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越名称及其由来

一　百越名称及其由来

百越，亦称越族或古越人，是我国东南和南部古代民族的名称。百越一名最早出现在《吕氏春秋·恃君》篇，文曰：“扬汉之南，百越之际。”高诱注释“百越”曰：“越有百种。”《汉书·高帝纪》师古注释“百越”引服虔曰：“非一种，若今言百蛮也。”《文选·过秦论》李善注引《音义》曰：“百越非一种，若今言百蛮也。”《汉书·地理志》师古注引臣瓒亦言：“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历代的史家和注家均一致指出百越民族系分布在我国东南和南部地区，并且认为它不是单一民族的族称，而是多个民族的泛称。

百越一名出现于战国，但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百越主要来源于各地的土著，是具有长久发展历史的古代民族。因而，在百越名称出现之前，汉文史书上对这一地区所记载的一些族称均与百越有关。如传说时代的尧、舜、禹，该地区的先民便被后人划分为蛮苗系统。文献中把南方民族泛称为“蛮”，或称之为“三苗”，他们同百越的来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应该包括了越族或其中的部分先民。

大约在商代早期，百越地区的民族已从“蛮苗”中分离出来，开始出现其他一些不同名称。《逸周书·王会解》记载，商汤时，“伊尹受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东：符娄、仇州、伊虑、沤深、九夷、十蛮、越沤。……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同书还有：“东越海蛤。欧人蝉蛇，蝉蛇顺食之美。于越纳，姑妹珍，且瓯文蜃，共人玄贝。”其中如沤深、越沤、桂国、损子、产里、九菌以及东越、瓯人、于越、姑妹、且瓯、共人等等。这些位于商周王朝东土和南土的少数民族，其中大部分族称均与百越系统有关。

西周时期，越的名称已普遍出现，除《逸周书》记载外，《周礼·冬官考工记》有“吴粤”之名；《竹书纪年》记载周成王二十四年（前1040年）“于越来宾”。吴即吴国，属百越一支；于越即越国族称。此外，又出现“七闽”之称，《周礼·职方氏》云：“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这些被称为夷、蛮、闽、貉、戎、狄者均指当时我国华夏族以外的其他民族。

至春秋战国时代，越族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居住在今江浙一带地区的越人所建立的吴国和越国，已在长江下游崛起，参与争霸行列。其他地区的越人也很活跃。因此，这时越族名称大显于世，其名称亦为史家所普遍采用。《荀子·儒效》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荣辱》篇又曰：“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错习俗之节异也。”史书已明确区分出楚、越、夏是不同的民族，它们各有不同的习俗。《左传·定公五年》有“于越入吴”。《史记·楚世家》记载周惠王命楚成王“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战国策·秦策五》亦有吴起为楚悼王“南攻扬越”的记载。《史记·货殖列传》亦云：“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扬越多矣。”《史记·吴起传》书为“南平百越”；而在《蔡泽传》中则为“南收扬越”。可见“百越”也有被称为“扬越”或“夷越”的。

句吴和于越在战国时已被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吴越故地置会稽郡。司马迁在《史记》中，除记载先秦吴越史事的《吴世家》《越世家》外，又专门记载《南越列传》和《东越列传》。故在秦汉时期的文献中又出现“闽越”、“东瓯”、“南海”、“南越”、“西瓯”、“骆越”以及“滇越”等越人国名或族名。这些名称虽然在历史上出现较晚，但不等于这些民族是汉代才出现的。他们同样有着长久的发展历史，同是古老民族。

秦汉时期，由于越族的支系还不少，故在史书上仍沿用“百越”“扬越”之称。《汉书》中把“越”改为“粤”。可是，这时的“百越”，比较多的是用来指岭南地区的诸越人。此外，还有“东越”“西越”和“南越”之名，顾名思义，这些是指方位名称，如《东越列传》中即记载“闽越”和“东瓯”史事；“西越”即指百越西部的“西瓯”和“骆越”。在《史记》中有时用东越来指“闽越”，也有用来指“东瓯”。但有的被用来指族称、国名称，如“南越”即是。于是在族称上造成了一些混乱。在云贵高原上则有称“滇越”，《史记·大宛列传》云：“然闻（昆明）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

汉武帝统一了西南夷、南越和闽越之后，百越名称及各支族称逐渐消失。聚居于东南沿海一带的越人，有的被强迫徙处江淮，有一部分越人先后被汉族同化，但仍然还有部分越人，散居于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山区，被称为“山越”。“山越”一词首见《后汉书·灵帝纪》：建宁二年七月，“丹阳山越贼围太守陈夤。”《三国志·吴志》则有大量记载山越史事。山越系百越的后裔。唐以后，山越名称又消失了。

除了大陆东南沿海地区为百越聚居区外，居住在台湾岛上的土著，亦是属百越一支。台湾早期地名同族名是连在一起的，东汉时被称为“夷州”，其人称为“夷州人”。三国时亦被称为“夷州”，其人被称“山夷”。隋代被称“琉球”，宋代亦同，其民称为“琉求人”。明清时代台湾地名出现，其民则称为番族。历史上台湾民族名称虽不言越，同属百越一支。今日的高山族，究其来源，学者大都认为它是百越的一支。

从上所述，百越名称出现前后，在越人分布地区曾出现过种种名称。可见“百越”是一个多个民族的泛称。随着历史的发展，在百越各族之中也发生溶合，有些族称消失了，又有些新的族称出现，至战国秦汉时期只剩下几个主要的民族了。至于“百越”民族原先究竟包括了多少个，现在谁也说不清，所谓“越有百种”的解释，也仅是表明众多的意思，并非有一百种。关于百越族属，宋罗泌《路史》归结有：“南越、越裳、骆越、瓯越、瓯隑、瓯人、且瓯、供人、海阳、目深、扶摧、禽人、苍吾、蛮扬、扬越、桂国、西瓯、损子、产里、海癸、九菌、稽余、仆句、比带、区吴，所谓百越也。”[1]如以此为准，只有二十五种。这些族称大都见于《周礼》《逸周书》等先秦典籍。但是，到战国秦汉时，有一大部分族称不见了，见于记载的只有下列几个比较大的民族：句吴、于越、东瓯、闽越、南越、南海、西瓯、骆越以及云贵高原的滇越等等。因而越人的名称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并不完全一样，旧的族称消失，新的族称出现。

由此可见，“百越”之“百”，并非“越有百种”，这是清楚的，只是代表一个极多数的意思，故“百”字并非实词。在先秦古籍中，通常以“百”泛指众多的意思，如说周文王的主妃太姒有很多儿子，则是“太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思齐）。在战国时期的吉语印中和魏国布币铭文上有一个“全”字，过去一直没有得到合理解释，多误认为“金”字。这个谜直到1978年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期中山国墓葬发掘后才揭开。原来“全”就是“百”字，其原因看来主要可能也是远古“百”曾充当过数目极限，所以“百”可以表示“全部”“完全”的意思。[2]故百越系一族群的泛称，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名称。

近几年来，随着百越民族史研究的深入，有些学者对百越族称又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有的认为“‘越’本国名，其族为‘闽’；后亦用为族称，泛指古东南沿海地区之民族。自越王句践灭吴称霸之后，‘越’名大显于世。战国而后，又有‘百越’一词，泛指古东南沿海暨岭南地区及其居民。”[3]有的还主张“闽和越并不是同一民族。福建在古代是七闽的分布地区之一。闽是福建的土著，越则是由会稽南来的客族。”[4]持这一说者主要依据《周礼》出现有关“七闽”和“闽”的记载。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历来史家和注家对“七闽”和“闽”有如下几种解释：郑玄注《周礼·职方氏》援引《国语》中《郑语》的一句话：“闽芊蛮矣”，作为“七闽”的注释；说“闽”为“蛮”之别种，而七乃周所服的国数。[5]贾公彦《周礼注疏》曰：“郑玄以闽为正叔熊居濮如蛮，后子从分为七种，故谓之七闽也。”《史记·吴太伯世家·索隐》释“荆蛮”曰：“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刘逵注左思赋认为：“闽，越名也，秦并天下，以其地为闽中郡。”把七闽解释为“周所服之国数”，或曰“子从分为七种”，这是缺乏证据的。在西周时，“七闽”地区并未纳入周的版图，“七闽”地区也未曾有建立过七个国家的记载，哪来的“周所服之国数”；如从后代世系的区分，所谓“子从分为七种”，也纯属是字面上的推测，缺乏任何证据。“七闽”在先秦典籍中仅一见，因此把“七”当为实词解，无论如何解释都是说不通的。

《周礼》中记载的闽、蛮、夷、戎、狄、貉这些族称，系指中原华夏族以外的我国其他少数民族，而在这些族称之前均加上七、八、四、五、六、九等一类的量词，这些都不是实词，全是虚词，仅是一个代表多数的意思。众所周知，在先秦古籍中，在名词之前常常伴随出现一些量词，尤其是以“三”和“九”最为常见。如《尚书》中的“三危”、“三苗”，是用三表示多数；用九来表示极多的更是不胜枚举，如《楚辞》《离骚》《九章》篇中均有用过“九”这个数。[6]因此“七闽”的“七”，也仅是一个虚数。

把“闽”、“蛮”等同解释，这可能也不是当时作者的原意，因为在《周礼》书中已同时出现有“七闽”和“八蛮”的记载，这两个族称同时出现，说明当时是指两个不同的族群，刘逵注左思赋把“闽”解释为“越名也”，这是可取的。因为当时的“闽”，并不是用来专指今之福建省；越的名称出现也并不是自越国始有。我们从“闽”的地望和闽、越名称的关系来考察，就会比较清楚。《山海经·海内南经》曰：“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三天子鄣山，在闽西海北。”郭璞注曰：“今在新安歙县东，今谓之三王山，浙江出其边也。”同书《海内东经》又曰：“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东，在闽西北入海，余暨南。”郭璞注曰：“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县南蛮中，东入海，今钱塘浙江是也。黟即歙也。”郝懿行疏：“余暨，今萧山也。”可见“闽”的地望包括了东南沿海。近人对闽地的考证，如叶国庆《古闽地考》、王新民《越王句践子孙移闽考》等文中，均认为“闽”并不是专指福建，而应包括今浙江南部和赣东等地；有的认为从广义来说，闽还应包括江苏的吴地以至台湾。因此，福建虽然古代属“七闽”地域，并不等于福建的土著为闽族。因为如果把“闽”与“越”分开为两个不同的民族，这就很难说清楚东南地区越族的历史。从史书记载看，“闽”或“七闽”在先秦史籍中仅见《周礼》和《山海经》等书，而“越”的名称则普遍见于先秦诸子记载；“闽”与“越”（百越）的分布地相同，这两个族称的关系十分密切，应该同样都是指东南地区的越人。《吕氏春秋·有始览》曰：“东南为扬州，越也。”中国第一部字典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更明确指出：“闽，东南越，蛇种。”把“闽”解释为“东南越”，即泛指东南地区的越人，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古代的族称，有时亦用来作为国名称或地名称，从越国兴起后，越名大显著于世，闽的名称便消失了，史家均用越称，而不用闽称，闽逐渐转变为地名称。秦汉以后，闽越族消亡，闽便演变成为福建的地名称和省称了。再者，《周礼》记有“七闽”，同时也有“吴粤（越）”之名。《竹书纪年》记周成王时“于越来宾”，于越之称也出现了。如以《逸周书》所载，在商汤时已出现有“越沤”、“于越”之称。因此，以为“越本国名，其族为闽，自越王句践灭吴称霸以后，越名大显于世，而后亦用为族称。”从上面所列举的史实来看，情况亦并非是这样的。句践立为越王是春秋晚期的事，越灭吴称霸在战国。在句践称王以前，于越的名称已经出现，这便是越国的族称。贺循《会稽记》亦云：“少康，其少子号曰于越，越国之称始此。”至于说句践灭吴称霸以后，“越名大显于世”，这是事实，“而后亦用为族称”，则不是这样。“越”这个名称，早在越灭吴以前已经出现。

有人认为，越人自称为“濮莱”。引据《左传·昭公元年》赵孟曰：“吴、濮有衅，楚之执事，岂其顾盟？”这里的“吴濮”认为就是指“吴越”。濮，是越人的自称。濮音仆，与卜、不、布音近。现代壮侗语族的布依族自称为布饶，“布”是人的意思，饶即僚，越语倒装，布僚即僚人。布即濮。《左传·昭公九年》：“然丹迁城父人于陈，以夷濮西田益之。”《越绝书·吴内传》解释夷字云：“习之于夷，夷，海也。”“夷濮”解为“海濮”，是指近海而居的濮人。山东近海而居的古代民族是莱人，故濮人就是莱人。《越绝书·吴内传》又云：“宿之于莱，莱，野也。”野即指山野，“宿之于莱”，即居于山野。因而又认为：“古代濮人分布颇广，超过以有段石锛和印纹陶等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范围，当为夏商以后濮人迁徙的足迹。”还提出“濮与莱是古老的原始越族的自称族名。”“到春秋战国之世，越国强盛，曾称霸中原，其族已以越而著称，于是他称代替了自称。”[7]这是一个新的见解。但是从先秦诸子的载述中均未见有把越称为濮的记载。就使《左传》中把吴越称“吴濮”者，仅此一见，而大量记载吴越史事，均以吴或越名之。还有人认为越、濮是同一个民族在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名称，因此可称“濮”，也可称“越”；大概在战国以前称“濮”者多，战国以后就通称为“百越”了。[8]关于“百越”是否与“百濮”同，越人是否自称“濮”，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但是从文献记载和两族文化习俗比较，我们认为百越与百濮不同，它们是古代南方两个不同的族群。持濮为越的早期名称，其主要论据是，在最早记载南方民族的史书中只言“濮”不言“越”，如《尚书·牧誓》记载周武王伐纣时，当时南方民族参加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等八族（国）人。在这八族中只见濮，而不见越称。我们认为以此为由论据是不足的。因为周武王伐纣并不是全国所有的民族都参加。周族起源于今陕西一带，所以参加武王伐纣的民族大都是与之邻近的西南各族。商周时期，东南和南部地区的“百越”并不属王朝统辖。濮人与百越的分布地区不同，濮人并不包括越人。对此，历来史家均有载述，孔颖达《疏》：“汉世西南之夷，蜀名为大，……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东偏；卢、彭在蜀之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孔颖达《正义》又云：“此八国皆西南夷也。”近人顾颉刚《史林杂识·牧誓八国》考证说：“周武王在牧野誓师，开首即曰：‘逖矣西土之人’，可知听誓者皆西方人；当其依次呼唤各级军官之后，乃曰：‘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明其皆西方部族，一般称为‘夷国’者也。”可见此八族（国）均位于我国西南一带，并未包括东南地区的“百越”。

商周时濮人的居住地在“江汉之南”，顾颉刚具体指出：“濮地在楚之西南，可以论定。”他又引出清人所辑《春秋传说汇纂》所云：“在今枝江县南境。”虽“不知其录自何书。按，此说甚可通。”孔氏与顾氏的意见基本吻合。濮与楚相毗连，均属商周王朝的“南土”之域。

商代，曾把自己直接统治的区域称为“商”，而把它的封国和臣属的封国按其方位称为东、南、西、北四土。甲骨卜辞曰：“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9]周代亦如此，《左传·昭公九年》周景王使詹桓伯辞晋的一段话把周代内属方国位置说得很清楚，“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巴、濮、楚、邓为周代的南土。“南土”就是南部国土，又称“南邦”、“南乡”或“南国”。

商周时期南国的领域，只以江汉之间为限。《国语·周语上》云：“宣王既丧南国之师。”韦昭注：“南国，江、汉之间也。”汉贾捐之亦云：“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10]荆蛮是位于江汉之间。《诗经·小雅·四月》有：“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可见当时人把长江和汉水说是南国的主要水系，因此，南国与江汉指的是同一地域。濮与楚皆在江汉之域，并不包括南方其他民族的分布区域范围，故把“濮”作为南方的民族的代表便值得怀疑。

楚、越与濮均是南方的古代民族，关于它们的历史，文献上均有过不同的记载。上面提到《荀子》的《荣辱》与《儒效》等篇对夏、楚、越民族的界限区分得很清楚。众所周知，位于江汉间的荆楚是不断吞并与之相邻的一些小国而不断发展成为南方的一个大国，《史记·楚世家》记载，在西周初期，楚国与周王朝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自从昭王为扩充南国势力，两次对楚国大规模用兵失败，两国关系紧张了。楚国至熊渠在位时，“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越，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并先后出兵伐庸、鄂、隋、郧、息、邓、中、夔等国。濮族也不例外，在公元前八世纪中叶，楚王蚡冒曾对濮人用兵，《国语·郑语》云：“叔熊逃难于濮而蛮”，“楚蚡冒于是乎始启濮。”楚武王“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11]《左传·昭公十九年》亦载：“楚子为舟师以伐濮。”至春秋时，楚国已成为江淮的一个大国，“楚彊，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12]

楚国称霸江汉之后，并企图向东西拓殖，江汉间的濮人被楚国吞并之后，有些濮人则被迫往西南等地迁徙。汉晋时代濮人的活动，大都出现在西南地区，左思《蜀都赋》云：“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常璩《华阳国志》则大量记载濮人在四川、云南、贵州一带的活动。江汉间的濮人已经消失了。春秋晚期，在楚国东南边的吴、越两国则在长江下游崛起，曾参与争霸的行列，吴国成为楚国东方的劲敌。吴、楚交战，吴国曾攻进楚国的都城，以致“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13]后来吴越结怨，楚联越制吴，吴亦联晋制楚。由此可见，楚与濮和楚与吴、越的关系是不同的，显然濮、越是分布于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倪蜕《滇云历年传》亦云：“百濮者，犹夫百粤也。言其多，非一迹之可循，一隅之足指，故谓之百。今百粤即合浙、闽、两广并称之；则濮亦合楚、蜀、黔、滇而以百名，想复同之耳。”把百越（粤）与百濮的不同分布地区说得很清楚。如果再从考古文化、语言和民族习俗加以比较，那么濮、越两族的差异就更明显。[14]

从上所述，我国古代东南和南部地区的民族应称为“越”，或“百越”。“越”这名称不是越人的自称，而是被称。为何其族名以“越”称呢？关于越族名称的由来，历来史家曾有过种种的看法和解释：

《史记·夏本纪》记载：“淮海维扬州……岛夷卉服。”《集解》孔安国曰：“南海岛夷草服葛越。”《正义》引《括地志》云：“此皆扬州之东岛夷也。按：东南之夷草服葛越，焦竹之属，越即苧祁也。”把越作苧祁解，苧祁即丝麻织品。古代越人丝麻织品确是当时用以朝贡与馈赠的贵重礼品，是越人一大特产。因此，“越”之得名是否与此有关。

其次，有的从语言分析越族名称之由来，提出了“越与粤，古音读wut、wat、wet，是古代南方土著称呼‘人’的语言。汉人不通越语，越人语言又常带有‘越音’，故遂以‘越’称之。”[15]

多数学者是从文化特点的角度来解释越族名称，他们认为这一族人是因为首先发明和使用了“戊”或“钺”这种工具（或武器），中原人因其用戉而名其族。“戉”出现很早，甲骨文中的戊字为象形文，形体颇多，《簠室殷契类纂》录有曳、、、、、。卜辞中不乏记载与越人有关的战事，《铁云藏龟》有：“□贞，戉不其来”、“□贞，戉获羌”、“□贞，戉不其获羌”等记载。“越”古作“戉”，出土的春秋时代的越王钟、越王剑，越字亦均写作“戉”。罗香林《中夏系统中之百越》认为：“按越族之越，甲骨文作戊，字作、盖象斧戉之形。其后以文字之辗转假借，原义寖昧，乃加走旁为度越之越，并为越族之越。”有的认为先有石戊、铜钺等兵器（工具）才有越的地名和族名。[16]从南方考古出土的戊（钺）类工具确比其他地区发达，种类较多，故持越族得名“越”是由于善用“戉”（钺）这种工具而被命名，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持越族因其用戉（钺）而得名的观点，对于“戉”所指的具体器物，看法又有不同，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说“戊”就是铧。梁钊韬《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濮、莱的关系及其流传》[17]一文中说：“根据浙江杭州良渚镇所发现的良渚文化，其主要生产工具是磨制精致的三角形石犁，即铧。《越绝书·外传》记吴王占梦，占者公孙胜以铧比拟越人，文曰：‘吴王劳曰：……见两铧倚吴宫堂……公孙胜伏地有顷……因悲大王曰……见两铧倚吾宫堂者，越人入吴邦，伐宗庙，掘社稷也。’由此可知，戉就是铧，越人曾被比拟为戉而得名。”[18]

一说“戉”是有段石。陈国强《我国东南古代越族的来源和迁徙》一文曰：“我们认为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戊应指可以装柄的有段石。古代越族大量使用和有段石，和北方华夏族的大量使用石斧，有所不同，这也是近年来东南地区纷纷发现石和有段石可以证实的。”[19]

一说“戉”即斧。《说文解字·戉部》云：“戉，斧也。”罗香林《百越源流与文化》一书亦主此说：“按越，原字作戉，已如上述。戉象斧戉之形，本为武器或舞器。而此类器物自昔为夏民族所擅用。《说文解字·戉部》：‘戉，斧也’。……斧戉既为夏民族所擅用，则自夏民族以外诸种人视之，实无异为夏民族特征之一，而夏民族或亦以此自豪，而出入与俱，故戉遂由器物之名而演为种人称号。正如殷商民族为东夷一种，夷字象民人带弓矢形，为擅于用弓矢诸民族之通名。”[20]并以此作为“越族源出于夏民族考”之一证据。

一说戊（钺）与先越文化有段石和双肩（有肩）石斧有关。蒋廷瑜《先秦越人的青铜钺》一文认为：铜戊是从石戉演变而来的。青铜钺在我国南方各省、区已发现三百多件，根据其器形和纹饰大致可分为七个类型：扇形钺、凤字形钺、靴形钺、船形钺、新月形钺、铲形钺、圆头形钺等。目前出土这类器物大都集中于西瓯、骆越和滇越地区；在福建、江西还没有发现明显属于越人的青铜钺；在浙江、安徽只有零星的发现。由此可见，所谓越人青铜钺实际上只有西瓯、骆越和滇越人的青铜钺。百越族群中的其他越人则不一定使用铜钺。钺是兵权象征，在商周之世，帝王出征时手执大钺，威令三军。越人青铜钺除有兵权重器意义之外，多是一般兵器和工具，因为它的形态不同一般斧、锛，故把它称之为钺。解放以来，通过对东南沿海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的研究，大都认为双肩（有肩）石斧和有段石是先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真正越文化的形成和成熟，还是在进入青铜时代以后，主要表现在青铜文化方面。有段石和双肩石斧在青铜时代还在流行，仿照它们的形制铸作的青铜利器，遂被研究者名之为钺。目前已发现的青铜钺，其起源一般认为与有肩石器有关，有的还可以从石器中找到它的祖型。[21]

一说“戉”是扁平穿孔石斧。汪济英《越史琐议》主此说，他说：“‘戉’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扁平穿孔石斧，始自马家浜文化，盛行于良渚文化……到了良渚文化时期，那种磨制得很精致的扁平穿孔石斧，亦即石戊，可能已从生产工具当中分离出来，专门作为战争的武器或象征武器的礼器。上海福泉山和武进寺墩先后出土过晶莹无暇的玉斧（戉），可为这个推论提供一个旁证。良渚桑树头一座古墓中共出土玉器数十件，石戉十多件。戉的体型轻薄，似也是象征武器的礼器。青铜器早期的铜钺，形制和石钺很相近，彼此之间有明显的渊源关系。1977年长兴县出土的几何纹铜钺，长20.5厘米，宽16.9厘米，背部两端有穿，中间有内，内上铸一图案，两面饰有常见于早期印纹陶的叶脉纹和菱形纹，安上木柄，捆扎得比戉更加牢固。随着青铜兵器不断改进，勾兵和刺兵相继出现，只是砍劈功能的铜钺好像冷落了一段时间，直到进入东周以后，它才重新时兴起来，但形状已渐渐演变为靴形，后端铸有方鞏，安柄的方法可能也有所改变。这种铜钺在浙江鄞县；湖南道山、衡山；广东清远、德庆、罗定，以及广西恭城、平乐等地都有发现。总之，铜钺是从石戊演变而来的，石戊就是扁平穿孔石器，当可肯定。”[22]

以上五种说法，都是根据百越文化的特征及其出土器物加以论证，各说都有一些道理。这些观点在当前学术界都有一定的代表性。早在1937年吴越史地研究会在浙江良渚镇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不少扁平的有段石，因为这些石与古代铜器中的钺相似，有的人就将之名为“钺（戉）”，认为古“戉”字就是代表这种石器的产地。[23]同时又有人主张：“越即钺字。为斧钺之钺。钺在黄河流域新石器遗址中尚未发现，在浙江境内杭州的古荡、杭县的良渚、湖州的钱山漾，均有石钺出现，是钺为浙江古民族所发明。”[24]这里指出了钺是浙江古民族所发明的，这一点很重要。史载越名大显于世，也是以浙江的于越为名。但这种石戉所指何物，从上面提出的铧、有段石、石斧、有段石和双肩石器以及扁平穿孔石斧等五种器物中，与戉器形最接近，似以浙江出土的扁平穿孔石斧较为可信，因为越的名称出现以浙江的于越为最早，史家命其名必以当地普遍使用的工具或其特殊的器物为依据。一般认为铜钺是从石戉发展而来的，石戊虽然不可能如铜越铸造那样扁平精致，但是其物应如同铜钺。扁平石斧穿孔用于捆扎木柄，加强使用力，作为工具和武器使用。因为“戉”是中原的夏商人对当时居住在东南地区族人的称呼，他们以使用“扁平穿孔石斧”著称。早在良渚文化阶段，这种特殊器物可能已从生产工具分离出来，已专门作为战争的武器或象征武器的礼器，在越人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所以夏商人才以“戊”来称呼这地区的族人。后来“戉”演化为“越”，遂成为古代南方族人的一个普遍称呼。越，古字为戉。至于“戊”如何转化为“越”，为何要加上走字旁，是否仅是“文字之辗转假借”，或是因戉、越读音相同而通用，把族名和器物名区分开，抑是还有其他更合乎道理的解释，这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