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语
21世纪出现的以SARS、禽流感和新冠肺炎疫情为代表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必将促使我们对已有的全球化理论在观察视角和论述维度方面的缺陷和不足进行反思。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人类学界全球化研究权威阿柏杜莱（Appadurai）就借助一整套有关“景观”（scapes）的隐喻来特指全球化研究值得关注的五大维度，即族群景观、技术景观、金融景观、媒体景观和意识形态景观，为观察和认识逾越传统边界的全球化所代表的“非地缘化”力量以及特定地方性的形成，提供了极具操作性的分析框架[17]。然而阿柏杜莱的理论成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之际，没有充分考虑到黑天鹅事件尤其是全球性流行性疫病危机的场景（笔者将其称之为：pandemicape，即“流行疫情景观”）。21世纪发生的全球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有两次与中国密切相关，因为通过针对全球化和地方转型语境中“非常态”事件的田野研究，中国学者完全有可能对阿柏杜莱等学者的基于“常态”而建构的全球化理论框架做出修正。
必须指出的是，聚焦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田野民族志研究有着广阔的空间，但在我国当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针对类似议题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定量研究和模型预测的实证主义导向为主导。这种只见数据不见生命个体的“科学”研究模式，在针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灾难研究中显得捉襟见肘，手足无措。凯博文在《道德的重量》（What Really Matters）一书中写道：“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危险和无常因素，要远远超出常人的认知范围，然而面对健康、社会和自然威胁之中，总有学者和官员倾向于夸大自身在风险管理、后果预测和事件掌控方面的能力。”[18]显然，这一立场根本无助于我们应对诸如流行瘟疫、地震和当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样的天灾人祸。凯博文敦促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研究中建立这样的认识，即：任何对于危险的人为控制都有其局限性，不可预知性要大于可预测性，而且就可行性数据而言，现有知识显得尤为不足。灾难与危机其实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一种常态，凯博文将其称之为“社会苦痛”（social suffering）。这种社会苦痛是指灾难和危机发生之后给特定人口和社区所带来的后果，包括来自社会、健康和财产等方面的紧密相关的问题。因而，政府和社区方面有必要集众多学科专家之所长，对这些复杂问题的诸多方面进行探讨，以做到未雨绸缪。比如说，来自公共卫生、医疗保健和心理治疗领域的专家就应该与有关工程、农业、规划和技术部门的专家进行合作。为应对灾难威胁而组成的计划团队中，必须包括政府和非政府机构中的人员和相关社区的代表。这些专家需要各种案例来制定管理原则和落实各项服务。因此应对灾难危机的计划的一个极为关键的部分，就是管理，一项与“履行和落实”有关的科学（即他的弟子金镛主张的“the science of delivery”）。这一以“履行和落实”为宗旨的科学，吸收了来自商学院、公共行政、管理和社会科学方方面面的经验和技能，正在逐步成型。而医学人类学作为一座跨学科的桥梁，在一方联结社会和人文科学，在另一方联结健康和政策科学，必定能为案例研究和找寻潜在的有效干预方式，提供视角、思路和途径。
综上所述，借鉴医学人类学哈佛学派的成功经验，在跨学科合作研究的语境中，聚焦风险社会时代如何在社区和地方层面应对大规模流行性疾病威胁这一核心议题，不但因应了国内外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学科的发展趋势和研究动态，也与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完善公共卫生基本建设的国家需求高度契合。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19]和黄奇帆发表的《新冠肺炎疫情下对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改革的建议》[20]，无不在提醒包括人类学者在内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研究与中国国家治理和公共卫生基本建设问题联系起来，在对常规田野研究方法进行变通和调整的基础上，进行充满人文精神的实证分析，不仅正当其时，而且势在必行。
【注释】
[1]潘天舒，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教授。
[2]潘天舒：《人类学家凯博文：医学人类学的“克莱曼范式革命”》，《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3]Arthur Kleinman and James L.Watson，eds.，SARS in China：Prelude to Pandemic？（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4]Deborah Davis and Helen F.Siu，eds.，Sars：Rece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ree Chinese Cities（Routledge，2006）.
[5]Katherine Mason，Infectious Change：Reinventing Chinese Public Health After an Epidemic（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
[6]李保林、周呈思：《应勇：与疫情相关的一个个数字背后，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2020年02月19日），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043802，访问日期：2020年10月16日。
[7]Theresa MacPhail，The Viral Network：A Pathography of the H1N1 Influenza Pandemic（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4）.
[8]Paul Farmer，Infections and Inequalities：The Modern Plagues（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1）.(https://www.daowen.com)
[9]Carlo Caduff，The Pandemic Perhaps：Dramatic Events in a Public Culture of Danger（Oaklan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5）.
[10]G.E.Marcus，M.M.J.Fischer，and M.Fischer，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86.
[11]P.Farmer，T.Kidder，and H.Saussy，Partner to the Poor：A Paul Farmer Reader（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0），30-31.
[12]See P.Farmer，AIDS and Accusation：Haiti and the Geography of Blam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
[13]参见景军：《公民健康与社会理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14]潘天舒、张乐天：《流行病瘟疫与集体生存意识：关于海宁地区应对禽流感威胁的文化人类学考察》，《社会》2007年第4期。
[15]同上。
[16]Letian Zhang and Tianshu Pan，“Surviving the crisis：Adaptive wisdom，coping mechanisms and local responses to avian influenza threats in Haining，China，”Anthropology & Medicine 15，no.1（2008）.
[17]Arjun Appadurai，“Disjuncture and difference in the global cultural economy，”Theory，culture & society 7，no.2-3（1990）.
[18]See Arthur Kleinman，What Really Matters：Living a Moral Life Amidst Uncertainty and Dang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19]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20年2月23日），学习强国，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5263885539366180855，访问日期：2020年10月16日。
[20]黄奇帆：《新冠肺炎疫情下对中国公共卫生防疫体系改革的建议》（2020年2月13日），第一财经，https：//www.yicai.com/news/100500338.html，访问日期：2020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