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城市人口集聚和风险集聚的关系

虽然我们看到特大城市的巨大人口规模、人口密集和高流动性构成城市公共卫生的巨大压力，但应该认识到，人口数量和人口密集并不是传染病事件的原因。城市人口的集聚和流动性只是构成城市健康风险的外部条件，能加剧传染病病毒的传播和扩散。我认为，特大城市的各种问题是人口增长和城市管理服务能力不相对称的结果^[5]。在人口增长过程中的管理服务能力不足，因此产生出城市的问题。城市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包括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也应如此来加以判断。不能将疫情扩散归因于特大城市的人口数量过多，其根本上是由于城市卫生防疫体系效率低下。因此，应对特大城市公共卫生风险的挑战，根本上还是要加强和完善城市治理，要以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能力作为对策，也就是需要提高特大城市的人口承载力和风险处置能力，提高城市治理的能力。

城市问题不仅不是由于特大城市人口集聚造成的，而且客观来看，城市人口增长扩大了各种风险压力的同时，对城市风险的应对和解决也提供了积极支持。人口集聚过程中的财富效应支持了特大城市应对风险的能力。人口集聚过程中的知识外溢效应、公共服务的规模效应，以及现代城市具有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对于风险管控具有积极作用。某种意义上看，特大城市传染性疾病的死亡率是显著低于非特大城市地区的，特大城市的健康安全是高于其他地区的，特大城市对于传染性疾病的处置能力、医疗服务供给能力和社会经济生活的配套能力也是显著高于非特大城市地区的。(https://www.daowen.com)

因此，尽管特大城市中存在着复杂风险的集聚，随着城市规模扩大，特大城市所面临的各种风险会呈现出指数增长，但特大城市应对风险的能力也会随着人口集聚呈现指数增长。而从人类的发展历史来看，城镇化过程中人口应对风险的治理能力增长总是快于风险增长的速度，因此才带来城镇化过程中的繁荣和人类福利的不断提高。

武汉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似乎会带来一种对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恐惧印象，觉得是因为人口集聚带来了风险集聚。然而，这不利于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和相关的风险管理形成正确的认知。在特大城市的人口集聚和风险集聚的相互关系中，不能简单因为特大城市是人口高度集聚和高流动性的城市，使城市风险面临更大压力，就将城市人口和城市问题简单关联，并进而强化将人口管控作为城市管理的政策考虑。将人口集聚和城市问题的简单关联，是一种非常马尔萨斯主义的看法，认为城市人口增长总是会快于城市管理服务能力的提高。与其说这是一种理论判断，不如说这其实是对城市管理服务能力不足的借口。实际上，从世界城市的发展历史看，城市管理服务能力是不断提高的，城市总体上是在人口增长中促进富裕、安全和实现生活质量的提高^[6]。而且恰恰是城市发展能力的竞争性和城市管理能力的高质量，带来了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也恰恰是城市管理服务能力和城市治理能力的提高，才在根本上得以应对现代社会复杂风险的挑战。如果将疾病蔓延简单归因为特大城市的超大人口规模，就会扭曲问题的实质，忽略特大城市实际上提供了更强风险管理的真实情况，并会偏离在城镇化过程中完善城市管理服务、加强城市治理现代化、提高城市承载力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