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数据与个体鲜活生命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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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汗牛充栋的流行病学、病毒学和公共政策学领域的文献相比，对2003年SARS疫情危机进行的带有跨学科特征的质性研究案例为数不多。笔者经过初步梳理，找出三部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志案例：哈佛大学人类学者凯博文和华琛的《SARS在中国：下一次流行疫病的前奏？》^[3]、耶鲁大学社会学者戴维斯和人类学者肖凤霞的《SARS：中国三座城市的反应与解读》^[4]以及布朗大学人类学者梅其芸的《传染之变：SARS危机后中国公共健康卫生体系的重塑》^[5]。

其中最具范本意义的是《SARS在中国：下一次流行疫病的前奏？》。该书是凯博文和华琛在SARS危机结束后出版的一本文集，充分吸纳了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全球健康、经济学、医学史和公共政策等相关领域顶级专家观点，试图对SARS这一21世纪首次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进行重构、分析和反思，可以说开启了以多学科合作方式来研讨风险社会与流行疫病的先河。而戴维斯和肖凤霞的《SARS：中国三座城市的反应与解读》则力图在文化地理、传媒研究和大众文化的跨学科视角内，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的焦点议题展开讨论，如：空间治理和安全、公共卫生政策制定、公共文化建构以及社会危机中传媒扮演的角色。《传染之变：SARS危机后中国公共健康卫生体系的重塑》是首部以华南某疾控中心为田野聚焦对象的民族志作品。作者梅其芸在书中力图探讨2003年SARS疫情发生后，中国地方性公共卫生体系在日常重构过程中如何关注个体的问题，展示了SARS疫情结束之后中国基层公共卫生人员专业化进程中遭遇的困境以及科技工作者在制度重建过程的努力，同时也指出：公共健康卫生体系缺乏对个体的关怀是一个普遍的跨文化现象，人口是一个统计学的概念，是对总体的客观描述，国家层面的宏大叙事强调公共健康卫生体系的存在是出于集体利益，而非个体利益。

令人遗憾的是，随着SARS危机在2003年春夏之际迅速消失，上述民族志案例似乎失去了“时效性”，没有得到中国同行足够的重视。然而凯博文和华琛编撰《SARS在中国：下一次流行疫病的前奏？》一书的初衷，正是希望能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他山之石，为避免或者更从容应对下一次疫情做好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在某种程度上，凯博文在书中针对“疾病污名化”和“社会苦痛”体验的阐述，华琛对于全球化语境中由于“前现代”食物生产体系与“后现代”生活方式共存而产生的风险和挑战所做的带有先见之明的论断，为17年之后处在新冠病毒疫情危机中的田野观察和分析，提前做好了功课。而在防疫关键时刻上任的湖北省委书记应勇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的“与疫情相关的一个个数字背后，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6]，也印证了梅其芸在《传染之变：SARS危机后中国公共健康卫生体系的重塑》中有关公共健康卫生体系必须关照被人口统计数据所遮蔽的个体利益这一弥足珍贵的田野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