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选定”机制而产生的法学权威
那么，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在具有近现代历史标记的民国时期法学中，被批评的所谓“西方重要法学理论”，是怎样被“选定”的？作为“重要法学理论”标志的法学权威，是依赖“选定”的。而在任何时候，作为可以被批评的对象的，总是浩如烟海。“选定”本身是个重要现象，其中，包含了值得注意的、近现代西方法学权威得以生产的双重机制，也即推崇过程中的权威确立，和批判过程中的权威巩固，在本章语境中，更为重要的是“批判中的权威巩固”。
（一）
容易想到，对西方重要法学的“选定”，首先是通过翻译“西方学说中的‘选定’”，来实现的。
1932年，凌其翰翻译了一位法国学者撰写的、有关狄骥著作及其学说的论文。在被翻译过来的这篇论文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1928年，狄骥的去世，是“法律科学之一大损失”，狄骥“必为现代法律思想之重要关键……盖氏所贡献者，为特殊清晰，准确而又结构完备之学说，任何均难忽视者也”[26]。在凌其翰提到的这位法国学者看来，狄骥的法学理论，是颇为重要的，不论他者是想批判，还是完全推崇。[27]1937年，张季忻翻译了德国法律学者施塔姆勒的《现代法学之根本趋势》（Grundsätzliche Richtungen in der neureren Jurisprudenz）。在这部著述中，施塔姆勒，提到了相当一些西方重要的法学理论，并且逐一对其提出了居高临下的批评。比如，在提到耶林的“法律目的”学说的时候，施塔姆勒直接指出，其法律哲学是彻底失败的。因为，在施塔姆勒看来，耶林对于“目的”的概念所下的定义，是十分混乱的，“耶氏所选择的格言道，目的是法律的创造者，简直全无意义了，法律非目的所创造，却是宣布目的的东西呢”[28]。
在民国时期，作为“西方法律思想介绍”的翻译作品，上述一类著述，是时常可见的；而这类著述，对中国学者理解作为被推崇或被批判的“西方重要法学理论”，是有重要影响的。不难理解，通过西方学者来了解西方学者的“重要”，是学术上简便快捷的方法，而又被许多中国学人认为是行之有效的“准确操作”。因为，人们容易假定，西方学者，更为了解西方自己的学术状态。
除了对“西方学说中的‘选定’”的直接翻译，我们还能看到另外一种对“选定”具有影响的学术方式：中国评介者的导引叙述。
（二）
1921年和1923年，方孝岳，分别整理翻译了《大陆近代法律思想小史》一书。这本译著，源自1918年的英文版著述——《19世纪欧陆法律的发展》[29]。在这部译著的中文序言中，作为中国学者，方孝岳自己提到了一些“重要法学理论”的代表人物，比如，英国的梅因、德国的萨维尼和祁克，而且对相关的重要法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作出了说明。方孝岳指出，德国历史法学方法对英国法律学者梅因、梅特兰和德国法律学者祁克，是有很大影响的。方孝岳另外指出，中文译本所依据的原著，表达了一个重要观点，也即法律是明确颁布出来的“一件社会上的物事”，“法律是与人类生活中别种成分居同等地位”，所有这些，“是从德国萨维尼（Savigny）传到英国梅因以来法学者所公认而风行的。所以这个书的内容极不枯燥”[30]。
这里提到的另外一种方式的学术影响，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关于西方法学”的著述中，同样是时常可以看到的。例如，在介绍施塔姆勒法律思想的一篇文章中，丘汉平提到，施塔姆勒，“在今日的德意志是推为法界第一巨子了”[31]。而张季忻，在上述译著《译者序》中，也曾提到，施塔姆勒“为近代德国数一数二的法律哲学家，也是世界的有名法律哲学家。世人都公认他为新康德派的领袖”[32]。我们知道，评介中包含了一种隐蔽的话语指示，这就是，评介者对被评介的内容是熟悉的，因而其中“对所谓‘重要’的选定”，也就是可以参考的。这之中，当然包含了支撑西方主要权威的“中国辅助权威”。
自然，民国学者的一些评介，如同翻译一样，其背后另外展现着西方学术的广泛语境。
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在方孝岳译著所依据的英文原著中，存在着三个英语国家学者撰写的序言和导论。一个学者，是威格摩尔；一个学者，是鲍查德（Edwin Borchard）；另外一个学者，是波洛克（Frederick Pollock）。三位英语学者，叙述了自己对当时的法律思想的看法，不断地指出了19世纪诸如边沁和萨维尼，还有另外一些西方学者理论的重要价值[33]。这些看法，对方孝岳来说，很难认为没有影响。威格摩尔和波洛克两位学者，在当时的法学语境中，还是比较活跃的。无论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均是认为他们在世界法律历史和英国法律历史方面颇有建树。于是，他们的法律评述观点，当然可以发挥一定的潜在引导作用。其实，在威格摩尔和波洛克的序言、导论与方孝岳的评介中，是可以发现一定类似性的。从历史资料看，民国时期法学学者参阅西方诸如威格摩尔和波洛克等人的原文著述，从而确定“西方重要法学理论”的学术运作，并非是少见的。1929年，何世祯提到，梅因去过印度，在印度观察了乡村法律，发现这些法律不是经由人来制定的，但是人们事实上都在服从这些法律，因此，梅因十分怀疑分析法学的“国家强制力量是法律的必要元素”的理论。何世祯认为，梅因的观察，是正确的，于是我们也“就可以看出分析法学派根子上有错误了”[34]。实际上，何世祯接受了梅因关于分析法学派的理论存在问题的观点。1930年代初期，梅汝璈在讨论《拿破仑法典》制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对世界影响时，也参考了，并且沿用了，威格摩尔的观点[35]。
其次，我们可以注意，方孝岳在译著《序》中摆列着西文参考书目。参考书目，至少包括了诸如《世界伟大法学家》（Great Jurists of the World）这样的“导引”著述。而《世界伟大法学家》一书，就专门提到了近代以来的诸如格劳修斯（Hugo Grotius）、霍布斯、普芬道夫（Samuele Pufendorf）、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边沁、萨维尼、耶林等“重要人物”，以及他们的理论。[36]参考书目的“导引”影响，比较类似前面提到的被译原著；其所表现的，就是作为背景的西方学术语境的某种隐蔽控制。在此，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方孝岳的叙述和参考书目的“导引”内容的类似性。列出参考书目，在民国法学中，也是较为常见的。举凡具有西学背景的学者著述，总会列出相关西文文献。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另一方面，参考书目对于阅读方孝岳中文《序》的读者来说，又存在着同样的西方潜在的某种话语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