，由精兵额真（又名巴雅喇纛额真，或简称纛额真）统领。至于祝世昌所率领之步营，其成员应亦是挑选自诸甲喇。[71]
由于该旗甲喇额真以上的官员均列名天聪四年四月所镌《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的碑阴，而此碑是“钦差督理工程驸马总镇佟养性”奉旨所建，捐资做功德者多为其僚属，[72]且从六年正月皇太极赏赐该旗官员的名单，[73]亦知此旗最初是以佟养性之下属为主要的组成人员，并未纳入天聪四年攻明时的降将。此故，此旗虽是新编，却被称为旧汉兵。而当时该旗的主要官员亦协助处理与汉人相关的政务，如五年七月李延庚被任命为吏部汉承政，吴守进为户部汉承政，金玉和为礼部汉承政，金砺为兵部汉承政，高鸿中为刑部汉承政，祝世胤为工部汉承政。[74]
虽然皇太极命佟养性总理汉人军民一切事务，但佟养性旗中一些旧汉官应仍籍隶其原属的八旗满洲，[75]如原在佟养性旗中担任步兵额真的祝世昌，在崇德三年的《国史院档》中，就被称为“镶红旗之甲喇章京”。[76]亦即，佟养性旗的成员可能均是自各旗借调而来，初期主要负责后勤和工程等事务（如佟氏的官衔即曾为“钦差督理工程驸马总镇”），后则加入操炮之重责。而此一由佟养性所领导的组织架构，在成旗之前应已大致出现，天聪四年所刻《重建玉皇庙碑记》和《大金喇嘛法师宝记》两碑上的汉官名单，应就是此一群体的主要成员。[77]
天聪七年三月，马光远为“汉营官兵器械等项”提出建言，其中有云：“八固山大小官员已照六家喇（农按：即甲喇）派就执事，但所管器械等项，如不时时看管收拾，临时难免误事，自今以后，家喇额真半月一查，总兵一月一查，务要件件得法，乃见职守。”[78]即清楚可知佟养性旗下六甲喇中的汉人官员原或征调自满洲八旗。
天聪九年七月，赏罚汉官所管各堡之生聚多寡，其中明确知道为原佟养性旗者如下：李国翰原管壮丁三百六十名，四年内增加二百四十三名；高鸿中原管壮丁六百零七名，减少一百四十一名；金玉和原管壮丁八百四十四名，八年内减少一百六十九名；张士彦原管壮丁四百五十名，减少一百二十八名；张大猷原管壮丁六百名，减少一百八十一名；祝世胤原管壮丁八百名，减少二百六十名；杨兴国原管壮丁八百名，减少三百七十二名；高拱极原管壮丁二百六十八名，减少一百五十一名；马如龙死，金海塞接管壮丁，减少二百八十七名。[79]若从所谓的“原管壮丁”，可大致反映佟养性旗成立之初的人数，则知前述各官当时至少拥有壮丁五千余名。再考量其他官员或因所养壮丁的数目亦变化不大，而未被列入赏罚，且汉人出兵又远低于满洲的“三丁抽一”，[80]知该旗最初很可能有壮丁一万至两万名，此故才能拥有行营兵和守兵共三千二百八十名。
天聪七年元旦朝贺时，紧接在八旗满洲之后行礼的，就是“额驸佟养性、石廷柱等旧汉官及马光远、麻登云、祖泽润等新汉官”，[81]这是己巳之役和大凌河之役新投顺汉官首次在此仪式中露脸。而随着佟养性的过世，新汉官更开始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清史稿》中记佟养性卒于天聪六年七月，并记石廷柱接替其职的事迹曰：“六年，养性卒，廷柱代为昂邦章京。从伐察哈尔，多斩获。七年，从贝勒岳托伐明，攻旅顺，师还，上酌金卮以劳，进三等总兵官。”[82]然而佟养性不仅在七年元旦时还列名参与朝贺，同年正月初七日，“总兵官佟养性、马光远”亦曾合奏，[83]知《清史稿》记载失实。
天聪七年六月，皇太极命贝勒岳托和德格类率兵往取大明旅顺口，其部队的编组如下：“右翼额真楞额礼、叶臣，左翼额真伊尔登、昂阿喇，每旗副将一员、每甲喇大臣一员、每牛录代子一员，汉军额真石廷柱，自大明来附元帅孔有德、总兵官耿仲明部下兵，共计满汉马步兵万余人。”[84]虽然其中的楞额礼、叶臣、伊尔登三人均为固山额真，但“左翼额真”昂阿喇则否，[85]因知被称为“汉军额真”的石廷柱亦不必然此时已升授固山额真，而所谓的“汉军额真”，则或指的是其在原佟养性旗中担任甲喇额真以上的职位，譬如陷城之后奉命留守旅顺口的原游击佟图赖（亦称图赖）即被升授为“汉军额真”。[86]
天聪七年七月初一日，皇太极命满洲各户有汉人十丁者授绵甲一，共一千五百八十丁，交付“汉军额真”马光远和石廷柱，以分补旧甲喇之缺额，[87]知佟养性或已在之前过世，否则此事应由其负责，而马光远至迟在此时亦已加入原佟养性旗，故在《清实录》中即称该批汉兵乃交由“旧汉军额真马光远等统之”。八月，副将石廷柱以征旅顺口有功升为总兵官，先前他已因天聪六年征察哈尔时立功而获授为旧汉兵的固山额真，惟因马光远拥有“正蓝旗总兵官”之虚衔，此故，在记汉人抽兵一事中，会由官阶较高的马氏领衔。[88]七年十月，皇太极决定重叙己巳之役时所获各原明官员的官衔，先前以“善铸红衣炮”而被擢为副将的丁启明，因是阵获而非自行投顺，故遭降授为二等参将。马光远则因主动来归，且自北京接来家人，故被擢为一等总兵官，其兄光先授二等参将，弟光辉为游击。而王世选、麻登云也被重叙为三等总兵官。[89]
天聪八年元旦朝贺时，马光远等新汉官不再被突显，而是与旧汉官合并成一群体，称“总兵官石廷柱率汉军旗众大臣行礼”。又，该年正月众汉人备御上疏希望能减免差徭，结果遭皇太极切责，总兵官石廷柱、马光远、王世选以及游击以上的汉人官员，在谢罪时称：“臣等以应死之身，蒙汗生全，另立旗分……”知新汉官此时应均已纳入石廷柱旗的运作当中。[90](https://www.daowen.com)
天聪八年四月，定八旗官名，分昂邦章京（即总兵）、梅勒章京（即副将）、甲喇章京（一、二等即参将，三等即游击）和牛录章京（即备御），各三等。五月，皇太极因先前各兵“止以该管大臣姓名，称为某大臣之兵”，为避免军队中的个人色彩过浓，乃下旨“分辨名色”，其中改定旧汉兵之名为乌真超哈、天聪七年四月投顺的孔有德兵为天祐兵、八年正月投顺的尚可喜兵为天助兵。[91]满语“乌真”意为轻重之“重”，而“超哈”则为兵、军、武之意，亦即，乌真超哈乃指携重装备的部队（原意并不等同于炮兵或汉军），其主要任务在操炮和掘城，[92]虽与八旗满洲一样有马、步军，但其所拥有的红夷大炮以及许多自明朝降顺的炮手，才是其特色。[93]
我们在天聪八年五月的文献中，见有“黑旗兀真超哈固山额真、昂邦章京石廷柱、马光远、王世选等”之称谓，在崇德四年六月的文献中，亦见有“石廷柱旗下昂邦章京王世选”之称谓，[94]知马光远和王世选两昂邦章京初均归乌真超哈的黑旗之下，且其地位略逊于同为昂邦章京的石廷柱。通常八旗满洲中每旗最多仅固山额真一人为昂邦章京，但乌真超哈却不止此数，此乃汉军孕育过程中所出现的特殊过渡现象。
天聪九年七月，石廷柱因将一女诈为己女且妄诉，被革昂邦章京职，并罚银一百两，但十月即见石氏仍以昂邦章京之衔率汉官进表祝贺新获玉玺，[95]知其罪旋获宥。崇德二年六月，议前一年攻打朝鲜时之功罪，石廷柱以犯“乱班释胄”等十罪，解固山额真任，吴守进被罚银，高鸿中、金砺、达尔汉（石廷柱之侄）及金玉和免死，但遭革职、籍没家产，乌真超哈中主要的旧汉官多遭重惩。[96]
崇德二年七月中旬，鲍承先上奏，指责石廷柱墨守旧规，不以火炮为重，征战时每每纵兵掳掠，漫无禁制，鲍氏认为汉兵“骑射、胆略素不精锐”，若用之冲锋陷阵，则恐怕“误国损威”，惟若令之习用火炮，则可为一长技，又因汉营编制混乱，故建议将已膨胀至近万人的马步兵，依“满洲规矩”分成两营，“不惟行走便利，抑且药炮易于看□”。七月二十九日，皇太极采纳了鲍承先的建议，析乌真超哈为二旗，分置左右翼，旗色皆用玄青，以昂邦章京马光远为右翼之固山额真，恩威并济地仍以昂邦章京石廷柱为左翼之固山额真。[97]
崇德四年六月，石廷柱和马光远被控在进攻松山时未尽力，石氏原应籍家产三分之一，马氏应论死，皇太极虽赦其罪，但却利用此一时机，削弱两人的势力，将乌真超哈再分成两黄、两白、两红和两蓝四旗，每旗辖十八牛录，设梅勒章京两员、甲喇章京四员，其中两白和两蓝主要为旧汉兵，分别由石廷柱和巴颜担任固山额真；两黄和两红则主要为新汉兵，分别由马光远和王世选担任固山额真。七年六月，乌真超哈再析设成八旗，制与满洲同。直到顺治十七年三月，始谕令汉字改称汉军，但满字仍称乌真超哈。[98]
附录10.1
降清汉官姓名史籍间多矛盾讹误
图表10.1开列的崇德七年六月乌真超哈初分八旗时甲喇章京以上官员名单，这群降顺汉官就是清初得以遂行其统治的骨干。由于《满洲名臣传》《八旗通志初集》和《清史稿》各书间有矛盾讹误之处，故此表主要是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之盛京吏部满文记录。[99]虽然当时文献中对汉人之名的翻译常有不同，甚至同书中前后不一致，但经校以《八旗通志初集·旗分志》中各管牛录者之名以及《清实录》《清史稿》的记事，发现该吏部文在今人汉译时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姓名明显讹误。
图表10.1：崇德七年六月乌真超哈初分八旗时主要官员之名单
*姓名外加括号者代表候补之人。
其中差异较大者，如误卢延祚作陆延佐、祖应元作祖迎远、柯汝极作郭如吉、柯永盛作郭永生、卢登科作陆登科、姜一魁作蒋义魁、张思孟作张迟梦、吴士俊作吴迟军、胡弘先作胡鸿宪、高拱极作高功纪、刘曰科作列玉克、徐大贵作崔达贵。但如屯泰与屯代或佟代、郭朝宗与郭朝忠、刘仲锦与刘仲金、白奇策与白起策、马汝龙和马如龙等，则很难判断孰者正确。曹光弼原名刘光弼，他是在初籍辽阳时冒曹氏，后复姓。何济吉尔，本为蒙古人，入明为千总，在广宁降顺，后从汉姓为何氏：《八旗通志初集》中作“何机格里”，《清史稿》中作“和济格尔”。另：《清实录》中将卢延祚书作罗延祚，但因卢姓家人在《八旗通志初集》中世代袭职，知确应为卢延祚。顺治朝曾任工部侍郎的郭朝宗，在《八旗通志初集》中作“葛朝忠”，由于后者之家族并未袭职，故暂用前名。此外，如佟国印、佟国廕、佟国荫、佟国应、佟国允等不同之用法，原均作佟国胤（见北京现存之佟氏夫妇诰封碑，因避雍正帝胤禛之名讳而出现异名。至于郎绍正和郎绍贞之名，不知是否原应作郎绍祯（此与镶红旗甲喇章京张绍祯同名，且清代许多书中均改“崇祯”为“崇正”）？[100]
自崇德七年起，八旗中的满、蒙、汉三大系统正式建置完成，同一旗色的满、蒙、汉三固山皆宗同一主旗贝勒，但皇太极则透过对各固山额真的直接任命，多少制约了主旗贝勒的权力。[101]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以及续顺公沈志祥眼见满蒙汉八旗制度已成形，判断不再可能自外，遂奏请以所部兵随乌真超哈行走，皇太极于是顺水推舟地将四人及其亲族隶于乌真超哈，但为避免其势力遭各固山剥夺，仍允其各成一军，不将其属下编入乌真超哈，惟命其随兵少之旗“一同行走”，此一特殊的编制直到三藩乱平后始回归常态。[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