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治理相对贫困的几点思考

第一，必须要吸取精准扶贫的宝贵经验，精准扶贫实践中的“两不愁、三保障”原则具有极高的科学性，必须加以坚持和推广。农户的收入水平具有很高的模糊性，他们没有日记账，收入具有季节波动性，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农产品也不会记录下来核算收入，这些导致农户的收入数据具有较低的精准性，他们自己往往也无法准确计算，当扶贫干部按照一个精确的贫困线去确定一个收入模糊的农户是否陷入贫困时，就非常容易带来问题。而“两不愁、三保障”对应的五个指标，既容易观测到，又能体现多维贫困的科学思想，而且很容易进行事后审计，同时还能置于阳光之下接受群众的监督。这个宝贵的经验不仅值得中国继续坚持，也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

第二，必须要克服精准扶贫实践中部分地区的失败教训，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调研发现，部分地方政府在精准扶贫中简单地采取“输血”方式向贫困户发钱发物，最终导致“好事变坏事”。向贫困户直接发放钱和物，固然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它没有给贫困户带来任何脱贫的内生动力，反而容易“养懒汉”，也容易导致基层干部将钱和物发给非贫困户。更坏的结果是，由于这种方式使贫困户不劳而获，破坏了公平原则，很容易激化干群矛盾，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最终“好事变坏事”。

第三，必须尽早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2021—2035年相对贫困线，尽快谋划治理相对贫困的行动方案和路线图，避免仓促上阵。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中国下一阶段要致力于治理相对贫困。但在中外学术界，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区别和联系还存在很大争议；实践中，不同国家的相对贫困线制定方法差异巨大，世界各国并没有像绝对贫困标准那样就相对贫困标准达成共识；最关键的是，目前很多发达国家也没有提出治理相对贫困的目标，而是将绝对贫困标准逐步提高，因此，发达国家在治理相对贫困方面也没有太多经验可供我们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才成功消灭了现行标准下的农村绝对贫困，面对治理相对贫困的新目标，一定要先谋而后动，加强学术界与政界的沟通与联系，划定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对贫困线，制定科学的治理方案和路线图。(https://www.daowen.com)

第四，必须以城乡融合为出发点和着力点来巩固扶贫攻坚成果和治理相对贫困。城乡融合的重要性体现在如下方面：（1）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重要经济力量在于城市化，近3个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并获得更高的工资性收入，而如果中国的城市部门没有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那么农村贫困状况将完全是另一幅图景；（2）相对贫困线的水平比绝对贫困线的水平更高，因此，部分城镇居民可能也会陷入相对贫困，特别是落后地区的中小城镇居民，解决他们的相对贫困问题当然必须依靠城市集中度的提升和城乡融合；（3）不解决城乡融合中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就一定会在城市部门内催生各种多维贫困和新的相对贫困，例如农村地区的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问题，以及农民工进入城市后面临的子女教育、父母养老、基本医疗、心理健康等多维贫困问题，但是，目前瞄准农村地区的精准扶贫显然无力解决这些相对贫困问题；（4）城乡融合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中国相对贫困治理的效果和长效机制能否建立，这是因为城乡融合涉及中国城乡居民的就业和民生问题，不利于城乡融合的制度障碍一定会扩大收入差距和加剧相对贫困，未来要努力将它们彻底破除。

第五，要更加注重制度和体制建设，织就一张综合而健全的社会保障网，将各种常态化贫困和偶发因素导致的贫困全部纳入这张安全之网。精准扶贫的几年实践取得了重大成就，贫困地区的绝大部分基层政府官员呕心沥血奋斗在前线。但这种攻坚战并不能持续太久，否则基层官员就会陷入疲惫。在未来防止返贫和治理相对贫困的更长时期内，就必须通过制度和体制建设来发挥持久性的反贫功效。这包括健全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失业救济、养老保障等体系，保证没有贫困家庭被一个遗漏，缩小城乡之间的保障差距；同时，还要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中吸取教训，各部门还必须有一套应急保障体系，例如帮助解决疫情时期新出现的贫困户，解决新老贫困户面临的突发性、暂时性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