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个人主体实践
现在，我们可以对比地考察中国的早期左翼革命法学的一些个人主体实践。
（一）
我们先从朱怡庵入手。朱怡庵原名为朱镜我，前者是其笔名。他是后来人们熟知的新四军宣传教育部部长，1941年逝于皖南事变。[83]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其早年的经历，以及思想形成。1918年，年仅17岁的朱怡庵，因父母双亡和家境贫困，跟随考取日本明治专门学校官费留学的兄长朱德和，来到日本。[84]在日本期间，朱怡庵的经历和思想，是在一条相互有些矛盾的道路上演化发展的。
首先，随着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出现，他对左翼革命理论产生了兴趣。从1920年开始，朱怡庵比较注意俄国的革命动态，并且多有同情赞赏的心态。对于这点来说，一个例子是这样的：1920年，当东京《朝日新闻》误传列宁去世的时候，他曾为此深感焦虑，而在事实澄清之后，大为振奋，并且说道，“我既不希望这是真的，也不相信这会事实”[85]；然后买了啤酒和江闻道共饮，借以“表示祝贺”[86]。
其次，1922年，朱德和患病。经济上的窘迫，使朱怡庵深感在日本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世间多少人为此而苦”[87]。同年一天，教授汉文的日本教授坂本，讲到中国国民性低劣，“顽冥不知恩义”，朱怡庵“愤气奔心，差一点酿成冲突”[88]，晚上即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受的侮辱，不止这些。在国外的人，大概人人都饱尝不当的侮辱罢！纵令我如何的平何，崇拜非战主义，然而这种环境的压迫，我们当然要取最后的手段。我的最后的感想：就是我们中国，非同日本一战不可！预备着，死于沙场上，当然是我们的权利！[89](https://www.daowen.com)
两件事情对于朱怡庵来说，是深有刺激的，使其增加了对左翼革命理论的兴趣。同时，我们可以从朱怡庵自己日记的片语中，看到当时的朱怡庵的“战斗”情绪。
再次，1924年，朱怡庵凭借通晓日、英、德、法语言的能力，开始阅读马克思经典作家的作品，[90]初步形成了左翼革命理论的观点。这年，他曾提到：
现在的国家底短处，就在专门讲究外观上底强霸，国民底富强，差不多可说不置眼中——此地所说底国民，当然指大多数中产以下的——几个有产阶级者，虽得其所，但其大多数如何呀！资本主义的国家，应该打破的一理由，就在此地。[91]
也是这一年，他参加了日本共青团的外围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旁听京都帝国大学河上肇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讲座[92]，在思想上，形成了“主张革命”的信念[93]。此外，1927年2月，朱怡庵提出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议[94]。
但是，另一方面，就在逐步形成左翼革命思想倾向的过程中，他又希望学习知识，成为一名知识分子，而且，在读书道路上特别期待得到“带有资本色彩”的官费支持学习。
我们可以看到，1920年，朱怡庵考取了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开始得到官费以资读书。[95]之后，他考上了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1924年，则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96]几乎就在阅读马克思经典作家作品的同时，几乎就在自己认为“李宁（即列宁——本书作者注）底精神不死，想要改造社会，非有他底精神不可”[97]的同时，也即1924年，他立场博爱地选择了“时常标榜自己客观性”的社会学，作为自己的读书专业[98]。在这年里，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社会学固当研究社会底本质及其发展过程道上底法则，进而树立社会的理想，指导社会的去趋”[99]。后来，26岁时，也即1927年，他获得了，更为准确地来说，接受了日本学士学位。[100]
此外，1927年10月回到上海后[101]，朱怡庵在上海政法学院等大学任教，从事知识分子教学研究的职业工作，尽管，同时又在传播左翼革命理论，而且，和左联等左翼团体有着密切联系。[102]
（二）
我们再看李达的个人主体实践。
和朱怡庵类似的是，第一，李达出生时，以及年轻时，家境十分贫困，共有两兄一姐两弟，均为农民，因为贫困他们都没有读书机会。不仅如此，李达的整个家庭，还承担着沉重的地租负担。这对青年时期的李达是有很大影响的。[103]
第二，1900年，年仅10岁的李达，从长辈那里不断听说了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1905年，他又听说了许多关于国外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国内政治黑暗、清朝政府腐败的故事。这些，使其逐渐产生激愤报国的思想情绪。[104]另有一件事情可能是特别重要的。就在这一时期，李达读过一封关于徐特立的感人爱国举动的信件。信中提到，湖南辰州发生一起教案，清朝政府为了平息外国人的“愤怒”，下令辰州科考停止五年，并让一名中国人来“抵命”，当地知县因在收尸时痛哭而被革职；徐特立得知后，给修业学校学生讲课时痛陈国耻，十分悲愤、激昂，斩断自己一个手指。李达看了信后深为震动。[105]他说，“反帝爱国运动在那时是年年都要举行的”[106]。
第三，1909年，经过上海北上求学时，身材矮小的李达，在外国租界遭遇了外国人的歧视，印度巡捕要他注意一个“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挂牌，李达后来记忆深刻地说道，那时，“真是令人气愤！在中国的土地上把中国人和狗同等看待，岂有此理”[107]。1914年，已经成为日本留学生的李达，身患肺病，并且经济拮据，不得不弃学回国。[108]1917年，病愈之后，李达再次通过考试成为日本留学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知道了“十月革命”，而且知道了“所谓‘过激派’和‘过激主义’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布尔什维主义，而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又是马克思主义”[109]。
第四，1918年回国后，李达积极参加爱国救国运动，认为“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象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充思列宁主义的理论”[110]。1918年，再次去到日本后，李达开始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述。[111]1919年，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他公开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目的》两篇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112]以后，众所周知，李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最早时期的一些活动。1939年至1944年，因为时局动荡，李达大学教授生活中断，处于失业状态，其间，夫人离去，生活坎坷。[113]这些也使李达对社会的不平心怀批判。
但是，同样和朱怡庵类似的是，在形成左翼革命思想的同时，李达自始至终都期待着成为一名知识分子，而且，相对而言，似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虽然家境困难，然而，其从少年起便勤奋读书，喜欢数学，熟阅经典，勇于争论[114]；在几次考试中，均因没有成为第一名而深感遗憾[115]。1913年，李达考取了湖南留学日本官费生，1917年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李达十分用功，留学期间每日读书十二小时左右，其身患肺病，也是因为勤奋读书所引起的。[116]
其次，1917年留学回国之后，尽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活动，但是，李达知识分子的“身份情结”，依然根深蒂固，渴望成为大学教授。正是部分因为这一原因，其后来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17]1923年年底，李达来到“湖南法政专门学校任学监兼教授。后来，该校改为湖南大学法科，李达继续任教授”[118]。之后，虽然在大学里继续讲授左翼革命学说，但他主要还是从事知识性质的大学教育工作，以及研究工作。[119]
（三）
如果将视线转向张志让，我们也能发现，其和朱怡庵、李达有着类似的地方。张志让不仅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学习法律，早期生活经历复杂，接受了远房堂弟张太雷以及中共地下工作者张庆孚等著名共产党人的影响[120]，时常具有左翼革命的思想情绪，而且，同时一直担任大学法学教授、民国政府法官，从事律师职业，希望成为事业稳定并且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人士。[121]另外，尽管和共产党组织有过一些联系，然而，张志让始终都未参加过中国共产党。[122]
就蔡枢衡来说，众所周知，其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研究院；回国后，先后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昌大学教授等。即使是担任了大学法学教授，蔡枢衡所获得的学术声望，也并不是令其满意的。[123]
（四）
那么，在中国的这些典型人物的个人主体实践中，我们可以读出怎样的信息？
首先，在朱怡庵、李达、张志让、蔡枢衡的早期个人主体实践中，我们可以明显地发觉，中国的早期左翼革命法学理论的倡导者，时常并不是那么“纯粹革命”的；其思想观念中，时常包含着一些个人化的动机，或者动因。换言之，在留学读书这一具有象征性的“知识资本左右生存”的影响下，个人的较为狭隘的职业追求，和个人的较为宏大的社会理想，时常是相互纠缠的、互为裹挟的。因此，在法律理论思考的时候，这种个人意识形态内部的精神紧张，总会具有一些潜在作用的实质意义。于是，在“法学职业”话语运用和激进思想相互融合的背后，以及不自觉地既肯定、又否定法律实证主义观念的背后，实际上可能隐藏着个人生存期待和社会革命愿望的深层矛盾。
其次，深入地加以讨论，我们需要注意，法律、法学是种职业的表达，是种职业的生存方式，其和资本支持也是无法摆脱关系的，如此，法律、法学或多或少、直接或者间接地总和有产阶层存在着物质上的联系。如果的确可以这样理解，那么，我们可以发觉，这就深刻解释了在他们的早期左翼革命法学理论中，为什么在可以发现“批判情绪”“革命精神”的显著标志的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一定程度上的“循规蹈矩”“渐次说理”的专业话语痕迹，或者一类革命的“不彻底性”。经过这些，我们可以从根基层面上去理解，为什么在这些革命法学理论中，法律实证主义和自然法学的法律概念理论，总是有些“悖论”式地被沿用的，也即在肯定前者的时候，肯定后者，在肯定后者的时候，肯定前者——当经验分析时承认法律实证主义的一般概念，当价值断定时表达自然法学的一般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