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锦标赛机制

锦标赛机制是保障和激励地方政府积极参加先行先试和基层探索的重要机制设计。

锦标赛作为一种激励机制的特性最早由拉泽尔（Edward P.Lazear）和罗森（Sherwin Rosen）提出，他们认为在风险不定或代理人产出相关的情境下，对代理人进行相对业绩排序能显著改善产出效果^[7]。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中国奇迹”背后，人们发现地方政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地方政府积极探索，寻求一切可能的来源进行投资、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的热情在世界范围内是罕见的。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能有这么高的激励去大胆探索，推动地方的经济增长呢？周黎安的解释是晋升锦标赛，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部门的主官设计了一种晋升竞赛，竞赛优胜者将获得晋升；改革开放以来晋升锦标赛的最实质性的变化是考核标准的变化，地方主官在任期内的经济绩效取代了改革开放前的政治挂帅^[8]。中国的晋升锦标赛符合了能够发挥激励作用的五个条件：第一，上级政府的人事权力必须是集中的，它可以决定一定的晋升和提拔的标准，并根据下级政府官员的绩效决定升迁；第二，存在一种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角度看都可衡量的、客观的竞赛指标，如GDP增长率、财政收入等；第三，各参赛主体即政府官员的“竞赛成绩”是相对可分离和可比较的；第四，参赛的政府官员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控制和影响最终考核的绩效；第五，参赛主体之间不容易形成合谋。

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晋升锦标赛还使得地方官员之间的官场竞争与不同辖区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以及更大范围的国际市场竞争紧密联系在一起，塑造了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的“官场+市场”模式^[9]。“官场+市场”的双层市场模式不仅使地方政府成为企业的“帮助之手”，而且还激发了政治企业家和民间企业家的创新冒险精神，促成了地方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携手并进。唐雪梅、黎德福用双层锦标赛机制对此进行了概括，即中央政府代表整个社会确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与方向，并通过特定的奖惩措施（主要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晋升）激励所有地方政府围绕高质量发展进行排序竞赛，地方政府再通过特定的奖惩措施（主要是差别化的优惠政策）激励辖区内所有企业围绕高质量发展进行排序竞赛，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10]。(https://www.daowen.com)

当然，单纯重视GDP指标的晋升锦标赛会产生一些问题，包括参赛主体只关注那些能够被考核的指标，而对那些不在考核范围内或不易测度的经济社会绩效不予重视；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行政竞争使得地方政府之间容易产生非合作倾向，也容易助长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等问题；锦标赛决定权集中在上级政府，地方的多元主体（市民、企业、社会组织等）参与度不够。

同时，当锦标赛机制开始引入非经济领域（比如脱贫攻坚、乡村治理、城市治理、文明城市、污染防治等）时，开始面临更多的挑战。比如目标趋于多元和复杂，指标难以清晰划定；不同地区非经济领域锦标赛的禀赋条件、“起跑线”不一也是客观事实；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国内民意传达机制的完善和对地方政府舆论监督的加强、经济发展中居民对公共品偏好的增加，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最优激励模式从GDP锦标赛向满意度锦标赛转变，就意味着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要实现从“为增长而竞争”到“为和谐而竞争”的转变^[11]。

于是，锦标赛机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比如，指标体系进一步完善，指标中不仅包括“争优”的指标，还新增了兜底指标和短板指标，即锦标赛之外还有“达标赛”；李永刚、管玥提出除了速度类锦标赛，还有技巧类锦标赛^[12]。激励机制也进一步多元，对于职务晋升机会渺茫的底层地方政府官员，面子竞争、社会地位和集体利益等，成为激发其参与锦标赛的关键因素^[13]。竞争的透明度进一步提高，鼓励市场主体、社会大众和媒体在非经济领域锦标赛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