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一词以及“法律”概念是怎样实践的
关于近代日语对汉文的影响，学者时常认为，许多指示今天中文意思的字词，包括关于政法一类的字词，来源于日语的“中国进入”。“法律”两字连体一词也是如此。但是，这一见解看来是颇有问题的。[14]
（一）
姑且不说汉文古语中已有某些使用，比如《管子·七臣七主》的“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15]，《吕氏春秋·离谓》的“是非乃定，法律乃行”[16]，我们可以争论其到底是否指示了今天“法律”两字连体一词的含义，[17]就是此前15世纪至17世纪，我们也能发现不少今天意义的两字连体使用。
明代早期，学人桑瑜在撰写《常熟县志》时提到：
徐勤，字公立，任顺德县丞，明于法律，优于治政……容庆，字德善，任鱼基县丞，精于法律，尤善吟咏。[18]
16世纪，同为明代学人的汪佃在《建宁府志》中写过：
宋张叔椿旧志，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在此云云，验今俗，果然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狎于文……
兴学校，修孔子庙，公暇则召属吏训以诗书法律，岁旱垦祈……[19]
在此，可以看到与今日“法律”一词含义有些接近或者大致同义的“法律”两字连体式的语词使用。17世纪初期，亦为明代学人兼官吏的吕坤，也曾使用“法律”二字连体的语词。他说：
常训之以道义，常恐之以法律，常感之以古今故事……[20]
这里“法律”二字的连体含义，可能更为接近今天的使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稍晚于桑瑜、但稍早于汪佃的明代官吏兼学人薛瑄，即撰有《从政录》，其中还有这样的表述：“凡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之类，皆能熟视而深考之，则有以酬应世务而合乎时宜。”[21]该书另外一处提到，“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22]。所以提到特别值得注意，是因为后来学者熟知的西方耶稣会士意大利人艾儒略（Giulio Aleni）在1623年撰写的《职方外纪》中，曾用汉文记下这样一些字句：
欧逻巴诸国赋税不过十分之一。民皆自输，无征比催科之法。词讼极简。小事里中有德者自与和解；大事乃闻官府。官府听断不以己意裁决，所凭法律条例，皆从前格物穷理之王所立，至详至当。[23]
其中“法律条例”文字，几乎和薛瑄书中所说的“法律条例”文字如出一辙。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在薛瑄及艾儒略的例子中的“法律”两字使用，和今天“法律”一词使用，就其能指作用来说，也是一致的。[24](https://www.daowen.com)
当然，如果查阅明代之前或者15世纪以前的语词使用，也能发现类似的情形。比如，南朝时期沈约曾说：“汉东京使明法律者为之，天下谳疑事，则以法律当其是非。”[25]唐朝长孙无忌在《唐律疏议》中曾提到：
化外人谓番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其风俗制法不同。其同类相犯者须问其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异类相犯者若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以国家法律论定刑名。[26]
只是，这类情形可能较为少见。从此来看，以为“法律”一词的今日含义使用，是近代经由日本语言流传过来的，更可以说是没有仔细考察汉文语词使用的历史辞源的结果。
（二）
从“法律”一词和“法”“律令”“律”等字词的关系来看，作为中国近代发端时期的明朝，当然包括以前，人们使用“法律”一词的数量情形，远远不能和后者诸字词的使用的数量情形，同日而语。这是不奇怪的，也是没有较大争论余地的。但是，这仅仅是就语词单纯使用的大致情形而作出的一种估量判断，其意义，就本章的叙述目标来说，是颇为有限的，深究下去，在学术价值上也是很有疑问的。毕竟，无法考尽全部的古文语词使用，几乎也是肯定的。本章更为关心的问题是：作为西方人的艾儒略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汉文“法律”一词的？
人们可能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人们首先立刻就会想到，《职方外纪》出现之前的语言环境，已经为这一文本中的“法律”语词使用提供了大致前提。换而言之，此前一些文人已经自觉或者不自觉地使用了“法律”一词；这些使用，包含着这一语词的一般意义，而且，相对艾儒略来说是个重要的语言文化背景，会使逐渐通晓汉文的艾儒略“浸入”其中，成为汉文“法律”语词的“日常使用”的被规驯者。因此，艾儒略和上述其他明代人的“法律”概念使用，基本上是类似的。[27]
这种解释是可以的，也是能够说明问题的。但是，正是这一解释，却有可能遮蔽艾儒略的“法律”语词使用背后的中西交流话语实践，或者其中的具体“社会历程”，使人们容易忽略可能更为有意思、更为有挖掘意义的中西交流之中的“语词与现实”的相互关系。
（三）
我们再来考察汉文语词本身的使用。众所周知，大致来说，中国古代“法”“律令”“律”等词，通常是指今人所说的刑法一类的法律。其中，逐步繁衍出来的“法律”两字连体一词，似乎也是如此。应该承认，上述桑瑜等人例子中的“法律”语词使用，至少时常是指这类刑法。比如，从上下文来看，吕坤所写的“常恐之以法律”，就是在说今天的刑法，也是在指示这类刑法所具有的作用。毕竟，刑法的威吓功效，在古人看来，是自然而然的。再看薛瑄的语词使用。“畏法律保禄位”的意思，在“刑法”上，几乎是吕坤的意思的明显翻版。只是，在吕坤的使用中，其意是指“有人运用法律来恐吓”；而在薛瑄的使用中，其意是指“有人面对法律而恐惧”。此外，就薛瑄的语词使用来看，正是在“国家礼文制度法律条例”“畏法律保禄位”等字句的附近文本语境中，我们可以读到，“法者辅治之具，当以教化为先”，“民不习教化，但知有刑政，风俗难乎其淳矣”，尽管，其同时也提到了“不欺君，不卖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法立贵乎必行。立而不行，徒为虚文”。[28]于是，其中“法”字和“法律”一词意指“刑法”的寓意，也是颇为明显的。
但是，在艾儒略那里，情形有所不同。首先，上引艾儒略的文句中，虽然所说是指“官府听断大事所凭法律条例”，然而，在西方中，“大事”并不仅指刑事问题，这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其次，如果联系1620年代初期艾儒略撰写的《西学凡》，那么，可以发现，这是更为明显的。在《西学凡》中，艾儒略介绍了西方的“诸学科”，提到了欧洲各国“经传书籍，小异大同，要之尽于六科。一为文科；一为理科；一为医科；一为法科；一为教科；一为道科”[29]。法科是指学习君王治理国家，并且解决人间纠纷的法典；而法典，是“天命之声”“国家之筋骨”“道德之甲”。[30]艾儒略曾提到，西方自古以来就设立了法科学校，讲授明断人事的根本。经过6年学习以后，通过严格考试，特别优秀的学习者，可以委以世俗重任，授予一定的职务。不难看出，在艾儒略想象的自西方古罗马以来的制度这一背景中，“法律”不仅是指刑法，而且包括民法在内的其他法律。在此，可以见到，作为西方人的艾儒略的“法律”字词使用，和其时大致同代的中国人的“法律”字词使用，尽管字面相同，然而是有一些内在分别的。
另外，从“法律”制定这一角度来说，以“刑法理解”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法”“律令”“律”等字的使用，总是暗指“国家君王制定”这一内涵。逐渐繁衍出来的诸如上述明代中国人文本中的“法律”一词的使用，大致来说，也在意指这一内涵。从艾儒略的语言中，我们也能看出类似的意思。因为，艾儒略提到了，“所凭法律条例，皆从前格物穷理之王所立”。这是指明了“法律条例”和国家君王立法权力的依附关系。但是，在中国人的文本中，“法律”和“国家君王是否圣明”之间没有紧密的联系。这意味着，“法律”，通常来说，并不因为“国家君王并非圣明”从而失去“法律”的资格。换言之，一般来说，当时的中国作者不会因为国家君王并非圣明，从而认为其所制定的“法律”不是法律。中国古代对“法律”制定的理解，从整体上来看，颇有19世纪西方法律实证主义的几分意思，也即“法律就是国家有权者制定的”[31]。相反，在西方人艾儒略的语词使用中，“法律”和“国家君王是否圣明”之间，似乎是有紧密联系的。因为，艾儒略提到了“格物穷理”的语词修饰。
特别重要的是，艾儒略还提到了“从前”两字的时间限定语词修饰。这似乎暗示了两点。其一，西方“官府”所适用的“法律条例”，都是圣明君王制定的，如果不是圣明君王制定的，官府也就不会加以适用，于是，并非圣明的君王所制定的规则能否成为“法律”，就是一个疑问。如果肯定地来说，并且联系艾儒略在《西学凡》中表现出来的神学自然法观念（见下文），那么，其极为可能就不是“法律”。其二，制定“法律”的圣明君王，有着“历史渊源”，“从前”两字特别暗喻了汉文“先王”的历史意思。这样，“当下”的国家君王，在“法律”制定问题上，也就被赋予了“次要”的地位，尤其是在“规则由君王予以制定是否可以成为法律”这个定性问题上。如果联系前面提到的艾儒略在《西学凡》中所说的世俗法典是“天命之声”，那么，这里的圣明君王，更被赋予了挑起人们丰富想象的历史久远的时间概念，与广袤天际的空间概念。在此，我们同样遇到了一些内在的分别。
（四）
当然，西方是否有如艾儒略所说，在听断“大事”的时候，都是依据从前圣明君王制定的法律，这是无须给予讨论的。因为，这显然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没有人会相信，艾儒略的“事实判断”，必定是个真实判断。同样，其在上述引文中所提到的西方“无征比催科之法”、赋税“民皆自输”，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美丽传说，[32]今天，人们可能也会一笑置之。但是，这些恰恰成了上述内在分别的一个重要脚注。众所周知，在近代中西开始初步交流的时刻，无论作为艾儒略那样的西方人，还是作为阅读艾儒略著述的中国人，他们主动想象构建的“西方世界”，或者，被动想象构建的“西方世界”，都是重要的。没有这样的想象构建，即使是失真的想象构建，中西交流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此外，这里涉及语词如何使用的问题。这里的意思是说，“法律”字词的使用，从使用者的主观状态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感性使用；二是探讨使用。感性使用，意味着使用者没有特别在意使用语词的特别实践目的，使用者仅仅使用语言而已。比如，前面提到的明代桑瑜等人，可能就是如此。探讨使用，则意味着使用者也许特别在意使用语词的特别实践目的，希望通过使用语言，来诱导阅读者的思考方向。艾儒略的使用，可能就是如此。如果艾儒略的使用不是如此，那么，我们也就不太容易理解为什么艾儒略在知道中国其时“法律”两字大致意指“刑法”之际，还是使用该词去指包括“民法”在内的广义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