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法律概念理论的语境分析

——以奥斯丁和丘汉平为比较视点

社会出身和政治观点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1]

前面三章，通过中西文化在个人身份上的微观融汇，比如，西方传教士或中国某些教徒深谙中西语言，或者，熟知中西制度实践，来深入探讨与“中西联系”相关的近代早期中西法律概念的特定使用，以及某些中西法律概念本身的纵向变迁，特别是中西法律概念，在具体语境中的相互纠缠，相互“斗争”。前面三章，揭示了从“中国角度”看的近现代法律概念理论的一个历史发动。从这一章开始，我将在“这个历史发动”的理解的基础上，推进新型范式的比较研究。我将在更为广阔的中西融汇，同时也是中西相互拉开的背景中，分析与法律、法学某些层面相关的“世界普遍化”的问题；进一步论证，在近现代，针对法律概念理论，我们更应冲破“一个民族国家”观念的束缚。(https://www.daowen.com)

前面三章，涉及一个结论，也即在微观的中西法律概念相互作用过程中，一个工具性的法律概念——今天人们熟知的法律概念——的使用，开始巩固起来。这一法律概念，包含了“国家权力”“国家法律秩序”的含义，因而，和本章将要深入研究的奥斯丁的理论^[2]，颇为接近。另一方面，第二章和第三章也提到了，几乎是在奥斯丁理论开始出现的时候，比如，1820年代至1840年代，与奥斯丁理论非常相似的“辞典”定义的理论，已经在西方传播开来。因此，从奥斯丁切入，展开中西比较，是有理由的。当然，这里的说明，对于本章研究的丘汉平的理论，是同样适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