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中人口流动性管制的必要性和局限性

特大城市不是传染性疾病蔓延的原因，但是大规模人口集聚和人口高度流动性作为外部条件，客观上构成病毒传播的外在环境。人口流动会加剧疾病蔓延，加大防疫难度。因此从应急性的疫情防控角度看，在病毒快速蔓延时期控制人口流动性对于控制疫情传播是有一定作用的。通过人口流动性管制，使城市运行能够慢下来，能够放缓传染性病毒的扩散。因此，在疾病蔓延过程中的武汉封城、湖北封省，包括一些公共交通的暂停，是在传染病迅速扩散状态下临时性的应对策略，而且在春运期间存在巨大人口流动性的背景下，这些人口流动性管制措施是可以理解的应对方案。通过舆论宣传引导人口居家休息减少外出，延长春节假期的时间和推迟复工的时间，都是通过空间换时间，通过在空间上放缓流动性，减缓病毒扩散的速度，并争取对疫情控制的时间。

但是，人口流动性管制只是疫情防控的治标办法，是削弱疾病传播外部条件的应急处置。实现疫情防治的根本对策，仍然是要寻找和确定传染源及彻底消灭传染源，加快检测试剂的研发和使用，这样才能够对将人口流动性的管制转变为对病毒流动性的管制，以及加强疫苗研制和治疗药物的研发，这才能够根本实现对疾病的治疗，并能够将未知的新型传染性病毒转变成为已知的和可管控的病毒，才可以将疫情防控转变为常规性的疾病管理。

就当下新冠肺炎的危机应对，由于疫情防治的速度跟不上病毒蔓延的速度，所以，在应急性的防疫管控中实施人口流动性管制，是一个具有必要性的应对。甚至，某种情况下我们还担心这种应对策略是否应该更早地实施。但是，我们仍然应该认识到，简单靠“封城”和号召减少走亲访友、待在家里进行自我隔离，让城市流动放慢下来，实际上不是疾病管理的根本办法。

我们还应该意识到，特大城市的人口流动性管制是和特大城市运行的本质并不相容的。城市人口流动性和城市运行的流动性放缓也会产生相关的副作用，会降低城市运行的效率，会损害特大城市发展的其他目标。(https://www.daowen.com)

人口流动性管制和城市流动性放缓带来城市运行失速，会对国民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制造业会在短期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减弱生产能力，并通过产业链条进而影响上下游的经济生产，基于人口流动和消费的生活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更将面临显著冲击，这一点在旅游餐饮、文化娱乐、交通运输等行业表现得尤其明显。物流网络服务效率下降可能会造成物资供应不足、削弱供给，带来价格上涨，并因此妨碍民生。而物资供应不足会引发计划性安排和配给制，例如在网上我们看到一些地区已经出现口罩销售的购买许可券，令人不免产生重回票证经济的联想。因此，流动性放缓从长期来看，对城市运行是非常不利的，甚至其对于疫情防治也未必是有效的。如武汉在城市缺乏流动性的时候，城市居民的生活服务出现困难，甚至医疗服务需要的物资也不能及时供给。

人口流动性管制和城市流动性放缓，也不利于进行有效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城市的居民都待在家中睡觉和看电视，缺乏社会组织和社会参与。这样一盘散沙的城市生活，对于疾病的防疫和应对也未必是有利的。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灾难的过程中，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才能形成对抗击疫情有帮助的社会互助和共同行动，通过积极的社会慈善，通过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力量的介入，有助于强化城市疫情防控的能力，满足防疫过程中城市居民的整体需求。

因此，对于疫情防控来说的人口流动性管制，固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安排，但却具有极大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不可能长期维持。流动性是城市运行的血脉，控制人口流动性和城市生活的流动性会损害城市的稳健运行。在疫情防控中通过人口流动性管制来降低疫情扩散是必要的，但是必须重视疫情防控中由于城市流动性丧失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损失。

当然，科技进步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流动性丧失的不利影响。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相当内容可以通过电子通信技术和远程工作得到解决。如果说在这次疫情造成的巨大灾难中也有一些积极的影响，就是疫情对信息为基础的线上经济和平台经济，已经表现出了积极的促进^[7]，并将有利于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但是，由于流动性仍然是城市运行的本质，微弱的人口流动性和缓慢流动性的城市运行，不能支持巨大规模的特大城市正常运行，不能支持一个庞大国家的运转。这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