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在武汉疫情防控中的专业主义表现
社会组织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地区参与疫情防控的表现可以说存在一定的差异。显然对于那些社会组织资源丰富发达的地区而言，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的作用会比落后地区更显著一些。不过，在疫情的不同阶段，虽然社会疫情防控的需求不同，但总体而言，社会组织能够积极及时予以回应。特别是在参与疫情防控的这段时间里，一些学者认为社会组织在参与率、参与范围、参与程度和参与成效上表现突出[7]。当然，如何全面系统和准确客观地评价社会组织在疫情防控各个阶段的表现或成效还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调研和实证分析，这将超出本文的范围。在此将仅仅从专业主义角度考察湖北的疫情防控期间社会组织的参与情况。
那么，从专业主义视角，如何来看待各类社会组织或NGO机构在湖北新冠肺炎疫情抗争中的表现？NGO机构的组织员工或管理者在疫情防控中可以发挥何种专业功能？以及媒体反映的红十字会、韩红基金会以及各种医疗机构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实际上体现和发挥了何种程度的专业主义精神？这些问题当然是非常复杂的，需要系统地调研和评估，我们在此想仅仅从媒体公开的一些有限的信息资料对相关问题做一个简要的讨论和思考。
可以说，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抗击战中，绝大多数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的专业主义精神无疑给世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无论是来自全国各地驰援武汉的志愿医疗队，还是武汉本地的定点治疗医院的医护人员，都承受着疫情非常时期的强大的心理压力和职业风险，几乎所有的医护人员都坚守着自己的职业岗位，不管是竭力收治和抢救重症确诊患者，还是检测疑似患者和护理轻度确诊患者，通过媒体报道让人们了解到许多感人的专业主义行为事迹。当然，其中最为典型还是因为感染病毒去世的李文亮医生，从专业主义来看，李文亮拥有丰富的基层一线医疗从业经验和一定理论研究能力，其对病毒性肺炎的症状和可能的人际传染的严重性具有较强的专业判断敏感性，这是其专业能力的体现。而其能够坚持依据自己的专业判断把该病毒性肺炎的危险性通过微信群传播出去，这是其专业精神的体现，即李文亮主观上愿意运用其专业能力去提醒公众的健康安全意识。我们要意识到任何一个领域的组织和个人的专业主义对于整个社会福利、效率以及正义的重要性。如果李文亮的专业主义的“吹哨”警示能够在当时被及时重视，而整个社会采取专业主义的干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其给当今社会带来的福利和价值该有多么巨大。
一个组织的专业性是由其组织的员工和管理者的专业主义行为或精神来体现的。而专业主义依据组织的特性可以简单地区分为业务技术专业主义和管理专业主义。前者主要是社会服务组织（如医院、学校以及养老服务机构等）的一线运用专业技术能力的员工，如医生、教师和护理员等，社会普遍关心的李文亮医生的专业主义就属于医疗服务业务类型的。而后者特别适用于社会服务组织的管理者或者说社会企业家对组织管理的专业程度，以及一些并不直接提供面向客户服务的行业组织或基金会等。如疫情控制早期大家关注的武汉市红十字会捐赠物品接收和分配风波以及韩红基金会停止接收捐赠的案例就属于组织管理的专业主义问题。
组织管理的专业主义与社会组织的领导人或社会企业家精神以及组织的独立性、志愿性等特性紧密相关。比如从一个社会组织的独立性来看，社会组织的运转或定位应该和政府、市场的功能有一定的错位或互补性，而不应该过于同质。如果一个社会组织过于雷同政府基层部门的运转风格或蜕化成政府的受托办事机构一样就会容易走向官僚主义，而过于偏好市场化的运转方式则容易蜕化成具有商业企业性质，丧失其公益性。(https://www.daowen.com)
在这次武汉和湖北的疫情防控战中，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暴露出来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的业务专业主义问题，而是社会组织管理运作尤其是不同社会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协调的管理专业主义缺乏。在武汉疫情防控中，社会组织参与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医护的资源的筹集和调配供给的匹配性，无论是武汉红十字会关于接受和处置山东捐赠的蔬菜风波以及物资调配低效率不合理引起的争议，还是韩红基金会宣布停止接受捐赠，都反映了相关社会组织或基金会在应对超出平时的庞大管理统筹能力需求时所面临的压力和困难，尽管这家组织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性质完全不同。
对于韩红基金会在连续接收到3 000多万元的捐款之后表示暂停接受捐款，公众事实上表达了对韩红基金会极大的理解和尊重。虽然韩红作为一个歌手，其管理专业技能的专业性肯定有限度或存在缺陷不能支撑应付如此巨大的捐款物资的处置，并且其也透露自己已然累倒生病了。但韩红仍然宣称要像个战士或军人一样战斗，这种管理专业能力存在不足但专业精神或社会企业家的精神气质还是能够打动公众并获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疫情暴发初期，武汉市红十字会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当然，很多问题的出现来自疫情突发缺乏准备造成的，应该看到武汉市红十字会在疫情抗争中积极的方面，相信大量志愿者的参与和众志成城的精神正在改变着武汉市红十字会的行为，组织运转的专业主义也是一个社会学习的过程。
不过，随着疫情防控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之后，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的程度和专业能力也在不断深化提升。如社区社会组织充分发挥扎根社区、熟悉社区的优势，协助社区（村）做好防疫宣传、卫生消杀、重点人群防控排查、信息收集和报送工作，与社区工作者一道合力扎牢社区群防群控的篱笆。而社工机构主动参与疫区人员心理解压工作，为受疫情影响的人群提供心理支持，积极预防、减缓和控制疫情的心理社会影响。2020年1月23日封城当日，楚馨社工服务中心迅速成立疫情防控工作小组，动员社工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积极参与防疫工作，在武汉市社工联指导下成立医护心理支持平台[8]。武汉漫画研究会组织创作了抗疫主题漫画400多幅、推送漫画抗疫作品40多期。武汉市摄影家协会创作抗疫主题摄影作品1 500余幅（组），推送出新媒体图文、视频专题60余篇（条），达到上百万的阅读量[9]。
当然，社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的专业主义表现还与很多其他的因素高度相关。如社会组织运转背后的政府部门指导、枢纽平台或行业引导、资金支持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综合能力和社会公信力等都会影响社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的专业主义表现效果。如一些评论注意到，“在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理中，社会组织通常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组织宗旨中具有救灾职能的社会组织，例如慈善总会、红十字会、救援队等，另一类为本身不具有救灾职能而主动参与的社会组织。基于此次疫情的突发性、重大性和复杂性，第一类组织由于规范性应急机制的缺失或不足，表现出应对不力，第二类组织由于缺少处理重大突发事件的经验与能力，显得手忙脚乱”[10]。可见，社会组织应对疫情的专业能力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不仅仅依赖于组织自身的专业资源和能力因素，而且还与社会组织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疫情危机的严重程度等各种因素相关。特别是对于本身具有灾害救助性质的社会组织而言，其是否具有应对各种可能的自然灾害或社会特重大危机事件的预案本身也是其专业主义能力的一种信号显示或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