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中国问题意识，提出中国方案

国际人类学和社会学界近20年的“公共转向”趋势促使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动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并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为政策辩论、项目实施和传媒所用，从而得到公众认可。与此同时，国内高校的人类学系所也开始寻找融学理思索与应用实践为一炉、旨在打破学科界限并具有显著的公共性、植根性和前瞻性特征的学科构建路径，在不同田野语境中，为针对流行病疫情人类学和防疫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打下牢固的基础，充分展示了与国际同行进行理论对话的自信和人文情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医学人类学哈佛学派在中国的核心代表人物，清华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景军，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在积累大量中国本土个案和实证材料的基础上完成力作《公民健康与社会理论》^[13]，创造性地提出“公民健康概念在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的研究问题。围绕一系列社会理论，如健康的社会阶梯说、健康的社会文化建构论、生物权力说以及地方生物学等，展开以瘟疫、艾滋病和其他公共疫情以及日常疾痛体验为主题的田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升华理论，进而打造医学人类学和公共健康研究的中国范式。以景军及其清华大学研究团队为代表的中国新生代医学人类学者和医学社会学者的开拓性贡献，为如何凝聚中国问题意识，讲好中国故事，并努力提出具有操作性的解决问题的中国方案，做出了表率。(https://www.daowen.com)

在凯博文和景军的鼓励和鞭策下，笔者在2006年海归复旦大学后就与张乐天教授合作，在浙江海宁地区进行了一次为期三个月的防疫人类学田野调查。笔者和同事以多元的数据分析方法，在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和挖掘个人和集体记忆的基础上，重构对当地人日常社会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过程，同时在特定语境和场所审视不同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员应对禽流感危机的策略和行为模式^[14]。通过对当地各级政府和防疫部门以及普通民众应对禽流感威胁的应对策略和措施的分析，笔者和同事力图揭示在危机过程中逐渐唤起的一种长期积淀的“集体生存意识”在特定语境中是如何推动传统的“调适性智慧”（adaptive wisdom）与现代流行病防疫知识有机融合，溶入抗击突发性瘟疫的医学实践之中，在社区中发挥其难以替代的心理慰藉功能，进而丰富支配人们行为的地方文化的内涵^[15]。笔者和同事以浙北海宁地区应对禽流感瘟疫为主题的中英文论文发表之后，得到国内外医学人类学、医学社会学、流行病学和医学史专家的一定关注和认可^[16]。这次初见成效的禽流感田野研究实践，为笔者所在团队在当前疫情下有的放矢地选择有可行性和操作性的研究策略和方法，获得了灵感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