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是世界法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
1947年，蔡枢衡曾说：
今日中国法学之总体，直为一幅次殖民地风景图：在法哲学方面，留美学成回国者，例有一套Pound学说之转播；出身法国者，必对Dugiut之学说服膺拳拳；德国回来者，则于新康德派之Stammler法哲学五体投地。[77]
这样一个判断，对1950年代以后的中国学者对近代中国法学的判断，产生过一定影响。现在，也有学者认为，近现代的中国法学状况，总体上是个“西方进入中国”的过程，“一百多年间，汉语文明一直处于被迫接受西方法律文明的境地，迄今而未止”[78]。总而言之，当时状况，便是法学上的“西学东渐”。但是，通过上述对民国时期法学权威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西法学的关系是复杂的，当中国法学在批判西方法学的时候，这种批判，不是单向的批判，而是至少出现部分回应的批判，从而是种包含“相互竞争”的批判。即使是就中国法学“学习”西方法学而言，我们同样可以觉察，中国法学内部，也是存在相互学习的，甚至发觉西方法学也在学习中国法学[79]，至少是在关注中国法学。而且，在“亲历”西学的背景中，特别是在注重学理这一背景中，学习西方法学不是单纯的模仿、“拿来”、唯西学理论是尊，学习中国法学，也不是无根无据的。相反，有如民国法律学者所说的，一切学习是在“世界各国法律思想之趋势与时俱进”中展开的，是在“一切学术之性质与时俱进”的精神中展开的[80]。因此，近现代的中西法学关系，是复杂的、相互裹挟的，并不那么“总体上是‘西方进入中国’的”。随之，我们也就需要重新判断蔡枢衡的判断，重新判断与之相近的观点。
同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能需要从某种角度，将民国时期的中国法学，看作世界法学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二）
1820年，英格兰的一位学者厄文（David Irving）来到德国研究法律资料，1823年，他提到，萨维尼的著作是当时最为值得注意的学术著述之一；1826年，一名曾经留学德国的苏格兰学者，瑞迪（John Reddie），出版介绍了萨维尼及历史法学派的理论的著述；1829年，英格兰学者凯瑟卡特（Cathcart），翻译了萨维尼的颇能表达历史法学基本观念的《中世纪罗马法史》；1830年，古诺（Ch.Guenoux），将萨维尼的《中世纪罗马法史》翻译成法文；1831年，英格兰学者海沃德（Abraham Hayward），将萨维尼的著名“小册子”翻译成英文；1841年，美国学者施密特（Gustav Schmit），创办《路易斯安那法律杂志》（Louisiana Law Journal），并在该杂志第一期的一篇评论中，专门介绍了萨维尼和德国历史法学派，其中，充满了十分倾慕的赞扬之词。[81]而1849—1850年结识过萨维尼的美国法律学者斯托里（William W.Story）提到，萨维尼拥有人们可以看到的“所有最值得注意的优点，其人宛如仙者，彬彬有礼、和蔼谦逊，但是生活在书的世界中，这书的世界是法律书的世界”[82]……
在世界范围内，萨维尼本人及其历史法学观念，通过各种话语流通方式，赢得了巨大声誉。
然而，施密特在表达充满赞誉之词的时候，并没有对外来的萨维尼学说不予批判。在他看来，萨维尼没有澄清历史法学理论的哲学基础，而且，萨维尼的学说，过于理论化，对于后来的法律学者，其意义是颇为有限的[83]。曾于1820年代末期在德国研究法律的英国学者奥斯丁，对萨维尼的历史法学理论，几乎没有任何兴趣，同时大加贬抑；他所欣赏的是法律的体系化。因而，他说，萨维尼的小册子——《我们时代立法和法学的使命》——“外表华丽然而内容空洞”[84]。而在美国，菲尔德在和卡特争论是否应当制定纽约民法典的时候，激烈批评了萨维尼的历史法学观念。他甚至颇有英雄感地宣称：
50多年前，萨维尼反对法典化，激起争论，而且萨维尼取胜了。但是，萨维尼及其追随者最终还是被战胜了。[85]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另外看到了萨维尼对域外法学的回应与关注。1841年，法国学者佛立克斯（Johann J.C.Foelix）来到德国学习，1843年，出版了自己的法文法学著述，并时而评论，甚至批评萨维尼的理论；当时已经成为重要法学权威的萨维尼，阅读了这部著述的第二版内容，并且有所回应。[86]1841年，美国学者斯托里，出版了自己英文法学著述的第二版；萨维尼阅读了这版英文原著，并且给予了分析讨论。[87]萨维尼在撰写《当代罗马法体系》的时候，另外参考了当时意大利学者洛可（Niccola Rocco）和英国学者伯芝（William Burge）的学术著述……[88]
其时的世界某些法学状况，有如当时成为世界法学关注焦点之一的萨维尼本人所说的，所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都表明了同样的兴趣解决问题，努力交流、接近，毕竟，人们可以发现，法律中存在了人们共同从事的法学研究[89]。在100年来的世界近现代法学变迁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类似的域内、域外法学的复杂交融，比如，在边沁、耶林等人的理论上，比如，在狄骥、施塔姆勒的理论上[90]。这在广义的西方，可能是更为明显的。这里最为重要的是，随着民族国家的交往，语言有时是共享的，学术交往有时是“亲历”的，思想也是“有来有往”的，从而，法学理论中并不是单纯的“一国对他国的进入或‘侵入’”，法学学者，有时在争论着，争论的时候，仿佛自己是世界法学的学术成员。毕竟，当语言不是障碍的时候，当“亲历”得以成为现实的时候，学术思想，是自然要经过学理考验的，人们势必要证明自己的学术能力和论理作为。因此，我们可以将民国时期的中国法学，部分地看成世界法学的一个内在的历史延续。
（三）
换种角度来说，我们面对民国时期的法学之际，不仅要从其时中国自身的角度去看望西方法学，而且要从西方法学内部，来考察西方法学，并在其中考察西方各国法学之间的某些关联，以及从西方各国法学去看望中国法学。在此，重要的是，要挖掘一个新颖的视角，也即不断地从一国到他国地巡回观察的视角，而不是仅仅固守一个传统的视角，也即只是持续地从中国到西方地直线观察的视角（并且，将这一巡回观察视角，和我前面提到的“中国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我们也许可以在另外的意义上，更为深入地考察近现代中国法学与西方法学的关系，甚至发觉，在当时的中西法学关系上，恐怕未必就是总体上的“西学东渐”。而法学权威的问题，对于这种考察和发觉，可以说是提供了适宜的切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