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和必要的说明
（一）
1934年，吴经熊在一篇文章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1930年代左右的法学理论的时代精神，究竟是怎样的？在他看来，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地加以表明，也即，“我们可以说是怀疑和中心思想的缺乏”[3]。在这句话的注释中，吴经熊引用梅汝璈几乎同时所说的一句话，加以补充。梅汝璈曾提到：现在的中国，是缺乏中心思想的[4]。吴经熊另外指出，梅汝璈的表述，对于当时的中国法学是否合适，不属于自己文章所要讨论的范围，但是，读者阅读自己文章之后，“当知现代的外国倒是有这般彷徨的现象”[5]。那么，为什么“现代的外国倒是有这般彷徨的现象”？吴经熊讲，因为时任“哈佛大学法科教务长的庞德先生已经先我说过了，是说得最痛快淋漓的”[6]。对于外国法学的大致情形，吴经熊概括地说：
一切正在酝酿震荡扰攘——这便是现在法学的状态。换而言之，对于过去法学的批评，即是现今法学大部分内容之所在。[7]
吴经熊的这篇文章，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就外国范围来说，“法学权威”是不存在的。然而，就中国情况而言，吴经熊好像是有所保留的。他也许没有否认中国是存在“中心”的，也即某种“法学权威”的存在。否则，梅汝璈的表述，应当是在自己文章的讨论范围之内。另一方面，可以注意，在提到“哈佛大学法科教务长的庞德先生”的时候，一个“权威”，正在静悄悄地在吴经熊的意识中凸显表达。众所周知，庞德在当时便已经是“比较重要”的，尽管，可能不像1940年代至1950年代那样，属于不可置疑的法学权威。
（二）
在近现代中国，“法学权威”是个复杂问题，我们很难用统一的模式加以概括、说明。首先，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当时存在着“法学权威”，那么，这种权威的展示方式，有时可能是“特别”的，可能主要不是以直接“崇拜”作为表现形式的。其次，如果在某种可以认定为中国的法学权威中，“西方印记”是存在的，那么，也许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的法学权威也有“中国印记”。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不仅可以看到，吴经熊提到“哈佛大学法科教务长的庞德先生”，而且可能看到，西方学者提到中国的某位学者。再次，从法学学术主体来说，西方法学学术主体和中国法学学术主体，有时有着密切交流，这样一种交流，有时甚至达到了可以消融“国籍身份”标志的程度。这里的意思是说，其时中国学者，不仅“来自国外”（比如留学归来）、精通外语，而且时常走出国门（比如外出讲学），似乎本身就是外国学术成员的一个主体存在。于是，一个重要现象得以出现：在外国法学中存在的学术状况，可以并发地在中国同样存在。
可以发觉，如果所有这些关于“法学权威”的复杂，的确是存在的，那么，其会为我们提供一个值得注意的思考路径：在近现代“中西法学”的相对关系中，通过法学权威这一现象加以考察，西方法学，可能不纯粹是“进入”的、“领导”的；中西法学的相对关系，也许是“斗争”的、“彼此竞争”的，至少就部分情况来说是如此。因为，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西方的法学权威。而如果有时是彼此竞争的，我们也许就需要在某种程度上，重新理解近现代中国法学的特征，包括近现代中国法律概念理论的特征，以及重新理解法学里的“西学东渐说”[8]。
（三）
长期以来，在中国法学界，“近现代法学权威”可能不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几乎难以发现相关的学术著述。然而，在西方法学界，有人已经通过学者个案探讨过类似的问题。比如，威艾克尔（Franz Wieacker）在分析19世纪德国民法典的历史形成过程之际，梳理、解释了萨维尼的法学权威的意义[9]。霍维茨，直接梳理、分析了近代美国大法官霍姆斯在美国法学中的权威问题[10]。坎特罗维茨，也曾从微观的学术活动关系和社会背景的角度，同样分析了萨维尼的法学权威的特征[11]。这些梳理、解释、分析，是有启发性的。
只是，在我看来，这些探讨可能更多是从“国内法学背景意义上的内部竞争”来看近现代法学权威的问题，较少，当然不是没有，注意了这种权威所依赖的“世界法学背景意义上的外部竞争”，进而，未更多地深入思考“内部竞争与外部竞争的相互关系”；而且，缘此，未能挖掘其中包含的更深层的“法律意义”。而一旦可以更多地揭示法学权威与世界背景中外部竞争的相互关联，也许，法学权威所包含的更多意义，也就可以呈现出来；也许，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相对法学权威而言的、近现代时期的“一国国内法学背景”和“他国国内法学背景”的相互交流，以及可以在更深层次上，通过法学权威这一焦点，从“全球法学互动”的背景中，去理解近现代历史时期“一国法学的特征”，尤其是“中国法学的特征”，并且，从更有意义的角度，去理解近现代历史时期“民族国家问题”与“日常法律问题”的复杂关系。
（四）
从今天的法学知识谱系来说，法学是个展示比较宽泛的涵盖能力的概念，包含了各个法学“支系”。本章在文献资料上，大致采用理论法学的内容。采用这些文献资料的主要理由，第一，在于民国时期的法学学者，一般而言，对理论法学和今天所说的部门法学，都是颇为精通的[12]；而理论法学的内容，在他们自己的整体法学中，或多或少有着“指导”作用。注意理论法学，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代表”对他们在其他法学内容上所作所为的关注。当然，为了形成对应，就西方法学而言，本章也大体上仅仅涉及理论法学（除了极为个别情况）。第二，如此选材，就本书主题来说，是因为理论法学的内容，更为直接联系着“法律概念理论”；而“法律概念理论”，又特别容易凸显法学权威的人物表征。换言之，人们特别容易首先在理论法学，特别是法律概念理论中，去搜寻、欣赏、讨论作为法学权威的人物言说。因为，法律概念理论，在法学、法律中，终究是提纲挈领的。
此外，法学权威主要是通过学术运作中的“重要法学人物和理论”的“选定”来实现的。因此，本章将特别通过民国法学运作中的“选定”过程和机制的微观视角，来阐述法学权威在民国法学中的呈现和意义，并通过这一视角，展开知识社会学的深入分析，其根本目的，在于从一个重要侧面，去推进前面若干章所展开的中西法律概念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