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意义的地理学科话语

除了上述三点之外，我们需要注意另外一个更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法律意义的地理学科话语。

（一）

1920年代，德国学者阿尔夫雷德·赫特纳（Alfred Hettner）指出，有两部著作对19世纪的地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一就是《论法的精神》，另一个是德国学者赫德尔（Johann G.Herder）的《人类历史哲学观念》。^[111]而本章前面不断提到的《职方外纪》，同样首先是地理学性质的一部著述。前面提到的《明史·艺文志》地理类书目中，列入欧洲人专著的仅见两种，一是艾儒略《职方外纪》五卷，二是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海外舆图说》二卷。《职方外纪》，大致介绍了西方的地形气候、风土人情、风俗习惯、政治制度、法律运作。此外，《职方外纪》的作者，还向西方讲述过中国的类似故事，尽管，其中的某些内容，可能仅仅属于今日标准地理学研究的辅助对象。《论法的精神》，则分析了西方的这些内容，当然也分析了中国还有世界其他地方的同类内容，进行比较解释。此外，《论法的精神》特别强调了地理因素和法律的相互依赖关系，将人口、气候、纬度、经度、地貌、物产等具体环境因素和法律制度勾连起来^[112]，而且1749年，在一个修订版本中，孟德斯鸠将一幅主要表现——但不限于——欧洲的地图附在书的开始部分^[113]，这意味着，地理学科话语是《论法的精神》中的一个重要学术路径。同样，如前所述，康熙本人也是非常关心地理问题的，关心地图的绘制问题。其后的雍正、乾隆，大体上也是如此。(https://www.daowen.com)

（二）

这里包含着这样一个暗示：以地理学科的知识坐标来看，世界的各个地方，仅仅是作为“地方”而存在的；换言之，世界的各个地方，是作为“地球一个分子”而存在的，从而是多元的，与“中西”或者“东方西方”这种大致二元分立并无多大的联系。或者，这样表达这个暗示：地理学总是循环性的，是从一个民族地方转向另外一个民族地方的，从而需要不断地深入新的具体区域以构建全球化的“细微世界想象”，而且，需要在多元的意识中，构建“世界图画”，尽管，这种图画的“中心”，可能随着图画绘制者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于是，法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法律”概念的使用，作为与地理状况相互联系的一个制度因素，总会因为“全球地图”的构建追求，以及“各地地理”的故事传说，从而附带地相互传入转出，进而存在一个“世界流通”的问题，也即或者通过不同语言的交流中的意会，或者通过不同语言的更为现实的翻译，而为世界的各个“地方”所理解、所运用。在这个意义上，针对近代初期以及后续时期，开辟“不断变幻的世界的这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关系”这一思路，要比固守“不断变迁的中西关系”和“不断变迁的东方与西方的关系”，来得更为真实。

而以康熙为代表的清代官方的法律概念话语实践，和以孟德斯鸠还有其他类似的思想家为代表的法律概念话语实践，不言而喻，是进入“不断变幻的世界的这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关系”这一思路的特别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