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变对在华天主教的影响
明末天主教在中国的重要发展策略之一，即是所谓的“知识传教”，希望透过西历和西炮等先进科技文明吸引统治阶层的注意。孙元化是徐光启一手栽培的奉教门生，西学造诣深厚，他除协助徐氏删定《句股义》外，还撰有《经武全编》和《西法神机》等兵书，以及《西学杂著》《几何用法》《几何体论》《泰西筭要》等算书，其铸造火炮、配制火药以及建置炮台的经验与能力，连徐光启都自叹弗如。元化自号火东，即蕴含“以火攻之术制东夷”的寓意与抱负。[171]
孙元化在出任登莱与东江的方面大员之后，不仅积极自澳门引进西洋大炮和葡萄牙铳师，其帐下亦有天主教徒王徵和张焘分任监军和副总兵之要职。当时较知名的奉教士大夫当中，李之藻和杨廷筠已故，徐光启则任礼部尚书。教会当局原本期盼元化的积极任事能对在华传教事业大有助益，然而，吴桥兵变的爆发却让教中人士十多年来引介西方先进炮学的努力化作灰烬，甚至转为敌人所用。而随着孙元化和张焘的弃市、王徵的免官、徐光启的病卒，天主教在朝中的影响力也急遽淡出。
在吴桥之变的过程中，可能也有反教的因素间接发酵。如王象春同年进士当中最亲近的两位好友文翔凤与钱谦益，[172]即十分排斥天主教。文氏尝为南京礼部侍郎沈
的《南宫署牍》一书作序，此书收有沈氏于万历四十五年所掀起“南京教案”的大量文件，该案对天主教的打击颇大，不仅将中国教徒定罪，且将西洋耶稣会士驱逐出境。[173]文氏在序中称誉沈氏最大的功绩即在“逐二十年横议阴谋之西夷”，并抨击西人以朝贡为借口停留中国，称：
西洋人之来，迹益诡，说益巧，比于盗矣。……解之者曰：“观化慕义以朝贡至。”信然？二十年而自广始达京师者，朝贡耶？分布诸省，而盗吾儒事天之说以文其术者，朝贡耶？明以胡人耶稣为上帝之化身，而实其生于汉哀帝时，此其罪，王制所诛。[174]
钱氏则尝指天主教是世间三大“妖孽”之一，并称如果不将之去除，则“斯世必有陆沈鱼烂之祸”。[175]主战的山东巡按谢三宾即为钱谦益的门生，两人关系密切。[176]
此外，殉国的山东巡抚徐从治先前亦曾以南京礼部主客清吏司署司事的身份参与审理“南京教案”；[177]而其弟昌治在莱州被围时，尝疏控刘宇烈误国，崇祯十二年更刊印影响颇大的《圣朝破邪集》，汇编士大夫以及佛教徒声讨天主教的文书与论述。[178]由于徐从治兄弟与天主教的纠葛颇深，再加上与叛军不共戴天的东江总兵黄龙微时尝获沈
拔举，[179]而守莱之人亦不乏信奉回教者，[180]这些人有可能会将此变的罪源归之于天主教人士，并因此对曾受奉教官员领导和训练的孔军更加敌视。
孙元化和张焘被崇祯皇帝处死一事，可能导致其后人心怀怨懑，遂在明亡清兴的过程中选择投向新朝。至于元化的许多部属，更因吴桥兵变而意外踏上更大的历史舞台，如元化之孙致弥尝在《欧罗巴剑子歌》一诗中有云：
健儿帐下走黄刘（原注：谓总兵龙、靖南伯蜚、副总兵惟正、镇南侯得功、东平侯泽清、□□侯良佐、副将兴祚），壮士军中重王祖（大将军廷臣、大寿，游击可法）。孔吴已见际风云（定南王有德、赠平西王襄、今平西王三桂），耿尚频闻建旗鼓（靖南王仲明、平南王可喜）。自余名将不可数，剧盗降丁或卒伍（禇正行，梁山泊寨首；孙克，满州人；公沙·的西劳、若盎·末略，俱小西洋人；白登庸、王弘基、张焘、吴进胜及黄、刘辈，皆起于卒伍）……[181]
指称鼎革前后叱吒风云的名将中不乏其祖父的下属：除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和吴三桂受封为清朝的异姓王外，总兵刘泽清、刘良佐和黄得功分据弘光朝时江北四重镇之三；刘兴祚、黄龙、王廷臣、黄蜚和黄得功于抗清时殉明，祖大寿、祖可法、刘良佐等人降清，而刘泽清和吴三桂则于降清后复叛。[182]至于黄蜚，乃与黄得功以兄弟相称，本姓涂，随其舅黄龙在军中发展，并改从母姓，阴作龙子；黄龙战死后，由于其亲子先前被叛军所杀，乃以蜚袭荫，历官至应天后军府都督；弘光元年九月，兵败被杀。[183]其中张焘、黄蜚、孔有德、耿仲明、王廷臣、白登庸[184]、王弘基、吴进胜等人，均曾奉孙元化之命增援大凌河；而黄龙、黄惟正[185]、张焘、刘泽清、刘良佐、吴襄、吴三桂、公沙·的西劳、若盎·未略等人，[186]则均曾在吴桥之变中参与平乱。
由于孔有德等辽将多曾受恩于孙元化，故入清之后，“当代异姓诸王及一时将相，多通门夙契”。[187]元化之子和斗即尝于顺治年间至广州入靖南王耿继茂幕；迨继茂于顺治十七年移镇福建后，和斗之子致弥亦曾赴福州侍父，并与继茂诸子以及靖藩部将互动颇多，其诗中更有“三世交亲久更真”“不负提携故将恩”等句，记耿家在发达之后仍不忘孙元化先前的提携之恩，[188]而“闽海共夸军实盛，好消烽火壮皇图”句，则点出和斗父子欲协助靖南王对抗明郑，为清廷一统大业立功的心态。[189]
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叛清，其家遭籍没，搜得往来信件一箧，其中有致弥劝谏耿氏勿反之笺，令康熙帝印象深刻；十四年，精忠未叛清之弟昭忠和聚忠等族人获释复官；十五年，精忠降清。十七年，清廷遣使颁孝昭皇后（康熙帝之后）尊谥于朝鲜，经“都尉耿某”的推荐，[190]致弥奉派以二品顶戴充副使，负责采诗；致弥虽有诗名，但当时其身份仅为太学生，此举实属特典。[191]
康熙二十七年，孙致弥登进士，为庶吉士，他在散馆时曾有“二十六年恩未报，鬓虽成雪敢心灰”诗句，知科举羁縻士绅至深；三十年，致弥因事入狱，祸几不测；翌年，捐赎复官。[192]三十三年，他在生日时赋诗曰：
白发苍颜五十三，壮游历历梦中谙。骊江手捧鸾书过（原注：予尝奉使朝鲜），闽海身将虎穴探（恢复厦门、海澄之役，予在军中，总督姚公欲题叙，予力辞之）。……[193](https://www.daowen.com)
自诩平生最得意之举，一是以布衣充朝鲜采访使，一是在康熙十九年清军克复厦门和海澄之役立功。该役乃分由康亲王杰书和福建总督姚启圣率领，郑经因此败走台湾，尽弃福建沿海。致弥虽称姚启圣尝欲题叙其功遭他拒绝，但其实致弥当时仅为布衣，故即使立功，亦很难借以进入官场。
明末有许多知名天主教徒积极引进红夷大炮以对抗金国，他们翻译了一些欧洲的火炮专书，并透过同教、师生或姻亲等关系一脉相传。在明清之际，这些奉教人士依旧经由类似的人际网络紧密结合，[194]而西洋炮学的知识也仍在此社群中断续传承。如孙元化的家人虽在吴桥之变后，尽焚其兵学著作，但其中《西法神机》一书，则幸经其表兄弟王某（字式九）抄留了一份副本；康熙元年，此书辗转传至同里的金造士（字民誉），金氏遂“录之以示同学”。[195]金造士或亦为天主教徒，他与清初奉教的知名画家吴历颇多往来，且为致弥的好友。[196]相信致弥至福建入靖藩幕或协助姚启圣痛击郑经时，应随身携带此书，而此一“家学”不知曾否助其立功？
至于康亲王杰书的幕内，亦见西学西教的踪迹。康熙十三年，杰书奉命赴闽讨伐叛清的耿精忠，他在杭州礼聘了精通火器的布衣戴梓为其幕客，戴氏因此进献可连射二十八发的“连珠火铳”制法；十五年，为对抗郑经的军队，戴氏更负责监制威力颇大的冲天炮（大口径之短体臼炮）；十九年，因“佐康王平三藩、征台湾”有功，命直南书房，赏学士衔。[197]戴梓的火攻之学泰半得自其表兄弟张嗣陇（康熙十三年，或亦从杰书征闽，授福清县丞），而嗣陇之父就是颇精西洋炮学的张焘。[198]张焘是孙元化的标将，他曾与天主教徒孙学诗数度至澳门取人取铳，并合撰《西洋火攻图说》一卷。[199]同样地，李之藻之孙禧熊登顺治九年进士，历官至工部主事；徐光启之孙尔路于顺治十三年廷试授知县。[200]鼎革之初，许多奉教士人以及受西学训练的将领，也与大多数汉人一样选择顺应时势，先后入仕清廷，并帮助已站稳脚步的清朝奠定统一基业。
附录9.5
吴桥兵变对家族命运的影响——以王士禛为例
吴桥兵变也对许多家族的命运产生深刻冲击。康熙十四年，被誉为“一代诗宗”的王士禛尝作《漫兴十首》，有一诗即言及酿变的孔有德家族，曰：
惨澹苍梧野，风尘入桂林。
屠沽投闲起，巾帼负恩深。
铜柱无消息，交州竟陆沉。
何时大藤峡，披豁散重阴。[201]
其中后四句乃描述当时蔓延西南半壁的三藩之乱；至于“屠沽投闲起，巾帼负恩深”二句，则指出身卑微的孔有德，自吴桥兵变降清后始发迹，其女四贞虽深受清宫抚育之恩，却与夫婿一同叛清。
有意思的是，斥责孔家的王士禛恰为兵变重要当事人王象春的侄孙。由于象春的诗亦名重当世，钱谦益因此称誉“鸿裁艳词，衣被海内”的士禛曰：“新城门第大振于灰沉烟烬之余，禽息之精阴庆（荐），在季木可知也。”[202]指王家在遭逢吴桥兵变等劫难之后，象春（字季木）或在冥冥之中助佑士禛重振家风。新城王氏虽历经改朝换代的动荡，在科第上依然表现耀眼，顺、康间即出了九名进士，王家也仍与淄川毕家结姻不断。[203]
康熙十七年，出使朝鲜返国的孙致弥在顺天中举，但未能在翌年的会试中连捷，时任侍读学士的王士禛曾赋一诗送其南归，但字里行间却显得交情泛泛。以致弥甫赴朝鲜采诗的文名，加上他与元化之师友辈名士（如钱谦益、陈子龙、徐光启、方孔炤、魏大中、侯岐曾等）及其后人间的绵密网络，交游遍朝野的士禛理应特意结纳才对，笔者因此颇疑士禛心中或仍无法完全走出其家在吴桥之变遭到巨祸的阴影。[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