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旅顺口之役
在金兵围攻大凌河城期间，明登莱巡抚孙元化派孔有德出关救援，却因一件军民间的小冲突而在吴桥发生兵变，此一持续达十八个月的叛乱，在山东地区造成“残破几三百里，杀人盈十余万”的结果，天聪七年四月，孔有德和耿仲明率领曾受葡籍军事顾问完整西式火炮训练的精壮官兵三千六百名降金，且带去包含红夷炮在内的大量武器，叛军还把由葡人所直接指授的操炮之法外传，这些知识（如铳尺的使用）连一般明军都不曾完整掌握。[113]
天聪七年七月初十日，贝勒岳托率原驻守在盖州的石廷柱以及甫归顺的孔有德、耿仲明等军攻陷旅顺口，杀明总兵官黄龙，并留兵驻守。凯旋时，奉旨：“其炮车留于盖州，付石副将、雅什塔善为收藏，后可由驿递送。其驾炮车牛，各给本主领还。”其中雅什塔为游击，他应是率满洲步骑兵护卫以汉人为主的炮兵部队，而金国在运送红夷炮出兵作战时，所用拉车的牛则是临时征集的，而非炮队编制内的配备，具体落实了兵民一体的观念。[114]
孔有德和耿仲明在投金之后，皇太极先是命其将船、炮和辎重均留在鸭绿江岸，而安排主要人员先乘二千余匹马至东京（辽阳）安插，至于其所携来的红夷大炮以及其他各型火器，则要到天聪七年八月始运到通远堡准备交付孔、耿二人，[115]亦即孔、耿军原所拥有的红夷炮等重型武器，并未参与旅顺口的攻城战。石廷柱军所配置的红夷大炮应已足以承担攻坚的重任，但皇太极或是想借此役让孔、耿二人立功输诚，并与明军更加势不两立。
附录10.2
三顺王投金所携红夷炮门数推估
孔有德军投金时随船所装载的大炮究竟有多少门，尚未见直接记载。但当其奉命增援大凌河时，肯定会携带许多红夷炮，且该叛军曾在攻占登州时虏获红夷大炮二十余门、西洋炮三百门，[116]又于崇祯五年四月的沙河一役中，再从明军缴获红夷大炮六门，故孔有德军所曾拥有的红夷大炮最少就有二十七门。[117]且从孔有德标下有火器副将、火器营参将、管红夷大炮参将、火药局参将等专业军官职衔，亦知火炮应是其主要特色。[118]
天聪七年七月二十二日，祝世昌疏奏请大举出兵，称：“今算我国红衣炮新旧并船上、旅顺所得者三十多位，留四位沈阳城守，其余尽皆随营。……计旧兵与新编兵算，拿三十位红衣炮之外，还有多兵，略带几位行营炮，其余尽是锋利长枪、大刀，不必务虚名，当做一番实事则可。……至于旅顺新得红衣炮，在皇上裁夺，量留若干，其余亦当运来随营，庶得济用。”[119]知当时金国所拥有的红夷炮如留下四门防守沈阳以及数门防守旅顺，大概还有三十门可随营。这三十多门红夷炮，除了自铸和掳自明军者外，余即为孔有德军投顺时所携来（所谓“船上所得”）。至于文中所谓的新编兵，则指的是在七月初一日命满洲各户之汉人“十丁授绵甲一”一事。(https://www.daowen.com)
天聪七年十月大阅时，军前设红夷炮三十门，[120]此或为金国所有能动用之随营大炮（分属乌真超哈和孔耿军），祝世昌在前疏中的建议似乎已被采行。八年五月，金兵将掠大同，皇太极谕乌真超哈甲喇章京图瞻和达尔汉曰：“因尔等到可信，是令留守。新附官员，时加监视。一切军械，加意修整。随营红夷炮十八位，俱令造车完备。”[121]知乌真超哈当时所拥有的随营红夷炮可能为十八门，由此可推估孔耿军在败逃投金时或只带出约十二门红夷炮。由于三顺王在崇德二年二月共携十六门红夷炮攻皮岛，[122]故尚可喜于天聪八年正月归顺时可能随带约四门红夷炮。
乌真超哈在八年五月所掌握的红夷炮中，有十八门随营用、四门沈阳城守用以及数门旅顺城守用，当中应包括“镇国龙尾大将军”一门、“天祐助威大将军”七门、天聪五年大凌河之役时所虏获的红夷炮五门以及天聪七年在旅顺所获数门（见图表10.2），由此亦可推知金军于旅顺掳得至少十门红夷炮，这些有一部分很可能是黄龙得自孙元化和张焘的。[123]
图表10.2：清朝入关前所拥有之红夷炮
123 睿亲王多尔衮和贝勒岳托率兵分道征明，在密云附近的关门虏获大小红夷炮七门、大将军炮十八门。见《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页220—221。
124 《八旗通志初集》卷231，页5261。
125 汤若望授，焦勗述，《火攻挈要》卷中，页27。
续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