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疫情中的边缘人群

以2003年东亚地区SARS危机为凝视对象的民族志案例，对当前疫情研究具有温故而知新的田野指南意义。同样《病毒网络：有关H1N1流感瘟疫的病志学》^[7]《传染病与不平等：现代瘟疫》^[8]《或许是瘟疫：“危险”公共文化中的戏剧性事件》^[9]等以传染病为主题的人类学著作也特别值得关注。《病毒网络：有关H1N1流感瘟疫的病志学》以2009年到2010年期间爆发的H1N1流感瘟疫为棱镜，聚焦一个由病原体、专家和普通人群所构成的全球公共卫生网络。麦克派（MacPhail）采用了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研究方法，同时指出：对于流感瘟疫，研究者无法提供任何线性的单个叙事文本，因而呈现多声道的叙事文本才是可取的路径。此外，作者围绕确定性（certainty）、“可预测的不可预测性”（predictable unpredictability）提出独到见解。同样，《或许是瘟疫：“危险”公共文化中的戏剧性事件》则聚焦社会焦虑作为流感灾难科学性预测的产物本身的形状，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作为一种风险（公共）文化的流感，而不是作为单纯疾病的流感。这两部来自全球健康公共文化研究者的民族志，对于身处疫情中的中国同行来说，是弥足珍贵的他山之石。

医学人类学哈佛学派中最具公共知识分子色彩的法默（Paul Farmer）和金镛（Jim Kim）在全球健康领域30多年辛勤耕耘，是当代中国人类学和流行病学领域从事跨界研究和诊疗实践的有志之士，具有显而易见的示范效应。早在1987年，法默与金墉就成立了以社区为基础的非营利组织“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与美国、海地、秘鲁和墨西哥缺医少药的穷人结成健康伙伴。作为融学术探索与医药服务为一体的平台，“健康伙伴”成功地将凯博文的医患理念从精神病和慢性病引入急性流行病的救治过程，为长期以来困扰当代人类学者的理论-应用二元论展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https://www.daowen.com)

法默刚入人类学门槛时，就已经形成了对这门学科所应具备的现实意义和功用的独特见解。在阅读马尔库斯（Marcus）和费希尔（Fischer）的名作《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时，法默敏锐地抓住了书中被多数学者忽视的一个观点，即诠释人类学尚需担当起对历史和政治经济学全面负责的重任^[10]，而对于法默来说，这意味着他必须成为将治病救人和学术思辨有机结合的诠释人类学家^[11]。法默注意到：自从首个艾滋病例被确诊和报道以来，流行病领域对这一全新顽症的科研发现可谓汗牛充栋，而与此同时，如何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决定因素来对艾滋病流行趋势和特征获得真正的跨学科洞见，仍然是一项未竟议题。在北美公共卫生权威机构的专家和官员的眼中，源自非洲的艾滋病病毒在1985年进入海地，随后传向美国。这似乎是一条合乎常理的流行病传播的必经之路。然而，法默以大量流行病数据为立论基础，确证艾滋病病毒实际上是从美国输入海地，其携带者多半是以游客身份来海地享受性产业服务的美国人、加拿大人和海地裔美国人。他们在一个叫“家乐福”（Carrefour）的贫民窟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买春。一直承担艾滋病毒传播“中转国”恶名的海地不但是替罪羊，更是全球不平等所造成的艾滋泛滥成灾的受害者。欧美对海地的不公责难对海地经济和贫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法默毫不犹豫地以此为探究议题，综合来自田野民族志、历史、流行病学和经济学的数据，撰写一部“以苦难遭遇为阐释对象的人类学”博士论文，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艾滋与责难》这部当代医学人类学和全球健康领域并不多见的接地气的民族志“跨界”之作^[12]。在1999年出版的《传染病与不平等》一书中，他秉承《艾滋与责难》的核心观点，指出：现实中广泛存在的全球和地方性的健康不平等及其背后的结构性力量，最终决定了为什么有些传染病患者能幸免于“传染”，有些则被感染并遭受责难。通过民族志叙事和分析，法默对流行病学和国际健康领域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法默的医学人类学者和医生的双重专业角色，使其研究融合了来自人类学、临床医学和流行病学领域的不同视角。法默的开创性研究，为我们在当下田野研究中如何关注疫情中医疗资源无法惠及的边缘人群（尤其是老弱病残者），并进一步思考健康不平等与抗疫成效之间的相关性，具有启发灵感和思路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