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的“学理研究”
如果认为吴经熊等与西方学者的学术交往，是种独特的“中西学术对立”，其“亲历”性的中西对话，具有值得注意的吸引意义，以及示范意义，那么，我们还应注意其时民国学者的“学理研究”意识。毕竟，对学理的注重，是吴经熊之类的“亲历”因素得以发挥作用的另一重要话语背景。没有学理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论理实力，难以想象“亲历”因素何以具有实际的吸引效果。
（一）
早在1900年，《译书汇编》杂志在第1、2期上，就刊载了法国卢梭的《民约论》（Du Contrat social）、德国伊耶陵（即耶林）的《权利竞争论》（Der Kampf ums Recht）和英国斯宾塞尔（即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政法哲学》（The Study of Sociology）等译著。《译书汇编》当时已经提到：
各国之制度，非可徒求诸形迹，要当进探乎“学理”，否则仅知其当然，仍不知其所以然。盖各种经营之结构，莫不本乎“学理”之推定。而所谓学理者，盖几经彼国之巨儒硕学朝考夕稽，以得之真谛也。[53]
这里，虽然明显地指示了“西方重要法学理论”可以在“巨儒硕学”中加以确定，但是，另一方面，同样重要的是，如果对学理进行探讨，那么，探讨的过程，也就不仅仅是学习——“面朝西方跟随西方”的学习，其中另外还要包括辩驳，包括“和西方巨儒硕学的理论相互对话”，否则，是无法获得“真谛”的。换言之，中国需要“取他人之思想，而以吾之思想融会贯通之”[54]。实际上，在此之后，对于学理研究的重视，是民国时期法学学者的重要表现。他们曾说，“法律本于法理，故法学初不以条文比较为限”[55]，“时代愈进，则学术之性质愈复且备”[56]，我们“希望多几篇料实讨论的文章，多引起一番供求的磨炼，多有一种更丰富的享受”[57]。
其实，在另一种意义上，民国学者探求学理，又是理解民国时期的“西方重要法学”的“选定”变异的另外一个路径。
（二）
1930年，美国驻华法院法官罗炳吉（Charles S.Lobingier）提到，对于中国的法律改革来说，中国应当重视已有四千年历史的法律制度这一现实，从而适应四亿人口的国家需要，
危险伏于急而非慎重之中。萨维尼（Savigny）以来的法学家已经指出一国的法律全部依赖他国是荒谬的。若当两国的法律代表了完全不同的文明类型时，则这种荒谬就达到了极致。[58](https://www.daowen.com)
罗炳吉的观点，可以视为部分西方法律人士，包括法学人士，依然信奉萨维尼历史法学观念的一个例子。[59]然而，几乎是在同时，甚至早些，民国学者已在学理上细致分析了萨维尼一些观点所存在的问题。在一篇论文中，朱显祯指出，历史法学派相信法律来自民族精神，同时民族意识又存在于法的“确信”，“萨维尼……等以法信为法规存在之确信”，但是，这种基本观念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如果谈到法规存在之确信，那么，确信的对象也即法规是不可能不先于确信而存在的。人的“智识和信念”，不过是针对对象物而言的心理状态。当存在一物、出现一事的时候，人才可以对之加以“经验而知之”。有了观念之后，人才能够超越“经验而信念之”。这就如同先有善恶之观念，然后才能出现“信善信恶”。所以，“信其为法之前，则法之观念不可不先此而存在”。萨维尼认为“法存于法的确信，而对于确信之对象物之法规为何一问题，则除民族之一般的必要感（Opinio Necessitatis）即法信之外，别无解说。此实类于鸡卵因果论”。[60]
在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民国学者是如何在学理细节上分析问题的。
1920年代至1930年代，无论英语国家的一些学者，还是中国的一些学者，对霍姆斯的理论都推崇备至。然而，除了上述吴经熊表达了对霍姆斯一般理论的不同意见之外（当然，吴氏本人有时也表达了对霍姆斯理论的极度赞扬），1934年，在一篇论文中，张志让指出，霍姆斯在《普通法》里对侵权问题的相关法理讨论是有问题的。在英国17世纪的贝斯利诉克拉克森案中，被告在自己地上割草，因自己地界与原告地界模糊，被告越界割去原告一些地草，法院认为侵权成立，但是在英国19世纪斯坦利诉鲍威尔案中，被告合法使用枪支猎射山鸡，枪支一发子弹碰到树枝后方向改变，误中原告，法院认为并不存在侵权问题。对于法院的不同判决，霍姆斯试图运用“不可免的事故”和“不可免的错误”的区分方法，作出解释。这意味着，在斯坦利诉鲍威尔案中，被告在开枪时，没有预见结果，同时这种没有预见不是由于自己的疏忽，所以此时出现的原告受伤，是“不可免的事故”。反之，在贝斯利诉克拉克森案中，被告割草造成的结果是被告知道的，只是由于误认原告的地草是自己的，才出现了误割。被告出现的误认，不是缘于被告的疏忽。这样，被告的错误，是“不可免的错误”。张志让认为，霍姆斯的观点虽有道理，而且，两种侵权的区别的确是存在的，但是，其未说明为什么在两个案件中当被告都是“无咎”的时候，一个被告承担责任，另一被告却不承担责任。[61]张志让1910年代末期，曾经留学美国，然而，并不因为霍姆斯《普通法》一书的巨大影响，就对其中相关学理不加深究。除了吴经熊和张志让的例子，在其他一些民国学者的著述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对西方重要法学理论的剖析批判[62]。
（三）
对于学理的当下注重，其功能是多方面的：
第一，在面对西方法学理论何者重要的问题上，判断的标准，将不再是现存的西方自己的学术宣扬，而是辩驳推理操作的有效结果。
第二，即使被以往人们衬托起来的所谓“重要法学理论”，比如，萨维尼的理论，可能还有霍姆斯的理论，依然需要在新的学术视野中，加以论证、检验。
第三，即便在学术上是“初来乍到”，只要能够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而且相形之下具有更多的道理成分，以及论理实力，那么，其本身就拥有了“予以‘重要’认定”的资格。
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我们可以从深入的层面去理解，为什么吴经熊一类的中国学者，可以得到西方显赫学者的积极回应（比如，吴经熊在“亲历”的过程中，至少展示了思考实力从而得到了西方学者的回应），我们可以理解，经由这样一种“对话西方”，为什么后来的民国法律学者，可以像本章第一节所提到的那样，不断加强对西方重要法学理论的批判与挑战。
除此之外，还是在这些意义上，我们又能，而且需要，深入理解前面一节分析提到的、以吴经熊等为显著标志的“中西学术对立”在法学权威筑造上的另层含义，以及本章第一节所提到的、民国学者在广泛批判西方法学理论之际，其本身所包含的有关法学权威的复杂内容。前面已经提示，重要法学理论的“选定”，不论推崇意向的，还是批判意向的，其中导向的实质问题，正是“法学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