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世界”的话语实践及其背景
在此，我们当然可以像法学历史通常所说的那样，将中国的这种情形，视为“没有自然法传统”的一个表征；将西方的情形，看作“拥有自然法传统”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我们进入具体微观的历史话语实践，我们也许可以获得另外的、颇具启发意义的思考路径。这一另外的思考路径，也许可以成为分析两者差异的特别重要的理解纠正。换言之，在具体历史话语实践中，实际的微观环境背景的考察，也许远比这种观点——“没有或者拥有自然法传统”的观点——更为富有分析的意义，也许可使我们发现事物并不那么“中西二元对立”。深入来说，上述两种“法律”概念的不同使用，以及差别，也许是在“中西边界模糊”的多重繁复的具体政治对立中展开的。
我们先行考察“康熙世界”。
（一）
第一，从个人经历看，在位期间，康熙的一项重要政治活动是和西方传教士的往来，特别是与“步艾儒略后尘”的耶稣会士的往来。虽然，康熙曾经禁止过西方的宗教活动[46]，但是，从主要方面来看，康熙和耶稣会士保持了良好的关系。1668年，也即“圣谕十六条”颁布的两年前，年仅15岁的康熙，处理了棘手的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和钦天监正杨光先等清朝官吏之间的一次重要争执。在争执中，汤若望和南怀仁，依据西方的几何数学原理，计算天象，校正了明代历法中的一些偏差；但是，杨光先及吴明煊等，却认为这种校正属于图谋不轨，于是将汤若望送入了牢狱。[47]1668年，北京发生地震，震前南怀仁成功地预测了这次地震，相反，杨光先等却没有成功预测。之后，南怀仁抓住机会向康熙投诉杨、吴二人，指称对方陷害。[48]康熙认为，“历法精微，难以遽定，应差大臣同伊等测验”[49]，要求教士和杨、吴各自运用自己的测算方法，测量正午时间日晷表上所显示的日影长度。结果，“南怀仁所言，逐款皆符，而吴明烜所言，逐款皆错”[50]。最终，康熙宣布汤若望一案为冤案，并且深信西方科学，“授西洋人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51]，“对南怀仁神父十分敬重”[52]。
第二，需要注意的是，对于此时的康熙来说，与观念上的“西学优越”相伴随的，恰巧是身体政治上的“西学优越”。稍后一段时间，康熙曾经有一次染上疟疾，御医束手无策，在外传教的耶稣会士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和刘应（Claude de Visdelou），献上金鸡纳霜（奎宁），治好了康熙疾病。[53]此事，加深了康熙对西学的正面理解。而在疾病问题上，当年也即1661年，正是时任钦天监正的汤若望建议，由于康熙已经患过天花，不会因天花疾病而影响身体从而影响国家治理，孝庄及顺治，才决定由康熙继承皇位。[54]对此，康熙应当是“知道”的，并且是“铭记”的。[55]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耶稣会士在早期传播西方知识的时候，颇注意顺应当时中国君王的“世界中心”的意识形态。一个重要例子，即是早在将世界地图引入中国明朝的时候，利玛窦便将中国位置“小心翼翼地”摆在世界地图的中央。此举，不仅得到明代皇帝的赞赏，而且使地图顺利地在明代朝廷官员中广为传播。[56]到了康熙时代，另外一个例子，则是受聘耶稣会士绘制了《皇舆全图》，于1718年完成，这时的耶稣会士同样“谨慎地”将通过北京的子午线定为零度经线，以示中心。而《皇舆全图》，当时是世界上最为精确、范围最广的世界地图。[57]在此，显而易见，通过西方传教士的策略操作，西方知识被巧妙地和中国权威意识形态相互结合，从而促使耶稣会士所推出的西方知识，易于被康熙这样的君王接受。[58]于是，我们也就可以发觉，中西知识之间在这方面呈现了并非偶然的对接，以及当时相关一类西方学术政治和当时一类中国思想政治之间，也在这一方面，形成了某种心领神会的“合谋”关系。(https://www.daowen.com)
第四，可以注意，正是这一时期（在此主要是1670年之前），康熙阅读过包括艾儒略《职方外纪》（主要将其作为地理书籍阅读）在内的一些耶稣会士的书籍，并且，每日或者隔日（1697年以后），接受耶稣会士法兰西人白晋（Joachim Bouvet）、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和葡萄牙人徐日昇（Thomas Pereira）等用满语讲解几何数学、代数学和三角数学。在康熙的观念中，西方天文历法之类的科学，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的某些知识，并非是不可参考的，反之，它们需要翻译，而且需要清朝大臣对之了解，当然，所有西学，是不能传入民间的，即使像《皇舆全图》这样的渗入西学知识的世界地图，有时甚至也是不能在官吏中传播的。[59]就政治法律制度的某些知识看，后来，从1679年开始，张廷玉等着手撰写《明史》，其中专门提到了《职方外纪》，并且将其列入《明史·艺文志》[60]。1780年代，由纪晓岚等编辑的《四库全书》，也将《职方外纪》编入其中（当然主要将其视为地理书籍）。在文字使用异常敏感的这段清朝时期，编进包含西方政治法律制度部分介绍内容的《职方外纪》[61]，我们可以推断，实际上是继康熙之后将“西学”尽力予以表达的一个初步尝试。毕竟，在康熙的视野中，“尔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62]。
（二）
在这样一个具体微观的环境之中，包含自己特定含义的“法律”两字连体一词，尤其是在《职方外纪》中所用的“法律”两字连体一词，其和中国已有的“法”字，以及“律”字，作为意思相近的语词指称，同为康熙等君王所使用，相互替代，便是一件不难理解的语言实践。
更为需要提到的是，《职方外纪》中所提到的法律，是“皆从前格物穷理之王所立”的，其意是指法律和“圣明君主制定”的依存关系。这样一种意思表达，经过康熙等长期以来的众所周知的“圣明君王”的自我认同，也就容易发生某些内涵传达上的另外转换。这里的意思是说，在明代的明显是指“西方法律制定依赖格物穷理之王”的西方意识，在清代官方的三个相互联系并且可以相互替代的法律字词使用中，得到了要比明代较为“西化”的演变，也即三个字词和“格物穷理之王”，在中国可以具有进一步的相互勾连。在此，我的分析并非是说，此前的中国官方字词使用，是完全缺乏这种勾连的。在明代，官方当然也会认为自己的法律是理所当然的“格物穷理之王”所制定的。但是，在康熙等和西方耶稣会士的具体交往实践这一背景中，康熙等自己的君王“圣明”的自我认同，会和西方的“格物穷理之王制定”的话语意识彼此对接，形成一种微观的“世界意义”“世界视域”（在康熙等眼中），从而，会使康熙等要比以往君王更为相信法律经由自己这样的“圣明”君王制定才可称为真正的法律。自然，《职方外纪》中的“从前”（即“久远历史之前”）一词的意思，也许并未因此进入同样的另外转换。
此外，相关的是，康熙等对税赋的看法十分不同于明末时期的明朝政府。在康熙等清代君王的观念中，税赋和治国形象有着辩证关系。国库富足，固然依赖税赋增加，需要时时“征比催科”，然而，与长治久安的政治需求相关联的民无怨言，同样是需要考虑的。基于这种意识，康熙政府采用了“薄赋轻税”的策略。例如，从1662年开始，至1707年，在保证基本赋税的前提下，康熙政府已经累计免去全国各地钱粮几乎一亿余两；1712年，就纳税额的标准，康熙更是提出，“康熙五十年以后，滋生人口，永不加赋”[63]，也即以上年丁额作为当年纳税标准，“皇粮国税”永不增加。而且，根据历史记载，自1712年开始，三年之内，康熙政府“总蠲免天下地亩人丁新征、旧欠，共银三千二百六万四千六百九十七两有奇”[64]。虽然，康熙年间的薄赋轻税有着其他种种原因，但是，其和明末“征比催科”毕竟形成了明显的对照。在这一背景中，联系康熙与西人的“具体合作”实践，可以想见，当康熙阅读耶稣会士写作的《职方外纪》，发现其中用文字写下的西方“无征比催科之法”（见本章开始部分注文），相反，明末征比催科四处皆是，而后又读西方“所凭法律条例，皆从前格物穷理之王所立”的言语叙述，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在其自己的语词话语中产生明清赋税对比，明确提出“完钱粮以省催科”（见前“圣谕十六条”），贬明褒清，进而唤起“圣谕十六条”的“法律”一词使用的意识形态，应该不是一件无法顺理成章的事情。
（三）
当然，这一时期“法律”字词本身的其他日常使用，尤其是经过明代甚至更早时期的相关字词的日常使用，也会在康熙的语词使用的意识形态中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