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学术在“法学权威”上的自我选择
然而，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民国学者对“重要法学理论”的“选定”，仅仅是西方法学中“选定”的一个简单延续？
（一）
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无论作为直接表达形式的西方译著，还是作为间接表达的中国学者的导引叙述，以及诸如开列参考书目的方式，其中所包含的，总是西方学者的“选定”；而这种西方学者的“选定”操作，不仅对一般的中国读者的左右，而且对作为翻译评介主体的中国译者和评论者的左右，都是不可避免的。此外，我们当然可以认为，理解西方法学的途径之一，势必是由“西方选定式的著述”开辟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者对西方重要法学理论的“选定”，也就包含了西方学者已经作出的“选定”，或者可以说是西方学者“选定”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延续。而且，从西方世界的法学发展来看，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一国对他国的“选定模仿”的情形。的确，我们有时容易发觉，“西方重要法学选定在中国”的问题，是个“西方如何影响中国”的问题。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问题可能并非那么简单。
（二）
1931年，丘汉平撰写了一篇关于西方法学著述——《法律之故事》（The Story of Law）——的书评。这一书评提到，该书是十分有意思的，因为，这一著述的作者，希望描述人类古代野蛮的法律是如何逐渐地演变成为“时代合理化的……由人治的渐至法治的；由君主立法至君主守法及人民立法；由人民立法至人民守法”，这在法律历史的描述中，“可以说是有相当的成功”。[37]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丘汉平专门这样说道：不仅仅是我个人将这本书介绍给读者的，“就是当代的比较法大儒韦克摩（即本书提到的威格摩尔）教授也介绍这书是梅因（Maine）《古代法》以后的唯一巨著”[38]。
然而，丘汉平提到的《法律之故事》的作者，及其法学理论，在民国时期，大体来说没有被认为是重要的西方法学作者和理论，其明显地不能和分析法学、历史法学、社会法学、新康德法学、新黑格尔法学和后来的纯粹法学等学派的人物，以及理论，相提并论。这样的例子，在民国时期的法学中，时而可见。在此，我们可以发现“在民国法学语境中西方影响”的某种变异，也即民国时期的学者，似乎有时没有完全依照西方学术路向，去“选定”所谓重要的西方法学理论。就丘汉平的书评例子说，也即读过书评的后来的民国学者，没有遵循经由丘汉平所引述的威格摩尔之类的、西方学者所介绍的学术路向，进而“选定”。这意味着，民国法律学者，有时是有自己对“选定”的判断的。其实，在前面提到的方孝岳译著的中文序言中，我们就能读到包含某些“中国学者自我选定意识”的文字：狄骥
叙述从《拿破仑法典》直到最近的（最时髦的）《瑞士民法典》中间一切详细的背景上的迁流，这种“体大思精”的记录，足证明作者确是现代法律思想界的大人物……
而法国学者查蒙（Joseph Charmont）“那篇具有国际性的文章，更是将光彩直射到现在的人类上……其价值更不待言”[39]。在方孝岳翻译的著述中，三篇原文作者，除了狄骥和阿尔瓦列兹（Alexander Alvarez），就是查蒙。方孝岳设想，查蒙也许要比狄骥更加重要，至少是彼此相当的。即便是丘汉平本人，针对施塔姆勒的《现代法学之根本趋势》，也曾表现出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批评这本西方著述，“出于勉强的也有几处”，并未准确表明西方法学理论的“重要”内容[40]。
在诸如丘汉平、方孝岳等已受西方潜在语境影响的学者中，我们已能发现“需要变异”的自觉意识。事实上，从总体看，在民国时期法学学者的著述中，我们既能发现大量的“今天已成定论”的西方重要法学人物，及其理论，也能发现大量的“后来还有争论”的西方“重要或不重要”法学人物，及其理论[41]。这种状况表明，民国时期学者的学术视野，本身就是十分宽广的，他们，时常是在自由地通过自己的判断，来断定西方法学何种理论是重要的。因此，中国学者对西方重要法学理论的“选定”，也就自然可能是种并非完全西方化的“选定”。
另一方面，这种“选定”的变异，是十分正常的。即便是在西方法学中，比如，德国近代法学针对法国近代法学，英国近代法学针对德国近代法学等，也都存在这种“选定”的变异，人们都能发现，在一国中重要的，在他国未必重要；反之亦然[42]。可以理解，不同学者根据不同学术旨趣，自然可能提出不同的“重要法学”；不同民族国家的法学群体，根据不同的学术需求，自然可能将目标瞄向不同的“重要法学”。
于是，就变异而言，我们并不能够发现普遍单一的“中国朝向西方”的学术依附关系。就“批判地树立权威”而言，我们并不能够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学术运作，是西方学术运作的纯粹模仿性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