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二：在新增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或已有自贸试验区升级方案中增设社会治理的试点要求
前文已经提到，上海、广东、海南等自贸试验区已经开始了社会治理的先行探索。2020年6月发布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已经将“社会治理”单独列章，包括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创新生态文明体制机制。下一步，中央可以要求在新增自贸试验区总体方案或在已有自贸试验区的升级方案中增设社会治理的试点要求，将新时期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包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及后疫情时代的最新要求，体现在新增的第六个领域——社会治理的“规定动作”中。
前文提到的路径一以激励探索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目标单一明确；但需要中央单独出台一整套顶层设计，并设立或指定相应的综合协调机构来推进和督促相关工作。如果考虑充分利用现有的综合性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区，也可以利用自贸试验区这一现有的试验平台。
路径二的优势是可以利用现有的从中央到地方自贸试验区的推进机制，不用“另起炉灶”。但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现有综合协调自贸试验区推进的是商务部，而社会治理不是商务部熟悉的领域；社会治理目标夹杂在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金融开放创新、政府职能转变和法制环境完善等目标之中，可能导致重视不够甚至被边缘化等。
这些问题需要在顶层设计中加以解决，特别是要落实在路径一方案中提到的完善激励机制、完善动态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等。
【注释】
[1]尹晨，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研究所，副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党委书记。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143页。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82页。
[4]同上书，第372页。
[5]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学习出版社，2018，第101页。
[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
[7]Edward P.Lazear and Sherwin Rosen，‘Rank-Order Tournaments as Optimum Labor Contract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no.5（1981）：841-864.(https://www.daowen.com)
[8]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9]参见周黎安：《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第二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10]唐雪梅、黎德福：《新双层锦标赛：重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0期。
[11]陈钊、徐彤：《走向“为和谐而竞争”：晋升锦标赛下的中央和地方治理模式变迁》，《世界经济》2011年第9期。
[12]李永刚、管玥：《地方官员竞争的政治锦标赛模型及其优化》，《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
[13]金江峰：《服务下乡背景下的基层“治理锦标赛”及其后果》，《中国农村观察》2019年第2期。
[14]转引自习近平同志2020年3月10日在湖北省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的讲话。
[15]张新文、高琦：《乡村治理中的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如何从试点到推广？》，《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16]丁侃、任荔：《探索建立前海蛇口自贸区社会治理试验区》，《南方日报》2015年3月31日第SC02版。
[17]马培贵：《前海全力建设全国首个信用经济试验区》，《深圳特区报》2019年5月10日第A05版。
[18]高松、戴丹梅：《共建共治共享现代化自贸新城——横琴全面营造社会治理新格局》，《珠海特区报》2018年4月21日第4版。
[19]周元：《我省发布社会治理领域10项制度创新案例》，《海南日报》，2019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