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中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
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作用几乎无处不在，其涉及的领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即新冠病毒肺炎的诊疗服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服务以及疫情防控资源动员筹集服务。
首先，提供新冠肺炎诊疗服务的绝大多数定点医疗机构本身就是非营利性质的。尽管公众对于一些公共医疗的日常医疗服务的某些特色项目的公益性会有所质疑，但是，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期间任何一家定点医疗机构的新冠病毒检测和诊疗服务的非营利性质并无任何异议。当然，对于武汉和湖北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定点医疗机构而言，来自全国各地的很多支援医疗队无私的奉献牺牲精神更是那些公立医疗机构非营利性质的直接体现。
其次，为新冠肺炎疫情提供社区防控服务的各类社会组织也是非常活跃的。如很多非营利组织利用自身的专业技术特色尤其是人力资源为本地区社区疫情防控提供各类直接的技术、咨询和志愿者等服务内容。其中，上海市卫生健康委、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启动“上海市发热咨询平台”，开通24小时热线电话，由来自市级医院的近百名专家轮流接听。同时，依托网上门诊“新冠工作室”，为有发热等症状的市民提供24小时在线咨询服务，合理分流患者，减少市民到医院就诊[2]。
如上海市浦东五加二青少年公益服务中心发挥自身优势，为祝桥镇、沪东新村街道、宣桥镇、老港镇、新场镇制作线上表单数据系统，为社区开展防疫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浦东新区幸福家庭服务中心运用自身心理专业特色，多方动员百余名心理热线志愿者搭建“全国首条24小时免费‘心理抗疫’热线”，为奋战在第一线的医护及相关工作者及其家属及群众提供线上心理咨询服务。目前，共接听热线电话311个。浦东新区旅游业协会多措并举，为会员单位提供免费的空气净化服务，加强重点人员信息的滚动排查，将疫情防控各项措施落细落小落实。[3]
再次，非营利组织在疫情防控中尤其引人注目的作用是为重点疫区筹资和接受各种医疗防护物资的捐赠。这一点可以从媒体或公众对武汉红十字会和韩红基金会等接受各地捐赠物资和捐赠款项的高效透明的高度关注就可以感知到。武汉市慈善总会作为市指挥部指定的全市两家接受捐赠主体之一，承担了全市通用物资和资金捐赠接收任务。除了慈善总会，其他社会组织及会员企业累计捐款超3.4亿元、捐赠价值超8 000万元的医用物资和通用物资，全部用于疫情防控。在疫情的早期，湖北的社会组织还接收到了很多来自海外的各种资金和物资的捐赠。(https://www.daowen.com)
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连日来，湖北省公安厅积极作为，全力服务境外非政府组织抗疫捐赠工作。截至2月16日，湖北公安机关为境外非政府组织和中方合作单位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指引1 400余人次，协调接收42个国家和港澳台地区226家境外非政府组织捐赠资金2.34亿元、医疗设备454台（套）及口罩、手套、防护服、护目镜、消毒液等急需医疗物资2 000余万件。“在德国的华人华侨组织及德中友好团体共筹集捐款177万元人民币及口罩11万个、防护服4万件、手套10万双，准备捐赠给湖北及武汉的一线医院。”1月24日，受中国驻德国汉堡总领事馆委托，全德中国学联主席赵丹致电湖北省公安厅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达捐赠意愿并咨询相关事宜。工作人员在详细介绍了相关法律政策、备案流程后，迅速协调湖北省慈善总会、武汉海关等职能部门，启动境外非政府组织捐赠备案加急程序，引导15家在德非政府组织实施捐赠，确保捐赠款物第一时间送达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等9家一线单位。[4]
此外，从疫情信息公开到方舱医院和雷神山、火神山医院的创建运行，社会组织在作为直接供给的政策工具实施中也发挥了危机应对的特殊作用。直接供给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意味着政府直接以公共财政资源和政府雇员的行为等要素直接面向公众提供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服务。不过，就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而言，政府的直接提供服务事实上也是通过其直接领导和控制的公共机构或社会组织来运作的，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政府的信息汇报和统计系统尤其是疾病控制中心（CDC）向公众及时动态地发布疫情信息，而任何公众乃至国外的社会都可以无成本地获取这些数据信息。二是直接为患者提供免费的新冠肺炎诊疗服务，如在传统的定点医疗机构之外，政府投资建设了许多专门收治轻症患者的方舱医院和两家专门针对危重症患者的雷神山和火神山医院，显然，这些新建的新冠肺炎救治医疗机构也是由各地医疗组织的专业人员负责具体运作的。其中，这些临时筹集的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主要由军事医疗单位和全国各地的援鄂医疗队组成，这些医护人员提供诊疗服务的临时工作补贴也是由财政保障的。可见，疫情防控中的直接供给工具对于短期缓解医疗床位资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该工具在应对危机方面还具有效率和公平性都比较高的特征，即不仅有助于在最短时间快速动员全国医疗人员和设施资源，而且有利于所有新冠患者获得公平的治疗机会或提供诊疗服务的可及性。当然，其不足之处在于对政府的资源投入以及在不同部门之间动员或协调资源的能力要求比较高。
最后，还有大量的社会组织参与对受疫情影响的特殊群体如儿童和贫困人口的社会关爱或援助服务。其中，疫情期间儿童的不间断的营养保障和免疫疫苗防护，监护缺失以及心理危机干预等服务，需要诸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资源和社会服务组织的介入支持，包括为5—14岁儿童制定提供口罩的规范和儿童优先视角下的网课教育或早教的支持。而联合国粮农组织警告未来3.7亿儿童校园午餐供应受到威胁，需要全球紧急采取行动，可见，这不仅仅依靠政府的支持，还需要基金会、社会组织和家庭的共同行动，以确保儿童福利和免受暴力或意外伤害[5]。疫情对贫困群体特别是贫困农民工的影响显然也会引起一些社会组织和基金会的关注，如，2020年1月22日，“协作者”（即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紧急启动“农民工抗疫救援行动”，依据社会工作专业理念与方法，依托分布于北京、长三角、珠三角、山东半岛和江西农村地区的服务网络，从需求监测、信息救援、物资救援、生计救援、能力建设和政策倡导等多个角度，为困境农民工家庭提供救援服务。事实上，民政部门自去年开始就着力引导社会组织参与以334个深度贫困县为代表的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特别是畅通参与渠道，以努力推动建立社会组织与“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扶贫信息对接机制。当然，政府也提出加大指导力度和开展各类培训，推动各地登记管理机关进一步引导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促进社会组织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6]。
总体来说，非营利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可以发挥政策工具的功能，其专业主义和个性化的服务能够为政府的行政部门执行疫情防控政策提供重要的支持和资源补充。当然，如果考虑到新冠肺炎患者的诊疗和救治服务，医疗机构及医护人员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主战场客观上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当然，即使撇开这一点，非营利组织在社区疫情防控服务和社会捐赠资源的组织动员方面也仍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在疫情防控的社区网络中，大量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加入居委会、物业、网格员以及社区健康意识的联防联控网络之中，极大地增强了社区疫情防控网络的效能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